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译者的主体性

在传统翻译理论中,译者处于＂忠实＂与＂背叛＂的两难境地,译者主体性被长期遮蔽与边缘化,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则为翻译理论开辟了新视角,翻译的主体性问题逐渐成为翻译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翻译实现了由对文本的关注到对译者的关注的转折。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麦都思的《尚书》译本翻译策略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忠实的＂仆人＂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取舍。在译者主体性关照下探讨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尚书》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分析麦都思的译者身份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以期能够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林纾的文学翻译

在翻译史中,翻译的主要角色译者长期以来备受忽略,译者的主体性更是根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地位开始得到承认,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本文将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林译小说＂的独特性,并尝试从译者的翻译目的和主观审美趣味分析译者主体性和林纾所从事的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     

翻译与性别——由女性主义触发翻译研究的反思

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理论冲破了二元对立,重释忠实,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从女性译者的身份出发,强调凸显其主体性,张扬＂叛逆＂即再创造。然而,为了实现其提高女性政治地位的目标,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过于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对译者的＂干预＂,在翻译策略和翻译效果上存在矛盾之处,有些观点也较为激进,因此,现代译者必须持辩证态度对待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才能更好地加以利用并取得成就。     

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李文俊《逃离》译本为例

以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Runaway及李文俊的中译本《逃离》为例,采用案例研究法,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搜集原文和译文中与译者主体性相关的短语、句子和段落作为研究数据,整理归纳后,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研究发现,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增添、删减、改动.通过具体的案例,并对《逃离》中这三种译者主体性表现形式的频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为:改动最多,增添次之,删减极少.经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发现发挥译者主体性与传统的翻译忠实原则并不矛盾,甚至是另一层面的忠实.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应当适度发挥译者主体性,而不是“愚忠”甚至“死忠”于原文.     

译者：一个新的忠实对象

对翻译应忠实于谁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总是试图从译者主体外部为翻译寻找参照对象。文章在充分考虑译者主体及其主体性的前提下,提出一个新的翻译忠实对象,即译者本人。文章分析了对译者的忠实在翻译目的、译者理解和译者表达三个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最后就这一新的忠实对象与以往研究中的忠实对象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论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策略的影响——董秋斯异化翻译策略原因探究

译者的主体性与其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密切相关的,任何译文都是译者有目的的选择的结果。本文以探究董秋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中采用的异化翻译策略原因为例,以翻译＂目的论＂作为理论支撑,探讨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原因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和合翻译观视阈下的科技翻译伦理

在科技翻译活动中,随着译者主体性的地位从＂隐形＂到＂显形＂的发展,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日益受到道德层面上的翻译伦理的制约和指导。多视角、多层次的翻译伦理的出现激发译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以和合学理论为基础,在和合翻译观的视阈下寻找一种＂和谐＂之伦理——和合翻译伦理＂诚＂,从科技翻译的灵活性和模式化的融合、科学性和文学性的融合两方面指导科技翻译活动。     

尽善尽美——诗歌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诗歌翻译对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有四大挑战,分别为：＂隐＂之琢磨不透;＂玄＂之表意不清;＂想＂之不合逻辑;＂巧＂之难以比拟。鉴于此,在诗歌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应把握四大原则：＂感受音形美＂;＂揣摩立意美＂;＂体会境界美＂;＂重现综合美＂。把＂尽善尽美＂作为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出发点,译者主体性实现的归宿点,以＂综合美＂的实现,来平衡诸＂美＂间的冲突,有助于译诗者主体性的有效发挥。     

诠释学视角中翻译标准的变迁

现代诠释学主要围绕解释过程中涉及到的＂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展开,各个流派强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从而使翻译研究也经历着一次次视角的转变。从对作者原意的不懈追求到考虑读者的感受,对译者主体性的张扬,之后又落实到文本分析,最为明显的转变体现在对翻译标准的影响上。以作者原意为圭臬的传统＂忠实＂、＂等值＂的翻译标准,到崇尚个性差异的多元化标准,翻译标准在一步步走向宽容、多元。     

