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土上的精魂——抗战时期的东南诗坛

抗战时期,以浙、闽、赣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聚集着一批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新老诗人和在战火中诞生的本土青年诗人,他们建立诗歌团体,创作诗歌作品,掀起了声势颇大的战时东南诗歌运动。文章对活跃于这一时空的诗人和他们的诗歌活动作一较为具体的描述。     

美的瞬间和意象派的创作方法——庞德代表作《地铁车站》赏析

艾玆扯·庞德(1885——1973),美国诗人和评论家、英美意象派诗歌创始人。本世纪初,一些英美青年诗人不满于当时笼罩诗坛的维多利亚时期的那种陈腐冗长的余风,组织了“诗人之社”,探索诗歌改革。1909年,庞德来到伦敦,成为这个团体的核心,发起了意象主义诗歌运动。意象派本身的创作成果并不多,全盛期也仅有五、六年,但对英美现代诗歌的影响却极为深广。     

论邹获帆抗战时期的诗

关于抗战时期的文艺,郭沫若说:“以品类言,诗歌、短剧、速写、报告文学之类最受鼓舞。”“作品颇不少,似以诗歌为最有成绩。”(《抗战以来文艺的展望》)抗战时期的诗人大都注意了诗的大众化、通俗化,诗在群众中的朗诵……诗的成绩确实不小。其中,邹荻帆有引人注目的贡献。     

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及其意义

立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文艺人民性是七月派在抗战时期提出并阐述的重要文艺思想.作为七月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七月派诗歌有效、严格地践行、落实了七月派的文艺人民性思想.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体现在题材对象的人民性、主题内涵的人民性、策略技艺的人民性和美学风格的人民性诸多方面.七月派诗歌的人民性,一方面与抗战背景下文艺话语所普遍具有的人民性达成了一致,另一方面又显示了自身的独特性.人民性,是抗战时期七月派诗歌认识论意义和美学价值的充分体现.     

聂荣臻与晋察冀前期的新文艺运动--晋察冀文艺史分期的学术思考

晋察冀文艺史50余年的研究中,分期的理论依据存在着明显的非客观因素,边区创始人聂荣臻在边区创造性地执行党在抗战时期文化统一战线政策,繁荣边区新文艺创作,丰富党的文艺管理思想的实际贡献,一直没有得到学术上的充分讨论.史实说明聂荣臻在推动边区前期新文艺运动中,主要起到三方面的重要作用边区前期精神文化建设的规划者、组织者、实施者,边区前期新文艺运动方针的直接确认者、主要倡导者,边区前期新文艺运动内在基本矛盾的辩证阐释者.     

试论戈焰抗战时期的诗歌创作

本文认为抗战时期是戈焰诗歌创作的旺盛期。通过对这一时期著名诗篇的抽样细读和阐释,论述了戈焰诗歌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其结论是戈焰是忠于人民,富有激情和才华的文艺家。作为一位现代诗人,她的创作虽然不够丰硕,都是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特征的。     

论中国诗坛社及其《中国诗坛》

俄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一百多年前曾经说过:“如今,作一个诗人——这意味着用诗的形象去思索,而不是象小鸟一般以美妙的声音去鸣啭的。要想作一个诗人,不需要那炫耀自己的琐屑的意愿,不需要那无所事事的幻想的梦,陈腐的情感和华丽的忧郁,需要的是与当代现实问题的强烈的共鸣。”对一个诗人提出这些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对一个由众多的诗人组成的诗歌团体的要求,也应该是如此。在我国新文学史上,中国诗坛社称得上是我国有数的最大的诗歌团体之一,它不仅对华南的新诗歌运动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在全国也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这里所选的几十位诗人的两百多首诗,只是这群诗人中的部分人的代表作。透过这几千行诗,读者不难发现,它那时代的、历史的烙印是如此深刻,反映的生活面是如此广泛而有深度。     

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晋察冀文艺实践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地性的生成

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一体化表述遮蔽了晋察冀文艺的主体地位,削弱了晋察冀文艺的文学史价值。事实上“延安-晋察冀”之间存在丰富的互动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将文艺创作与抗战具体任务结合,使文艺既满足群众审美需求,又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于延安的文艺生态,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支撑和路径参考;落实《讲话》的过程中,晋察冀文艺作为对《讲话》的地方回应,起到示范作用,证明了《讲话》的正确性与普适性;而随着《讲话》权威性的确立,《讲话》前晋察冀文艺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独特价值被削弱了。因此,为避免对解放区文艺的同质化解读,有必要还原晋察冀文艺的主体性,探究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     

