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宗教观的泛神论倾向

洪仁玕与洪秀全一样,最初是通过梁发的《劝世良言》接触到“耶火华”这一词的,它被奉为独一真神,而这一真神主要是用“神天上帝”这个词来表达的。洪仁玕和太平天国在接受这一概念后,与中国古籍中的“皇矣上帝”、“惟上帝不常”等词意紧密结合起来,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心里及神学观念加以改造。特别是他在阐述上帝创世的时候,对于上帝的“自有者”解释,表现出了泛神论的倾向,并赋予了一些非神性的解释,但就其本质仍属于唯心主义神学体系。他之所以这样作,是有其深刻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原因的。     

德国近代泛神论繁荣的精神缘由——以埃克哈特与斯宾诺莎为中心

近代德国一直流传着泛神论思潮,以至泛神论成为近代德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精神生活的层面说,德国成为近代泛神论繁荣的沃土,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德国人浓重的理性与灵性情结。德国人是从事哲学理论的民族,也是注重灵性即内心生活并对此有着强烈执著与追求的民族。二是德国近代哲学的产生与源自埃克哈特的神秘论—泛神论及新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三是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影响。     

笛卡尔哲学中的“上帝”——理性的代言人

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者,近代唯理论学说的创始人,他使人们从中世纪宗教势力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虽然＂上帝＂这个被人们视为理性最大敌人的观念在他的哲学中大量存在,但他极力证明上帝存在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证明理性的伟大;作为真理的化身的上帝,不过是理性的代言人罢了。     

试析“泛神论”对郭沫若墨学态度的影响——从“扬墨”到“非墨”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界掀起的"扬墨"的研究热潮,让墨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成为了"显学"。而郭沫若却在这个时期抱有与大部分学者截然不同的、非墨的立场出现在这场思想风潮中。通过研究郭沫若1920—1923年的文学作品和思想研究成果,分析郭沫若对墨学态度由推崇转为批判,与"泛神论"思想有着直接且重要的联系。     

泛神论之争中的理性与信仰问题——以雅可比的理性批判为中心

"泛神论之争"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雅可比作为这场争论的发起者指出,以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通过反思性的理性演证来确定事物存在的根据,其结果将是与理性和自由的原则相背离的机械决定论和无神论,从而削弱道德、宗教和政治的根基;而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作为理性主义哲学的另一种表现,将知识和道德的根据最终归于思维或先验自我的内在性时,认识的内容、形式和认识对象本身都成了主体的一种构造,这势必会导致唯我论,最终不可避免地滑向虚无主义。因此,只能通过个体的信仰、直觉和情感,而不能依靠理性的反思和推论,才能通达上帝在他的启示的直接性中向我们揭示出来的绝对真理。     

复,见天地之心——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对西方哲学“上帝存在的证明”的超越

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上帝存在的证明。然而康德批判哲学表明,上帝存在不可能获得思辨理性的证明;而任何存在皆不能获得思辨理性的证明,如自我存在是自我对自我精神存在的信念。基于此种信念,中国古典哲学在人法地-天-道即天人合一意义上认为宇宙与自我具同一性,故自我精神存在本身就是对天道(上帝)存在的证明。精神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精神者的表现——自由运动。中国哲人在天地中洞察到自由的存在进而看到天心的律动——这便是对超循环运动中蕴含心灵的发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即超循环运动,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即宇宙心灵所在。而自然科学在企图确定性描述系统运动之不能中使我们领悟到结构复杂性的本质乃是超循环运动的超越性所在,即宇宙的精神性所在。     

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爱的观念

欧洲关于爱的哲学和观念经历了几次转向。在希腊时代, 爱的观念从狄奥尼索斯的身体之爱向苏格拉底的知识之爱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爱转变。17世纪,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爱的观念从世俗的激情之爱向对爱进行科学和理性的分析转变。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试图为爱建立科学的解释模式。笛卡尔认为, 爱是一种特定的生理过程, 是灵魂运动和身体运动的统一。他遵循情感动力学, 根据力的大小, 将爱划分为强烈的爱、一般的爱和不太强的爱三种类型。斯宾诺莎遵循情感几何学, 论证了爱基于关系而产生的可变性、多样性、内在性和非主体性。可以发现, 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爱的观念分别是对奥古斯丁的上帝之爱和薄伽丘式的爱的哲学的回应。

     

上帝是个黑女人——从《紫色》看艾丽丝·沃克的黑人妇女主义宗教观

并不是盲目地遵从或选择反叛基督教的艾丽丝.沃克,通过小说人物的成长历程,对基督教、对上帝作出了浓墨重彩的沃克式的图解和阐释,不但颠覆了传统基督教关于上帝是个白种男人的观念,也颠覆了黑男人面对黑女人时自我赋予的上帝地位,大声喊出:上帝就是我自己,上帝是个黑女人!这一特具解放意义的宗教观是《紫色》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斯宾诺莎的“神”学辨析

