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的功能及局限--以法释[2004]1号第3条为研究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 1号)第3条将著作权法第32条第2款规定的法定许可使用的适用范围扩大于网络环境之下.法定许可属于对著作权的一种限制,应作严格解释,不宜随意扩大其适用范围,否则将对权利人造成过多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的该项司法解释超出了司法解释的功能范畴,无法证成其正当性和合理性.     

美国版权法中法定许可制度的审视——兼论我国《著作权法》相关条款的修订

音乐作品的法定许可制度是我国当下《著作权法》修订过程中颇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主要涉及对音乐作品版权人的权利限制和法定费率的规定两个核心因素。作为这一制度的发源国,美国于1909年颁布《版权法》115条,确立法定许可制度,既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也包含了版权法的普世精神。借鉴美国法定许可制度百年来的改革历程,我国《著作权法》应该深入探讨法定许可制度建立的可行性,不宜因社会公众的一些误读而简单拒绝。     

论期刊社与作者的权利冲突——对著作权法第33条、第34条的反思

我国著作权法第33条、第34条把期刊社的权利确定为两项,其一为审稿权,其二为修改权。在实践中,这两项权利通常表现为期刊社的审稿权与作者发表权的冲突、期刊社修改权与作者许可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性权的冲突、期刊社声明的专有出版与作者法定的转载、摘编权之冲突。第33条、第34条在平衡这些冲突时有所偏颇或界限模糊,容易引起争议。     

论作品的法定许可使用

阐述和分析了作品法定许可使用的一般法律性质、法定许可使用的范围和条件以及法定许可使用与合理使用的关系 ,以划清作品法定许可使用与合理使用的界限     

中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比较研究

著作权客体属于准公共产品,法定许可是为了促进"物尽其用"而将部分作者权利交由适格者行使.美国法定许可制度以反垄断、市场定价和保护公众知情权为原则.在作者权利保护上,主要有表明其身份、保护作品完整、广告插播和收取许可费的权利.被许可人的权利则主要为实施权和因实施而产生的相关著作权.双方都有在实体和程序上配合对方实现权利并进行取证的义务,对违反义务的行为原则上承担过错责任.在许可费及其相关条款的确定上,采取协议优先原则;难以达成时,由行政裁决和司法诉讼依照市场价格作出决定.中国在系统性的法定许可制度方面可以吸收美国经验,但其"默示许可"方式有一定长处,可以有条件地予以保留.     

析我国新《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限制

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是对著作权限制的两项重要制度。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在赋予著作权人广泛权利的同时,也对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作了较大调整。修订后的合理使用制度,缩小了合理使用的范围,与国际公约基本相协调;网络媒体享有了合理使用;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也得到了保留。调整后的法定许可使用制度,取消了表演者、录音制作者的法定许可,增加了教科书编写的法定许可使用,也将广播组织原有的免费使用情形变更为法定许可使用。从总体上讲,权利限制的调整,提高了本国作品著作权人的保护水平。     

标准必要专利规制问题的法理思考及建议——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

标准必要专利涉及的信息披露、禁令、许可费等是学术界、产业界面临的重大难题.2015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在第85条作出了规定,引发学术界、产业界对标准必要专利规制问题的热烈探讨.本文认为,从法律制修订应坚持的立场看,专利法制在规制标准必要专利时应密切关照法律客体的属性及其变化,以本法律的宗旨及主要任务为边界,并兼顾已有的立法、司法探索.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上,应把市场认可作为界定标准必要专利的重要视角,注重专利信息披露的实效及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均衡,以有节制的方式限制专利权人的禁令请求权,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确定许可费,并对《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85条提出了修订建议.     

传播录音制品获酬权条款研究

修改后的《著作权法》第45条为录音制作者规定的"传播录音制品获酬权"并不属于法定许可机制下的获酬权.第45条中的"有线或者无线公开传播"是指通过广播、有线电缆或互联网等媒介将录音制品的内容向不在现场的公众传输,但不包括交互式传播,因为对于交互式传播,录音制作者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这项专有权利,与第45条无关.第45条中的...     

