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欠薪”入罪化的体系性反思

"恶意欠薪"入罪化弥补了现行刑法的局限性,完善了规范劳资关系的法律体系。"恶意欠薪"入罪后的司法效果及其司法资源是否过度消耗不应作为其立法判断的必要条件。"恶意欠薪"行为主体、犯罪数额及其免责意义有待进一步的思考。"恶意欠薪"入罪化还存在体系性"短板",需进行制度性完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体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对具体案件具体对待,这是宽严相济的核心问题.这就要求法院在对某一犯罪进行处罚时,必须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害等相关因素.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穿于《刑法修正案(八)》中,本文将从该政策的角度对《刑法修正案(八)》进行分析.     

刑事政策的司法应用

根据基本法理的严格意义,刑事政策很难作为刑事司法中的直接标准由司法者加以应用.这是由司法机关的地位决定的.但是,法律的相对确定性,为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的直接应用留下空间——刑法的解释.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将司法解释者与司法者和办案者进行了区分,即解释者不直接办案,直接办案者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司法解释.然而,办案者仍然存在解释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应用刑事政策.不过,不能因为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而牺牲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治原则.在法律范围内直接应用刑事政策,虽有空间但余地不大.刑事政策主要靠立法实现.     

污染环境罪实证研究——以中国裁判文书网198份污染环境罪裁判文书为样本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生效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污染环境刑事案件数量迅速增长。该罪多由两人以上实施,而法院对该罪是否存在共同犯罪有争议;污染环境罪最为常见的行为类型是非法排放、倾倒生产废水,且大量构成犯罪的生产经营活动缺乏工商、环保等部门的有效监管。司法审判中,存在鉴定机构多头混乱、鉴定程序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建立与完善环境损害鉴定制度;对该罪主观方面的争议也需要厘清;对“严重污染环境”认定标准的具体适用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刑罚设置上,需要对自由刑的幅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扩张,罚金的适用也应划分幅度,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在相应幅度内进行自由裁量。     

对《刑法修正案（八）》累犯规定的解析与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累犯制度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主要包括一般累犯主体条件的修改和特别累犯范围上的扩大。为消除理解上的歧义,本文主张一般累犯排除的未成年人只要求其为前罪时是未成年人,而为后罪时是否成年在所不问;特殊累犯的适用不应排除未成年人。基于对《修正案》若干不足的思考,本文建议特别累犯的前罪与后罪应限定为相同种类的犯罪;累犯应排除老年人,应取消对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累犯的减刑限制;应将毒品再犯纳入特别累犯的范围中。     

传统社会中的刑事司法:一种语境化的分析

一般认为 ,传统社会的刑事司法是非理性的。作者认为这种评价具有许多道德意味。本文以一种去道德化的学术研究态度指出 ,传统国家由于控制社会的能力较弱 ,所以采取了适应于自身特点的权力策略 ,这正是决定传统刑事司法诸种面相的基本因素。从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看 ,传统刑事司法具有一定的语境合理性     

特殊累犯制度反思——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后,特殊累犯的构成种类裂变式增加.本文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切入点对我国特殊累犯制度做了简要分析,并从罪质同一要求、域外立法趋势、主体范围以及刑罚效果角度反思我国特殊累犯刑法规定宽严失度现状及原因.为避免现行特殊累犯制度的重型化倾向,宽严相济、针对性的重构特殊累犯制度是刑事立法完善发展的理性选择.     

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司法化的观念误区与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内容和价值蕴涵需要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一以贯之。罪刑法定旗帜下易形成的法律神话、法律万能的观念,对刑法渊源、刑法机能、罪刑法定原则价值的误认以及传统的社会本位观念构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与司法运作的极大阻碍;辨证、民主的刑法观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     

民意与刑事司法——由许霆案与何鹏案引起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民主与法制意识在不断的觉醒。民意在对刑事司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本文拟通过对其双重作用的分析,以期实现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和谐发展,实现法治的现代化。     

《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管理工作的挑战与对策

基于2011年5月1日起颁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棠（八）》,对《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对现存的监狱管理体制、管理文化以及执法者的执法理念、罪犯的现实处境提出的挑战进行分析,并提出在新形势下应对挑战的对策。通过深入监狱管教一线调研,并分析相关政策,查阅有关文献,从管理制度层面和管理文化层面两个方面提出在新形势下应对挑战的对策在于完善现行的监狱制度,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框架下重塑监狱文化和监狱伦理。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恢复性司法

