曾国藩典衣买书

大清名臣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内的藏书多达30多万卷,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在这30余万卷藏书中,一部叫《二十三史》的书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它是曾国藩进京考试返乡途中典衣买回的。道光十四年(1834年)八月,曾国藩参加湖南乡试,一举及第,成了举人。次年,曾国藩参加会试,不幸落第,便寓居京师的长沙郡馆读书,想来年参加“恩科”殿试。次年,曾国藩参加了“恩科”殿试,然而,又名落孙山。他只好离开京城,于是决定沿大运河南下,绕道扬州、金陵,再回湖南老家。曾国藩举债赴考,身上盘缠所剩无几。在经过江苏睢宁县时,得知同乡易作梅前辈…     

厦門大学历史系教师討論李秀成的評价問題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师热烈参加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在八月下旬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举办的李秀成及其《自述》评价问题的讨论会上,随后又在九月下旬系内举行的多次讨论会上,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争论。在八月下旬的讨论会上,有一些教师同意罗尔纲同志的意见,认为李秀成写《自述》     

《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补述

荣孟源先生在《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下称《考略》)一文中,从七个方面论证《书供》原稿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将其删改后派人重抄的“冒牌货”。我也写过《李秀成<书洪>原稿考辨》一文和他商榷。惟因篇幅所限,拙作对该文所说的《刻本》采用〔〕号的看法未加论列。现就这个问题补述如下。 《考略》第六节的末段说:“曾国藩制造了这个《稿本》,冒充李秀成的真迹,其大段删节之处,在《刻本》末尾加以说明,其个别改动字句,也用〔〕号标明。《刻本》中共有〔〕号十六个,在正文中十三个。如《稿本》‘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一句,曾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刻本》作‘〔遂〕被[曾帅追兵]拿获’,借以表示曾国藩‘正大光明’,从而也就掩饰了他篡改李秀成真迹的大罪行。”《考略》第七节还说,《刻本》〔〕号中的字,“是曾国藩派人抄录此《稿本》时加的。” 《考略》是把《刻本》所用的〔〕号(主要是正文中十三个)当作曾国藩为了“掩饰”其“篡改李秀成真迹”的罪行而制造的假相看待,但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据我考察,《刻本》正文用的十三个〔〕号都是各有其原因和作用的,它们与篡改真迹并无关联。原因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种     

李秀成和辛亥革命

本世纪初期,我国若干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曾多借用太平天国故事来鼓吹反清舆论,其中宣传天国人物最为显著的,一个是翼王石达开,另一个就是李秀成了。李秀成是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1859年10月,他受封为忠王,不久赐称六千岁,几年后又荣任真忠军师,成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的柱石。1864年7月天京(南京)失陷,李秀成被俘遇害,他在囚笼里写的自述记录了很多太平天国信史,是几千年来农民将领得以传世的唯一亲笔手迹,自述也记录了李秀成复杂错综的心理活动,千古功罪,也为后来者提供了诸多评论。     

关于富厚堂陈列布展的思考

一 关于富厚堂的定位问题 富厚堂是曾国藩于同治四年(1865年)亲自选定拟作的终老林泉之所.其中的思云馆又是其咸丰八年(1858年)在家亲自营建的,特别是其子曾纪泽于同治五年十一月率全眷自金陵返回富托新庄,其夫人欧阳氏及其以下五代子孙,曾多年居住于此.毅勇侯第既是侯府,又是相府,所谓“文武双全”.自2006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来,富厚堂首先属于“人文景观”系列.然而富厚堂内有山有水,古木参天,楼阁相映,它又是一座典型的私家园林式建筑,故又可称作山水的“园林景观”系列.由此,富厚堂的陈列布展,在形式上就有了双重性.     

曾国藩文献档案传播功能初探

对曾国藩的研究从单一的历史评价,到1995年召开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到2006年、2009年、2011年召开学术研讨会与举办曾国藩文化旅游节,在促进曾国藩故居富厚堂的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曾国藩文献档案是曾国藩研究中最为基本的构成要素。本文从信息传播学的角度,探讨文献档案这一重要信息的传播途径,以及在传播过程中的功能,以资文献档案保护与利用。     

张灵甫与富厚堂

1943年春,在经历了一个严冬的酷冷之后,连年的战乱让这个偏安一隅,昔日光鲜的乡间侯府——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的老宅富厚堂也显得陈旧发暗,如一头暮年的雄狮疲惫不堪,却余威仍在。     

与荣孟源先生讨论《李秀成供》问题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一辑发表了荣孟源先生的《曾同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下简称《考略》)一文以后,我曾写了一篇题为《就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一文与荣孟源同志商榷》的文章,参加同年五月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以后又将文字压缩,并把题目改为《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下简称《考辨》),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书供》是李秀成自己的说法,即清方所谓《李秀成供》。因有真伪之辨,荣文称它为《稿本》,本文称《原稿》。     

评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

十多年前,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简称《评李秀成》),把李秀成一棍子打成叛徒.对于这样的评价,人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在当时情况下,学术界焉有置喙余地,只能作金人之缄口.今天,我们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给李秀成以应有的评价.     

