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意识指导下的汉英旅游翻译原则

旅游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跨文化交际意识在旅游翻译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跨文化交际意识的角度分析了中英旅游文本中的特点和差异,提出了汉英旅游翻译的原则,认为提升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是保证旅游翻译质量,顺利实现旅游这一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关键所在。     

蔡元培翻译观的认识论诠释

本文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对蔡元培在《国文学讲义.叙言》中隐含的“译即易”的译学观点进行了诠释。认为翻译过程就是译者主体对于文本客体的认识活动,在这一认识过程中,译者主体的认知结构、价值观念、情感等都对翻译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即不同的译本。但译者主体作用的发挥最终还是要受到文本这个客体和原文本作者这另一主体的制约。文本内容,即原作者的思想仍旧是无法改变的。     

译者的主体性

传统的翻译理论着眼于将原文看作“绝对标准”,主张译者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控制,使译文忠实原文。译者的身份因此被定位为“仆人”。本文借用现代文论的观点讨论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行为,认为无论在理解还是表达阶段,译者的主观能动参与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在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主体性应受到重视。     

浅析《红楼梦》诗词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意识

译者的主体意识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创造意识和审美意识。这种主体意识的存在与否、强与弱,直接影响着整个翻译过程,并影响着翻译的最终结果。为此,以杨译及霍译《红楼梦》中诗词翻译作为研究对象,从译者主体意识发挥的主客观方面表现出发,可看出译者的主体性必然地体现和贯穿于翻译过程中,而译者的翻译目的、文化取向则影响和决定了译者的主体性。     

论意识形态与译者的关系——以梁启超译介拜伦为例

通过考察梁启超对拜伦的译介,作者强调翻译是典型的政治行为.在这种政治行为中,译者的自主意识观念而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支配译者的翻译活动,译者个人的主体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本例,作者认为后殖民翻译的意识形态理论的解释力还不够,有待完善.     

翻译不确定性的认知理据

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在译者感知体验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译者的识解方式在翻译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产生翻译不确定性的主要理据。识解方式主要包括详略度、背景知识、视角和突显。详略程度的高低、背景知识的差异、视角的差异和突显焦点不同，译者对原文的识解会产生一定的差异，从而导致了翻译的不确定性。     

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翻译改写论对比

传统的翻译活动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认为翻译要忠实于原文。本文从翻译的改写观出发,将勒菲弗尔和德里达的改写理论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勒菲弗尔和德里达分别从文化转换和解构主义视角提出了翻译的改写观,二者的观点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别：勒菲弗尔将翻译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认为翻译即改写,受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支配;而德里达认为翻译即＂异延＂,任何文本没有确定性和单义性,任何翻译都是一种播撒、增补、嫁接和改写。     

微观翻译语境中的顺应机制

应用顺应论、阐释学的相关观点研究译者在微观翻译语境中的翻译操作机制,认为微观翻译语境的潜在构成要素丰富多样;译者顺应微现翻译语境因素的过程符合选择性注意规律;影响译者注意力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因素随具体情境而变,具有动态性;语境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决定着译者的选择.     

英汉互译中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必须要依附于某种特定的文化而存在;翻译是一种语言交流活动,在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同时,更是在传递承载这种语言的文化。在英汉互译的过程中,译者对于文化的理解会直接影响最终的翻译效果,也会影响到读者是否能构建客观的、正确的对原作的认知结构,所以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跨文化交际意识就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论译者的风格意识

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家的风格是可译的, 为了得到最佳的译文效果,译者必须具有强烈的风格意识.文章分析了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翻译观点、目的以及采用的翻译手段对其译文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并且指出虽然受到原文的限制,译者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符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并以原文风格为基础,追求与之相适应的译文.     