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刑事司法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特殊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惩治犯罪的力量,但从国家应对犯罪的手段以及期待达到的目的看,都还是比较单一的。因此,在我国倡导恢复性司法,从犯罪发生和产生危害的自身规律着手,强调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形成超越性的刑事司法体制,有利于彰显我们和谐社会的本质。     

刑法视野下的计算机网络犯罪

计算机网络犯罪巳成为科技快速发展的一大顽症,形形色色的网络犯罪令人难以防范。刑法作为我国法律最为严厉的一种刑罚对于计算机网络犯罪的特点及规律有着独特的视角,同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追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保护在刑法的视野下有进一步完善之处。     

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刑事立法界定

我国洗钱罪刑事立法产生于我国签署维也纳公约之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之中,在1997年之后又历经了两次修改,在《刑法修正案(六)》中达到一个相对完善的境界。洗钱罪上游犯罪从一开始就处在不断扩充的状态下,在列举式、概括式等模式中,我国采取了列举式立法,并与2006年修改后的刑法第312条的窝藏、转移、收购、销售、掩饰、隐瞒赃物罪建立了衔接。随着2006年末《反洗钱法》的出台,对"洗钱"理解不同,导致了洗钱罪上游犯罪空白罪状刑事立法的思维触角,引入空白罪状的同时并加以反思使得该种洗钱罪上游犯罪刑事立法模式有了更充实的理论底气。     

刑事诉讼法修正后毒品犯罪案件证据制度的完善

由于毒品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其证据的取得、认定、运用等多方面存在诸多困难。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了电子证据种类,肯定了"控制下交付"的侦查措施,明确了证人出庭保护等制度,为今后查办和认定毒品犯罪案件提供新的保障,当然也提出了新问题。     

《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罪名之解析

《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的行为构成犯罪,该犯罪罪名的确定,对理解本罪、区别本罪与他罪有很重要的意义。本罪罪名的确定,应从本罪犯罪构成特征入手,使之符合罪名确定的基本要求。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刑法发展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关键时期,应正确理解此一时期刑法发展的特点与走向。整体而言,刑法发展呈现出保障功能强化、罪刑规范更趋完备、刑罚适用趋向轻缓以及刑法国际化有所增强的特点;在发展走向上,主要表现为和谐社会下的刑事政策调整、法治社会下的刑法立场调整以及风险社会下的犯罪形态调整三个方面。基于上述因素,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发生了重要转变,能够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基本机能。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研究

本文对我国刑法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型诈骗的犯罪情况进行了详细探讨。特别探讨了恶意透支的含义、恶意透支的一些疑难问题,深入分析了恶意透支中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与认定,超额超期透支的理解,经发卡银行的催收仍不归还的认定与理解,以及骗领信用卡后恶意透支的定性等问题。     

《唐律》与现行刑法对过失犯罪规定的比较研究

在将《唐律》与现行刑法关于过失的内涵与处罚规定比较中,人们不难发现,《唐律》关于过失的内涵规定缺乏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现行刑法则规范合理;在处罚方面,《唐律》既有不可避免的封建特质,又有可供现行刑法借鉴之处。     

修改后刑法第201条的理论发展及争议问题

《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做出了修改,修改内容包括罪状、定罪量刑标准、追诉要件等几个方面,在理论上有创新之处。修改后的立法在罪名确定、犯罪行为、定罪标准、与累犯的关系、与逃避追缴欠税罪之间的区别等几个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研讨,以期正确适用法律。     

盗窃罪新增行为方式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对盗窃罪的行为方式的增设凸显了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强化对法益的保护方面具有鲜明的功利性色彩,同时,也是刑法理性逐渐趋向边缘化的结果。从司法适用的角度看,有必要对三种新增行为方式作出准确解读。对于入户盗窃和携带凶器盗窃应根据此前的有关司法解释作出相应的阐释;而对于扒窃行为则可以从地点特征和对象特征两个方面加以限制。就犯罪形态而言,盗窃罪依然是结果犯,既要准确解读,也应清醒地看到立法修改中所存在的问题,如罪刑设置均衡性缺损、罪状设置规范性不足以及刑事处罚边界的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