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逃禅”与明清之际岭南政治生态的变动

“遗民逃禅”是明清之际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本文通过对屈大均逃禅前后“历史图像”的勾勒，试揭示明清鼎革之际岭南遗民逃禅特点以及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关系。本文研究认为：岭南遗民逃禅呈现出以下特点：一、岭南遗民“逃禅”与政治生态变动密切相关；二：岭南“逃禅”者多有心理上的矛盾，行为上的“悖逆”；三：岭南政治生态的多元化是岭南既开放又封闭文化特质的凸显。岭南在明清之际先后经历南明政权统治，南明与清政权的争夺，以及“三藩”时期，政治生态明显并于它地，且更替频繁、反复，所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生态，是造成以上特点的重要原因。     

从《韩非子》析伯夷形象

作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战国时期的韩非对伯夷形象也进行过论述.但相比于孔子、孟子以及《庄子》一书的论述,韩非对伯夷的评价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方面,韩非对伯夷的评价具有鲜明的法家学派特征,认为伯夷为“无益之臣”,因此应当“少而去”.另一方面,从一系列的对比和举例中,如“伯夷不失是,而盗跖不为非”、“使伯夷与盗跖俱辱”、“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又可以隐约地感受到韩非对伯夷的认可.因此,不难看出韩非对伯夷的评价是深刻而又复杂的.     

(后)遗民地理书写:填词图、校词图及其题咏

遗民书写的论式往往是空间地理想象的政治学,“遗民地理的政治学”内涵即现实意义上的“生活在别处”、精神意义上的“想象在他乡”.世变后的图籍与诗词等文字书写是诗人在遍历沧桑后留作警幻的我执,也是遗民情债的文化补偿与遗民我执的他者见证.《迦陵填词图》及其题咏见证了明之遗民的文字书写与行为书写,即大汕与陈其年的进退出处,表现出遗民地理的政治学意义.如果说清初《迦陵填词图》及其题咏彰显了清词的复兴,民初《疆邨校词图》及其题咏则不仅可视为清词的终结,且暗示了一代文化遗民生活在别处的“想象之乡愁”.后遗民时代的清之遗民沈曾植揭橥了遗民地理的政治学意义,王国维则进一步阐发了遗民地理的文化意义,从遗民地理学到遗民文化学,提炼出了一种关于“文化遗民”的乡愁理论.后遗民地理学的吊诡之处即在于,现实恶托邦的种种不足,想象鸟托邦的不能致达,都在既存在而又不可见但又可以作为自我补偿的“无地”——完美而有礼有序的文字异托邦中得到补偿.     

南宋遗民词审美特征探微

从南宋遗民词的文本出发,对南宋遗民词人的审美取向和艺术创造,即清空、沉郁的审美特质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清空,主要表现为对白石的推崇追慕,这和南宋遗民词人的隐居生活密切相关,和他们的隐居不仕的文化心理相契合,是词人在潜身草野、怡情山水的生活中为了求得对不可忍受现实痛苦的一种暂时性精神超脱相一致的审美选择。沉郁,是指南宋遗民词感情的深沉郁勃,遗民词人身虽隐居,但终生都没有忘怀故国、故家,失意和苦闷增加了情感的浓度和思想的深度,使其词在情绪的深沉和感情的力度上,都呈现出深沉郁勃的面貌。     

澹归《列朝诗集传序》发微

澹归的《列朝诗集传序》，无论对于研究澹归本人，还是对于研究钱谦益，都是一篇重要文献，其中一些观点，如“析青田为二人，一以为元之遗民，一以为明之功臣，则凡为功臣者皆不害为遗民”等，震古铄金；提出的一些问题，如“虞山其为今之后死者宽假欤？为今之后起者兴起欤？”等，颇多待发之覆，遗民心态，则是其中的重点。     