从三个《红楼梦》全译本中鸳鸯性格的处理看译者主体性

翻译是语言的诠释和重构,语言重构必然导致原文信息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由于不同语言自身特点所致,又与译者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及翻译时代紧密相关.尽管传统翻译理论忽视译者的作用,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不管在整部译作中还是单独的人物性格处理上,译者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杨宪益、霍克斯、邦斯尔三人的《红楼梦》英文全译本中丫鬟鸳鸯的不同性格进行研究,揭示了译者个体在翻译实践中能动性的发挥对译本生成的影响.     

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角色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一直得不到承认。本文从译者作为读者和媒介者两方面阐述在翻译过程中,译作不是对原作进行"模仿",译者也不仅仅进行语言的转换,而且是原作和译作的媒介,是不同文化的传递者。     

论口译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于口译者来说,除了翻译语言表层的信息外,更要翻译语言深层次的文化涵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口译者的跨文化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文化因素的考虑与否决定着翻译的准确性及翻译质量,而跨文化意识的有无或程度强弱也成为衡量一名优秀的口译者的重要准绳。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译者的主体性

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处于＂忠实＂与＂背叛＂的两难境地,译者主体性被长期遮蔽与边缘化,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为翻译理论开辟了新视角,翻译的主体性问题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翻译实现了由对文本的关注到对译者的关注的转折。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旅游文本英译研究——以湘西世界地质公园为例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以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对译文进行三维转换,能帮助产生最佳译文。依据湘西州旅游文本英译的翻译生态环境,基于湘西州旅游文本英译实践材料,从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入手,显化生态翻译学理论在旅游文本英译实践中的应用,重点研究三维转换理论对旅游文本英译实践的具体指导作用,提出在旅游文本英译实践中发挥译者主体性、夯实双语知识、关注译文受众等策略可有效提升译文质量。     

翻译生态学与翻译伦理学对译者定位之比较研究

翻译生态学和翻译伦理学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这使得两种理论在对译者定位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体现在两种理论论述的都是职业译者,都认为译者受翻译环境的制约,都认为译者处于翻译活动的中心,译文是译者权衡选择的产物。不同之处体现在两种理论从不同视角论述职业译者,此外,在译者受翻译环境制约的程度、译者与翻译"诸者"的关系以及译文的产出方式上两种理论也持不同的观点。     

朱生豪之译者生态研究

朱生豪是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朱生豪译本在中国莎学史、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
工程。本文以译者生态理论（对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之所以被称为翻译家的动态研究和静态描述相结合的理论）为
视角,深入追溯朱生豪的生平,从译者生成论、译者角色论、译者翻译论和译者接受论四方面探讨朱生豪的翻译活动,
既研究了其自幼天资聪颖、受过良好教育和兴趣爱好广泛、热爱莎剧、翻译态度严谨认真等个性特点,也探讨了其在事
关中华民族文化尊严的特定社会环境（抗日战争时期）下翻译莎剧行为的深刻社会背景。朱生豪的翻译生涯表明,翻
译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个人事业,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由译者自身、社会及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以及译
文读者、观众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张爱玲自译作品中的变译现象——以《桂花蒸阿小悲秋》为例

自译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涉及到了翻译者和创作者的身份重叠。自译者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和创作空间,自译作品是译者创作生命的循环。基于接受美学理论中的读者接受论,张爱玲在自译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有意识地选择翻译策略,产生了大量的变译现象,译文虽不完全忠实原文,但顺应了目的语读者的交际需要。     

彼得·纽马克交际翻译观在景点门票英译中的应用——以西藏景点门票为例

门票是对景点的简要介绍,文字简洁,通俗易懂,设计讲究,旨在吸引潜在游客,其信息功能与呼唤功能并重。纽马克的交际翻译观作为应用译论的代表之一,赋予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更多的自由,这对门票英译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以西藏景点门票英译为例说明交际翻译观在门票英译中的应用：译者在翻译门票时应以实现门票的信息功能为前提,以实现其呼唤功能为根本,着重考虑目标语读者的需要,可以对原文内容和语言结构作出适当调整以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发挥译者的主体性,促进西藏文化的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