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期刊目录选载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极不完全的统计,仅延安和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根据地,出版的文艺刊物和报纸文艺副刊就多达百种以上。这些刊物,发表了大量反映我国人民抗日斗争生活的优秀作品,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对于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查良铮译作中的历史烙印

查良铮是我国抗战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兼翻译家。在他的一生中,他写了许多反映抗战时期国家和人民苦难的诗歌并翻译了大量外国诗歌。终其一生,查良铮从未放弃对诗歌的追求和对祖国和人民的关注。国内很多学者对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翻译家做了研究,但这些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的现象。对于这位翻译家,学者大都将目光放在他的单个作品的翻译艺术以及作为诗人翻译诗歌上;而对于这位历经坎坷的翻译家,其生活经历对于其翻译的影响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以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为依托,结合查良铮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研究其译作中带有的时代的印迹。     

论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三农"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为坚持持久抗战,晋察冀边区党和政府推行减租减息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逐步完善农村负担政策以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实施一系列兴农政策以振兴农业,大力发展合作事业以繁荣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通过上述一系列"三农"政策,晋察冀边区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农业得以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日渐繁荣,这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小学教育的特点和意义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心。在这里,为了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带领边区人民进行了经济文化建设,并创立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其中中小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改变了陕甘宁边区落后的文化面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冬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民众接受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野来考察这场运动,不难看出,陕甘宁边区冬学运动本身适应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总结其经验对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学院文化背景

西南联大诗人群诞生于西南联大这个特殊的大学校园。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西南联大保持了一个相对自足的学院空间。这学院空间所蕴含的丰厚的精神、文化资源孕育、滋养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成长与成熟。其诗歌创作也显示出超越时代抗战文学潮流的学院色彩，具有鲜明的学院文化背景。这种学院文化精神要素在诸多方面构成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独特存在，使其成为1940年代的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吉安抗战文化的内容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

吉安是赣中重镇,古称“文章节义之邦”,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江西抗战首府,人文蔚起。这使吉安不仅成为江西战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成为连接中国东南与西南的抗战文化重地。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使吉安在抗战时期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抗战文化:郭沫若、茅盾、巴金、柳亚子、田汉等文学家、诗人在吉安发表抗战诗文;反映抗战的木刻与绘画艺术作品在吉安展出;《复国走南洋》、《八百壮士》、《大骂汪精卫》等抗战戏剧杂技在吉安演出;《再牺牲再前进》、《南昌轰炸实录》等抗战音乐电影在吉安播放;《前方日报》、《抗战月报》等抗战报刊在吉安出版发行;吉安民众教育馆、文山书店等图书馆与书店为抗战提供精神食粮;浙江大学迁驻吉安泰和;国立十三中学在吉安创办;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江西总部等抗日团体在吉安开展抗战活动,等等。这些抗战文化对推动抗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奠定和彰显了吉安抗战文化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节约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积极推进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的同时,因势利导,从始至终地开展节约运动。陕甘宁边区的节约运动,不仅一贯强调在日常生活方面进行节约,更为重要的是,边区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努力开展生产节约、建设节约。由于各级领导身体力行,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陕甘宁边区的节约运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其中积累的各种经验,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中国抗战诗歌研究综述

中国抗战诗歌从一出现便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余年来,抗战诗歌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至新中国成立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大多是创作者;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对个体诗人和诗歌集团的文学活动、不同地区诗歌艺术特色以及诗歌文本进行分析的研究框架;20世纪9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学者们在抗战诗歌的审美体验、精神情怀、演变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拓展与反思;从21世纪初至今为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强化大后方研究的同时运用了新兴的理论视野。       

"七月"诗心中别开异花——论曾卓"七月诗派"时期的诗歌创作特色

“七月诗派”是诞生于抗战的硝烟中一直活动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革命激情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而曾卓是“七月诗派”中较有影响的代表诗人之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当其他的七月作家都在尽情的探索自己的‘世纪愤怒’之时，曾卓却以心灵折射现实的风云，为我们开辟了一个“苦难中不乏温暖”的情思世界，于“七月诗派”中，曾卓是独特的，他是一朵“七月”诗心中别开的异花。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缉私述论

抗日战争期间,日伪不仅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封锁,而且还猖狂地进行各种走私活动。为保持边区军民抗战经济力,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反走私斗争。通过强化缉私组织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缉私规章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缉私队伍等一系列举措,有效地遏制了走私活动的泛滥,增强了边区的抗战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