论郁达夫的译者主体性在翻译选材上的体现

翻译选材是个复杂过程。译者主体性的内部因素与其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着译者的选材。作为声称＂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的译者,郁达夫选择了他最爱的德国小说;作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他践行着该社译介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选材策略;作为新文学草创期有责任感的普通翻译从业者,他自觉顺应了主流翻译选材趋势,选择了爱尔兰等被压迫民族的作品。郁达夫在翻译选材上充分彰显了其译者主体性。     

变译论与女性主义翻译思想之间的对话

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为女性主义翻译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女性主义翻译观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解构了原作者和原文的父权话语权力,颠覆了忠实在翻译中的权威地位。女性主义翻译的颠覆性和变译中的变通性构成对话关系,两者都是对忠实的叛逆,使译文具有混杂性和互文性的特性,通过译者在翻译中掌握的权力话语,实现译文话语权力的重构。     

译者博弈与翻译忠实

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社会性活动,一次完整的翻译活动绝不是译者的独角戏,而是由原文作者、翻译委托人、译文读者、出版社及其他译者等共同参与完成,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有着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对抗。翻译实质上就是一场以译者为中心的多方博弈,其最终所实现的忠实只是译者与博弈各方达成的一个＂纳什均衡＂,而这种均衡是有效实现翻译效益和翻译交际功能的保证。译者博弈既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要,也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然。     

译者的主体性

传统的翻译理论着眼于将原文看作“绝对标准”,主张译者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控制,使译文忠实原文。译者的身份因此被定位为“仆人”。本文借用现代文论的观点讨论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行为,认为无论在理解还是表达阶段,译者的主观能动参与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在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主体性应受到重视。     

从功能翻译理论看译者的主体性

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翻译研究长久以来忽视了翻译中最积极活跃的因素——译者。最近几年,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不少学者对译者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探讨,但主要是从阐释学的角度研究的,指出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本文试图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为译者主体性还体现在文本的选择、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的确定等方面。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早期，女性参与社会文化生活的惟一渠道是翻译。作为抵制父权制度的有力武器，女性主义与翻译产生了必然的结合。女性主义译者通过要求平等、对原文的重写和对忠实的重新定义，为翻译研究中的译者主体性带来了全新的视域。     

从转折关系的翻译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陆谷孙译《战前星期天》为例

传统翻译理论以原文为中心,把是否“忠实”原句和原作者作为衡量译作优劣的标准,导致译者常处于原文附属的边缘化地位。直到“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的出现,使译者这一翻译过程中最积极的因素从“隐形”逐渐转变为“显形”,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越发受到研究学者的重视,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成为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以著名翻译家陆谷孙翻译的英国散文名篇《战前星期天》为例,研究译者在处理原文中的转折关系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主体性在转折关系的翻译中的具体体现,可以促进译者主体性这一课题研究的不断深化,为广大译者在英汉翻译中处理转折关系提供借鉴。     

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中的角色定位

传统翻译理论认为,著者、译者和读者之间呈不平等关系,译者处于＂一仆事二主＂的尴尬地位。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翻译应该是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因而译者与著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在翻译中应尊重译者的主体性和不同的译本,从而促进交往的达成。     

浅谈英汉翻译中的“再创作”

基于原著作的限制,翻译时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还要遵从目标语的语言规则。翻译受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译者不可能像原作者那样自由创作。但要忠实于原作不等于死译,巧妙地运用一些翻译技巧,可以实现译者的＂再创作＂。     

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主体性

传统译论认为“对等”和“忠实”是译者遵循的规范,也是要达到的最高目标,但是其中译者的作用是长期被忽视的.在文化转向的大潮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新解读了翻译,推翻了父权标志的语言,使译者从隐形成为和作者同样重要的翻译主体,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性,为译者和女性争取了合理的地位.本文同时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策略和意义及其局限性生进行了阐释,也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