著作权法定许可使用费制度的完善

著作权法定许可使用费制度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中国法律法规对著作权法定许可使用费制度规定的不明确状态,从实际运用的角度对整个法定许可使用费制度进行了剖析,分别在使用费的收转机构、收取标准、支付期限、法律责任四个方面上提出了相应建议。     

论网络版权中的法定许可

对于网络版权的权利限制,学界的论述较多地集中于合理使用情形,而对法定许可的关注较少。应该说,在网络版权制度中确立法定许可规则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不可盲目扩大法定许可的范围。对于网络远程教育中编制使用的教科书课件,应建立适当的法定许可制度;对于网络中普遍存在的作品转载摘编行为,应尽量排除法定许可;对于公益性图书馆等公益机构,要防止其利用法定许可制度谋取公共利益以外的私利。     

期刊出版社的权利及其冲突——对著作权法第33条和第34条的反思

我国著作权法第33、34条对期刊出版社的权利确定为两项,其一为审稿权,其二为修改权。在实践中,这两项权利通常表现为期刊社的审稿权与作者发表权的冲突、期刊社修改权与作者许可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性权的冲突,以及期刊出版社声明的专有出版与作者法定的转载、摘编权之冲突。第33、34条在平衡这些冲突时有所偏颇或界限模糊,容易引起争议。     

专利法定许可制度之正当性探析

法定许可制度原为著作权法所特有的许可制度,但目前在专利法中也隐约可见其身影,正是相近的法理基础和现实需要呼唤专利法亦引入法定许可制度。利益平衡原则作为专利法的基本原则,理应成为专利法定许可制度的理论支撑;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专利成果利用率则是专利法定许可制度确立的现实需求。     

论限制解雇原则下的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平衡

我国的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对于解雇保护采取法定事由说,而劳动部此前的执法解释又压缩了＂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语义空间,这就使得劳动法中的倾斜保护思想偏向于极端,对用人单位过于苛刻。同时第四十八条对违法解雇情况下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权利做了较为刚性的保护,使得劳动合同单方解除制度进一步失衡。长期看应当建立一套以＂正当事由说＂为基础的解雇限制制度;短期则可以通过加强司法解释以及赋予司法部门更多自由裁量权的方式消除立法不科学的消极后果。     

版权限制理论视野下法定许可的法理分析

数字时代著作权人权利扩张不可避免,著作权限制制度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限制金字塔"和"里基森光谱"学说虽然从不同角度指明了行为人在处理著作权相关事宜时的行为界限,但未免太过笼统,忽略了法定许可在著作权限制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从完善著作权限制制度相关理论的立场出发,应认真思考著作权法定许可在合理使用、授权许可和侵权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得出法定许可是著作权限制制度中的一种特殊安排,是著作权人与作品使用者达成的一种理性妥协。     

“准新闻业者”阅读缺失的原因及对策

阅读量和新闻能力存在正比关系,许多新闻业者新闻能力不强,尤其是一些非新闻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准新闻业者＂）在新闻工作从业实践中难以适应,原因是其阅读量不够,这与其多年来所受教育的内容、知识结构、社会影响等多种因素有必然的关系。正确认识＂准新闻业者＂法定学历和新闻能力不相称的真正原因,采取相应举措,增强阅读能力,扩大知识面以及改革现有的教育方式,以法治教。     

试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权利限制制度

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权利限制制度包括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两种制度.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及该制度的合理性,法定许可制度的特点、正当性以及我国法定许可使用制度的不足.     

歌曲翻唱行为的著作权法透视——以“李代沫翻唱事件”为例

翻唱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著作权私权利与公众资源获得权的冲突.现有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难以均衡著作权人、表演者和公众利益.著作权法应该在保留原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基础上删除但书规定,扩张表演者的法定许可使用权,以达到著作权人、公众、表演者等主体利益的平衡.     

《立法法》修改的宪法学分析

《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5条缺乏宪法依据,该条规定将造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方略之间的冲突,且和《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4条之间的逻辑关系混乱。《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第22条不是"根据宪法"制定出来的,其性质不能被视为对现行宪法第100条的修改或者拓展性解释。《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中没有涉及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方面的内容,也没有明确国务院发布的决定、命令相较于其他类型法律规范的位阶关系,应该将它们纳入其中。     

香港1990年旅馆业条例草案

《香港政府宪政报》1990年第51卷第132期载文介绍了香港1990年旅馆业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为酒店、宾馆及旅馆等设立一个发牌计划,由政务司根据有关条款以旅馆业监督身份施行。条例第2条界定旅馆。第3条使若干类旅馆免受条例管制。第5条禁止在未获发给豁免证明书或牌照的情况下经营旅馆。第6条对发出或撤销豁免证明书作出规定。第7条     

论动产用益物权——兼评我国《物权法》第117条之规定

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对他人动产利用的需求,动产用益物权相较于债权性的利用方式,能够为利用人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护机制。我国《物权法》第117条对动产用益物权的确认打破了＂用益物权只能以不动产为限＂的思想观念,是对我国物权理论的一次革新。但由于《物权法》没有规定动产用益物权的具体类型,导致了第117条与第5条法律适用上的冲突。而调整两者关系的途径仍应取决于我国物权法是要改采宽松的物权法定,还是坚持严格的物权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