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

中国诗歌史上反对“温柔敦厚”诗教的言论不多,明清易代之际却出现了突破情感规范的“至情”思潮,遗民僧在其中最为激进。他们要求诗歌有强大的感情力量,既与儒者遗民不同,更与传统僧诗大异。究其原因,遗民僧以入世济众为宏愿,将人世悲欢视为证道之具,将强烈的情感体验视为度化众生的必经之途。曹洞宗觉浪道盛一派甚至肯定极端感情,视“怨怒”之诗为天地生机。他们将“怨怒”与禅宗“疑情”联系,要求冲破精神困境的猛烈能量。遗民僧试图通过释放个体能量激活社会生机,突破古典文学的秩序想象,可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情论的巅峰。     

伯夷“义不食周粟”原因探析

文章以析史解难的方法，再现殷周时代的剧变，分析伯夷“义不食周粟”故事背后隐藏的政治、伦理、宗教等深层原因。并指出伯夷“义不食周粟”与武王伐纣同样值得肯定。由此可见，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迥异的结论。     

清遗民研究的理论思考简

清遗民是有着复兴清朝,反对民国政体的政治立场以及恢复与赓续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的文化观的群体,是道统与政统的双重维护者,在近代化中,这一群体并未从传统之“士”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对清遗民群体进行类型划分,既是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研究思路的体现。将清遗民作地域分类,可以看到他们政治文化选择的歧异。“租界遗民”的出现,则反应了遗民的时代性特征。“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分类,有助于分析“政统”与“道统”对遗民观念、行为的不同作用以及遗民个体思想演化的复杂性。就历史评价而论,“清遗民”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近代社会“变”与“不变”的画卷中“不变”的一幕,也是历史发展中“反复”与“羼杂”的表现。对于这样的“反复”与“羼杂”的现象,应当通过“阶段论”、“类型论”、“内外因论”的多重评价标准来看待,以求对清遗民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论《飘》中卫希礼的“中国式”遗民情结

《飘》是美国的一部场面宏大的描写南北战争的经典小说，卫希礼是这部名著中的主人公之一，他温文尔雅，多愁善感，具有“诗人”的特质，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到，卫希礼和中国遗民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生不逢时的悲剧命运；誓死守卫家园的忠贞品质；永远生活在旧梦中的生存状态。所不同的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道德评价体系不同，美国的卫希礼被塑造成了虽然温柔敏感，但是懦弱无能的形象，而中国的遗民，无一不是道德高尚、不食人间烟火的“硬汉”。     

论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地位

论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地位王远新一、“民族语言学”释义在中国大陆，“民族语言学”这一术语，严格说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１９５０年）开始出现并流行起来的。它有特定的含义：既不指人类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民族学派语弃学”（ｅｔｈｎ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从《论语》析伯夷形象

《论语》中的伯夷形象是较为清晰的,孔子在《论语》中给予了伯夷"仁"的评价,这从"求仁得仁"中即可看出。而在孔子看来,伯夷之"仁"则包含有三个重要内容,即"让"、"义"、"忠"。伯夷之"让"是伯夷之"仁"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伯夷之"义"则是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因此不仅可以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之"仁"的重要内涵,也可将伯夷之"义"视为伯夷以"仁"为目的的"行义"。而伯夷之"忠"则是伯夷之"仁"的内在动力。除此之外,伯夷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杀身成仁的精神,也是伯夷之"仁"内涵的一部分。     

易堂九子与皖中遗民之交游及其文化意蕴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总其生平之志，除著述、授徒之外，广交天下友也是他们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皖中诸遗民即是其遗民朋友中的至交。由于特殊的身份及时代背景，易堂九子与皖中遗民之交游有着丰富的历史蕴涵，除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外，更重要的则是以“交游造士”作为救世方式之一，是其经世理念的体现，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历史文化中具有典范意义。     