试评罗尔纲先生对《李秀成自述》真伪的鉴定

罗尔纲先生通过锲而不舍的钻研,分别从笔迹、内容方面鉴定出《李秀成自述》确是忠王李秀成的亲笔真迹,这是罗先生重要的学术贡献。但是,罗先生定《谕李昭寿书》为忠王亲笔,并以此为标准来鉴定《李秀成自述》是否也为忠王亲笔,则需要进一步推敲。     

曾国藩与曾门四弟子关系之论析

张裕钊因会试得主考官曾国藩赞赏而结成师生之谊,成为"军中秘书".张作文作诗皆受曾影响.吴汝纶也因科举而得曾国藩赏识,留用曾府,起草奏疏,影响最大.科场不利的黎庶昌得曾国藩提拔,"教以作文之法",成为桐城派一流作家.薛福成因<上曾侯相书>而得曾氏重用.薛文介绍西方风土人情,开拓了桐城派散文新境界,堪称现代散文之先声.     

太平玉玺读解

太平玉玺在上个世纪众说纷纭,成为太平军研究的歌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它并非曾国藩部下冒功造假。李秀成供词说在长沙时所造不可信,而是制作于公元1850年4月5日之前。应读为:一个玺名———太平玉玺;十句玺文———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天王洪日/主王舆笃/救世幼主/真王贵福/八位万岁/永锡天禄/永定乾坤/恩和辑睦。“主王舆笃”是说天王宝座巩固长久。“八位万岁”是指天王、幼主、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洪大全。     

王昌龄诗学几个问题新析

王昌龄论文学"南北宗",以北宗指北方汉魏风骨,以南宗指南朝文风,实际承继了魏征、李延寿等关于南北文风不同的说法。王昌龄论"意"提出很多重要思想,他所论之"意",有着丰富的内涵,既指诗中主旨,又指作品主旨体现出的思想境界,还指构思之意和感兴之意,指诗歌创造的丰厚意蕴。王昌龄"格高"说,是提出一个层次比较高的艺术审美境界。关于声律,王昌龄也提出很多看法。王昌龄论格律调,提出一种理想的审美境界,是一个完整的思想。     

李百药、杨师道诗论

贞观诗人在文学史上是一个不应被忽略的生动存在,文章在贞观诗人中选了李百药、杨师道来分析,细读他们的诗歌。李百药是“名臣之子”、“四海名流”,作诗“藻思沉郁”,尤长于五言诗;杨师道是皇亲,“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直书,有如宿构”。在政治上二人都曾得到太宗重用,同时他们又都是当时的重要诗人,在唐诗发展史上都起了不应忽视的作用,很有研究的必要。     

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兼论明代前期大同城的建设

明李贤《大同鼓楼记》收录于《四库全书》。从现存的大同鼓楼、李贤的生平、《大同鼓楼记》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及大同鼓楼的建筑年代等方面对明代大同鼓楼与《大同鼓楼记》作初步研究,认为现存的明代大同鼓楼,并非此前一些学者所说的建于明初洪武年间,而是建于明英宗天顺末年至明宪宗成化初年,即公元1463年至1466年之间。至于明代大同城的修筑,更是经历了明代前期多个朝代,历时近100年才得以最终完成的。     

从《致黎锦熙》六封信看毛泽东早年思想性格

从1915年至1920年,毛泽东给他在一师的老师黎锦熙写了六封信,表现了他们间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黎无微不至地关心毛泽东的生活和学习,毛亦时刻关心着黎的身体、学术和政治态度,相互间讨论了"德智体"、"大本大源"、"湖南自治"和"白话文"等问题。从中可看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毛泽东思想性格已基本形成,可窥见他成为国家领袖后的某些路线和作风中偶然的必然。     

《新安名族志》的编纂过程与版本

对于《新安名族志》的编纂过程 ,日本多贺秋五郎和郑力民都曾经作过探讨 ,但不少问题仍然模糊不清。经过对各版本和相关资料的分析 ,本文认为 ,该书的编纂过程为 :元代陈栎曾经有过一个未予“梓布”的《新安大族志》 ,到明代中叶 ,郑佐和洪垣将其刊刻 ;叶本静、汪孟、戴廷明等人以 10年的时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采辑、编纂的工作 ,完成了《新安名族志》 ,于嘉靖二十九年刊刻 ;程尚宽认为这个本子还不够完善 ,又进行了“续补” ,增补了大量的内容。该书的版本 ,据调查有 12种 ,分为 2册、4册和 8册装三种 ,4册本和 8册本是程尚宽“续补”后的刊本 ,2册本大多则是戴廷明等人编纂的本子 ,但几种本子都有增删的情况。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重建君主权力的努力

天京事变后,试图重建君主权力的洪秀全,虽然在李秀成等的帮助下建立起一个运行效果良好的、以掌率会议嫁接五军主将集体为内容的权力结构,但他仍然煞费苦心地构建以他的宗族为核心的上帝家庭,使之凌驾于本来行之有效的权力结构之上,试图以此支配以李秀成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洪秀全狭窄的气量促使他始终把目光局限在个人权力的张扬这一有限目标上。为了这个有限目标的实现,他忽略了维护体制内各要素动态平衡的重要性。     

论曾国藩的韩文批评

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     

盛唐英灵交往之遗踪——由《刘复墓志》看以王昌龄为中心的天宝丹阳诗人群

新近公布的《刘复墓志》的主体部分为刘复自撰,不仅完整介绍了刘复生平,而且述及他在天宝年间与王昌龄、李白交往之事,据此我们可以完整地认识刘复其人其诗。墓志中关于刘复早年生活的介绍不仅可让人了解到天宝学子的修业方式,而且还可对天宝年间以江宁为中心的江南诗坛有更真切的了解。这为解决天宝文学中几个悬案,如王昌龄被贬龙标时间、王昌龄在江宁主持雅集及授学之事,也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此可对著名的《琉璃堂诗客图》做出新的解释。借助这方墓志,我们可对盛唐时期京城之外的诗学活动有更具体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