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与“秦人源于山东说”

在先秦史学界，一直有“秦出东夷”和“秦为西戎”两种观点。比如，历史上，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就认为，秦人出自西方。而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等人的研究，则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     

青年研究：回溯·对话·展望——“青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综述

基于“当代青年研究论坛”暨“青年研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本综述对青年研究三个历史时期给予了梳理和分析，概括了我国青年研究多年来取得的成绩以及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困境；阐释了青年研究的“对象”、“定位”和“途径”等基础理论问题。     

沉浮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史学家杨荣国

哲学史与思想史学者杨荣国，一直有将其研究的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思想，引来了学术界的不同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杨荣国的思想正好被“四人帮”用来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特别是在“批林批孔”的运动中。然而，研究史学者终究被历史还其本来的面目。     

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探究

着眼近代历史对“教育、科技、人才”的认知跃进与革新实策，通过“中国式近代化探索”主题教学单元教学设计，把握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探索中逐渐完成了自我检视与迭代，明确了走“中国式近代化”发展道路，重塑了民族自信，以穿越时空的历史回应，实现了与党的二十大报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部署的有机关联，彰显“历史自觉”与“历史主动”。     

以文化的视角分析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难点

近几年来，围绕“历史问题”出现的频繁争吵，日益成为影响中日民众相互情感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中国民众不满意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所采取的暧昧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却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嫌中”、“厌中”气氛，与“恐中论”一道，成为日本“中国威胁论”的主基调。那么，中日之间，“历史问题”的难点究竟在什么地方？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南京大学的社会学，可以追潮到1928年成立的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最显著者是以孙本文为代表的“文学学派”），以及历史更为久远的私立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以“边疆研究”和“社会服务”而闻名）。     

大学的诞生

近年来，西方历史学界悄然兴起一股大学热。特别是对早期大学的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大学诞生在文艺复兴之前，代表着一场“学术革命”。传统史学只重文艺复兴而忽视早期的大学，好像中世纪的“黑暗”是在14世纪被突然打破的。这不仅妨碍我们理解大学，也影响我们阐述历史。     

关于历史教学中的问题情境

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指出：“学生要注重探究学习，勇于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学习解决历史问题的一些基本方法。”历史问题睛境要激发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创设形式多样、因人而易的问题情境，并正确处理历史问题情境创设中的几种关系，真正促进学生由“学会”向“会学”的学习方式转变，使历史新课程改革的目标落在实处。     

秦始皇的是是非非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但争议也很多。誉之者称他“千古一帝”，毁之者视为“暴君之首”：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时曾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集体”新议：马克思公社思想的启示

在农村集体经济研究中，社会学面临如何将“集体”概念化的挑战，马克思的公社思想为此提供了理论启示。马克思在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确立了公社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历史普遍性，总结了氏族公社、家庭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多元形态及其演变过程。马克思“公社”概念的核心是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社会联结和共同性，公社体现了个体与集体的融合统一。本文将马克思的公社思想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对当代中国的“集体”进行了概念阐释，为理解与指导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学成语 填人物

说到成语“一鼓作气”我们就会想到《左传》里讲的“曹刿论战”的历史故事。曹刿说，打仗靠勇气，擂一通鼓，勇气振作起来了，两通鼓，勇气就衰了，三通鼓，勇气就完了。后来人们就用“一鼓作气”来比喻趁劲头大的时候一下子把事情完成。成语“一鼓作气”与历史人物曹刿紧密相连，像这样与历史人物密切相关的成语为数不少，现撷选些许供大家填空练习，即通过成语填出相应的历史人物。     

网络社区中两性角色及行为的比较分析

研究背景及主旨：互联网络的产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技术飞跃，它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它使人类社会由“资本”时代进入信息(智本)时代，完成了由“原子”时代进入“比特”时代的跨越。     

人口偏见的来龙去脉

国际顶级炒家、金融大鳄索罗斯认为，历史的“主要驱动力是人们的流行偏见”，左右历史的流行偏见具有“丰饶的谬误（fertile fallacy）”，认清这些“流行偏见”和谬误，就可以与其偕行，上下其手，获取厚利。     

谁是“商纣王翻案”第一人？

为历史人物“翻案”，已成为文化界的时尚，但各种“翻案”中为商纣王“翻案”，钱文忠算得上第一人。在近期《百家讲坛》中，钱文忠在讲到殷商文化一节时语出惊人：两千多年来被冠以“暴君”的商纣王属于历史最悠久的“冤案”，实际上商纣王是一位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帝王。     

“品格叙事”中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

“品格叙事”是关于个人或集体的品格“是什么”以及“如何形成”的话语表述，从“品格叙事”建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动态演进的历史谱系具有深刻的理论正当性和历史合理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秉性，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绘就具有历史性飞跃的宏观理论图景，锻造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历时性理论品格，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增添全新叙事，也孕育出“三个自觉”的生发机理，即贯彻理论指导的“本体自觉”、坚持理论立场的“价值自觉”、践行理论指向的“实践自觉”。     

敢问路在何方？——评福山《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弗朗西斯·福山是与塞缪尔·亨廷顿齐名的大牌学者。他十余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同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一道成为后冷战时期的两大论题。2006年，福山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得以再版，表明这一理论持续的生命力。     

扬州八怪与扬州

“扬州八怪”的形成与扬州的历史地理、市民文化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清代扬州繁盛的商业、盐商的支持以及宽松尚新奇的文化氛困为“扬州八怪”绘画商品化提供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画风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作为扬州市民，“扬州八怪”的身上，扬州的万象风景、人文风土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对于地域文化及其中人群间关系的双向考察或可为今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无名时代：我们如何理解“红色爱情”

《青春之歌》——这首表达信仰与价值的理想之歌，在共和国历史上空回响了几十年，唤起了许多人对青春价值的思考。本文试图以“无名时代”的价值视角审想象“红色年代”的爱情意识，并试图在“历史叙述”与“时代想象”之间，构建一条理解与对话的“交流通道”，阐释“红色爱情”的时代特点。     

小人物的悲喜人生

“小人物，大历史”的说法，放在王百得身上再恰当不过。说是小人物，他出身农民，后来成为炼钢工人；说是大历史，他后来在文革中鬼使神差地当选为了中共“九大”、“十大”中央委员，而且得票与毛泽东一样一全票当选。     

爱打麻将的作家

麻将，古称“马吊”，也有“麻雀”和“雀牌”之称，溯源于宋代，盛行于明清，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地地道道的“国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