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或“神”学是其哲学体系的起点和根基,也是研究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一种新的观点认为,斯宾诺莎的实体或神概念与一神教的神概念是相互规定和相互诠释的,而且他从“神的目的是存在”推出了“每个人的存在是目的本身”。通过分析斯宾诺莎的著作和相关资料,我们看到虽然斯宾诺莎熟悉一神教,但是他的哲学中的实体或神不同于任何宗教的神,他并非通过规定实体去理解一神教的神,也不可能通过理解一神教的神去规定哲学中的实体概念。斯宾诺莎认为神没有目的,他不可能由神的目的推出每个人的目的。     

远离与追寻——人类发展的宗教之路

宗教之路是人的堕落之路,人因作恶而远离上帝,人因向善而追寻上帝。哲学之路是上升之路,人生而自由,人类的历史是从恶向善的历史,是追寻上帝的历史,是没有上帝而又要自由地悬设上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仅要让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善、恶共存,而且要让每个人获得现实而全面的自由,使每个人都成为上帝。     

本主庙:白族文化的博物馆

本主文化是白族最独特和最典型的文化 ,本主庙又是其核心和重要标志 ,它作为白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场 ,承载着白族各个时期的历史和文化。在白族本主庙里 ,白族固有的文化事项 ,均能凝聚和展示 ,本主庙是白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库和博物馆。     

佛教净土、基督教天国与非实在论宗教哲学

传统佛教和传统基督教都是持实在论立场的,但佛经和《圣经》中同时包含了非实在论的哲学思想.佛教的净土可以从非实在论的立场得到理解,而基督教的天国则可以在非实在论意义上得到解释.它们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存在,而只体现人的生命状态.这一理解和当代非实在论宗教哲学具有很多契合的地方,基于非实在论的净土观和天国观颇有相通之处,这为在佛教和基督教之间展开有效的对话提供了哲学基础.     

西方哲学视域中人与上帝的调适--兼论西方哲学发展的时代主题

在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人与上帝作为重要范畴,始终位居显赫位置,他们的调适与发展集中体现了西方哲学时代主题的演变。在希腊哲学中,人与神揉为一体共同完成了对自然的解说。在中世纪,人类主体性被上帝所取代,哲学的神学附庸性成为这一时期哲学的时代主题。到了近代,随着上帝观念的失落、人类主体地位的崛起,弘扬人的理性和创造力成为这一时代哲学发展的主题。19世纪末,尼采的“上帝之死”开创了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新时代,一个世纪后,福柯的“人之死”把人本主义哲学推向后现代的新阶段。     

从《德伯家的苔丝》看托马斯·哈代的宗教观

哈代的宗教思想经历了从信仰、怀疑到最终否定等几个阶段。社会的转型、科学的发展以及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都对哈代宗教思想的变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哈代抨击了基督教僵化的信条,表明了自己鲜明的宗教观。     

“上帝之死”与存在哲学之“焦虑”观

本文首先讨论了“上帝之死”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考察存在哲学的焦虑观,并分析走出“上帝之死”所造成的虚无主义之可能的路数。     

历史时期洪洞水神信仰问题初探

历史时期的洪洞、赵城两县,因霍泉之利、旱灾之扰而长期存在着水神信仰,承载者就是霍山脚下的霍泉水神庙——明应王庙,从唐代建庙以来,一直受到由官府到百姓的正式崇祀,发挥着祈求风调雨顺、维护水利秩序、实施有效社会控制等方面的功能。     

从文化批判看尼采的道德价值观

尼采敏锐地洞察到,注重“工具理性”的西方文化造成了人的异化,现代人丧失了原本属于人的本质的精神属性,导致了现代人精神的阴郁和“无家可归感”。他预见到了欧洲人所必然要经历的一场传统信仰大危机,从而提出了一个与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新的价值观——“超人”的价值观。尼采哲学开创了西方哲学对于意义和价值问题探讨的先河,然而,他的学说确实没有给正义留下位置。因此,澄清人们的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说,在历史和现实两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唐代农民心目中神的人格化探析

神的人格化是唐代农民信仰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农民所崇祀人鬼神大多是世间凡人转变而成,它们大都是历代的清官循吏,具有人的身形、人的个性。农民对清官进行神话,加以崇拜祭祀,希望成为神灵的清官循吏能够惠泽于其身,由此形成了一种十分敬畏又有所需索的功利性宗教信仰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