傅山的个性与其诗歌的主题取向

明末清初遗民诗人傅山出身于士大夫之家，与顾炎武、申涵光等人以诗酒唱和，以气节砥砺，“性任侠”，笃朋友。受李贽思想影响，主张儒、释、道三教同一；诗歌创作“不事炉锤，纯任天机”。但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中，入世思想依然居主导地位。其“著作甚富，多残缺不全”，今存诗７６２首。矛盾的心态、亡国后忠与孝的内心斗争、虽生犹死的遗民心理决定了其诗作以下四个方面的主题取向：一、家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二、惟歌生民病；三、亲情与友情；四、物中志与景中情     

论南宋遗民词人对江湖士风的突破及其意义

南宋遗民词人虽然承袭南宋时代的“道人”、“雅士”风度，但他们的人格精神在如下两个方面却有所突破和发展：一是他们在行为方式上优游湖山，寄情山水，在人生态度上追求独善其身，追求并实践着自由独立的隐逸人格精神，崇拜“野云孤飞、去留无迹”、飘逸清空的风度；另一方面则是南宋遗民词人在创作的隐逸人格形象中包含了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探索，具有反思色彩。     

解“指”新探

解“指”新探刘恒健公孙龙子的《指物论》历来被看作一篇扑朔迷离，玄奥难解的文章。为此，庞朴先生曾经不无感慨他说：“《公孙龙子》是诸子书中最难读的一本，而《指物论》又是《公孙龙子》中最难读的一篇。”①张岱年先生也认为在《公孙龙子》诸篇之中，《指物论》“讹...     

历史教育园地的奇葩──《历史课堂教学艺术》读后

历史教育园地的奇葩──《历史课堂教学艺术》读后梁励教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也是一门艺术。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名著《大教学论》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教学论是指教学的艺术。”前苏联现代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积多年教学理论研究和教育改革实践得出结论：“教...     

“故国”意象·寓言·女性关照——论清初遗民戏曲的书写策略

在清初特定时代语境中，遗民曲家们为了传达其复杂而幽微的文化心态，往往在戏曲创作中采用虚拟“故国”意象、寓言和女性关照等书写策略。“故国”意象是政治伦理在清初遗民曲家心中的自觉内化，寓言旨在张扬他们作为遗民的个性价值，而女性关照则凸显他们“赏才”和“伤才”相交织的复杂、矛盾心态。这是清初特定时代思潮在遗民戏曲中的多层面折射，从而使其戏曲创作展现出不同于元明戏曲的独特文学风貌，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于人的社会化及大学生社会化研究的四点理论偏失与纠正

目前国内关于人的社会化的研究中，存在着四点理论偏失，即关于人的社会化概念的“过程论”、“一目的论”的非严谨的定义；关于社会化主体的“双主体论”、“模糊主体论”的浅层的狭隘的主体视域；关于大学生社会化差距成因的唯“学校成因论”、唯“大学生自身成因论”的错误归因：关于大学生社会化程度的“过度社会化论”、“非完全社会化论”的不适当的概念指称。对此四点理论偏失，必须予以纠正。     

历史隐喻中的生命探求——生死之议与明遗民的生存抉择

在清初明遗民这一特殊群体中，“生”与“死”成为他们的核心话题之一。面对异族的新政权，死者长已矣，而生者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生命压力：在“出”与“隐”的抉择面前，如何才能做到“不苟活”，显然是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于是，一方面要以桀骜的姿态守护他们最后的一片精神家园——气节，另一方面又要不忘世事，积极实现他们的经世理想，在这样的生存悖论中，明遗民以其特有的思路探寻着牛的意义。     

伯夷不值得歌颂

伯夷是商朝末年殷王朝封国孤竹国君的儿子。周武王伐殷（时王为纣）后,与其弟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对他们的行为孔子给予很高评价：说伯夷是＂求仁而得仁＂的＂古之贤人＂,是一个即使被遗逸以后也＂不动摇自己意志,不辱没自己身份＂的人。又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意思是说,他们不记旧怨旧恨（这一点,司马迁为其立传时即已提出置疑）,所以怨恨他们的人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