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佛教

刘禹锡与佛教的关系,贯穿其一生。他与僧人的交往具有文字之交、佛理之交和不拘宗派的特点。贬谪之后,刘禹锡奉佛尤盛,方式也有所不同。他会通儒释的观念代表了中唐文人的普遍看法。《维摩诘经》是对刘禹锡影响较大的一部经典,这不仅表现在他对与之相关的佛教传说故事的袭用及义理的阐发,还表现在他以维摩诘教义为人生践履,在尘俗世界一直顽强地坚守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并形成有别于其他文人的行为方式。     

刘禹锡怀古诗探析

刘禹锡善于在诗中表现重大题材,或是兴亡之叹,或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抨击,或是对明君贤相协力治国政局的向往。这种创作题材上的取向与他的出身、学养、士宦经历、政治地位均有密切关系。他的怀古诗在意境的刻画、气氛渲染及细节描述上颇具特色。     

论刘禹锡与令狐楚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令狐楚唱和时间既长,赠答作品亦多。他把令狐楚视为剔除了其他各种人生标签的知己,可以在诗中披肝沥胆,披露心底最隐秘的想法。因此,他与令狐楚的唱和诗较好地脱略了礼尚往来的应酬意味,而较多地体现了心与心之间的真诚交流与对话。在酬答过程中,他虽不免称颂对方的功业,却多为写实之辞,未见虚饰之语。而作为其循环往复的主旋律的则是天涯远别的相思怀念之情。     

大众文化的接受维度

大众文化作为文化研究的知识对象,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本文通过对大众文化的接受特点、接受心理和接受模式等三个层面对大众文化的本质进行多维透视,进而对大众文化的诸多特征加以阐释。     

论萧统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传>是现存最完备的陶渊明传记.<文选>第一次以缜密的哲学与艺术思维对陶渊明的作品进行开创性的遴选和艺术价值的判断.<陶渊明集序>是陶学史上第一篇学术论文,它使陶学进入了哲学研究的层次.萧统的文学创作对陶渊明的接受有新成就.萧统的陶学成就达到了南北朝时期的顶峰.     

唐、五代笔记诗话纠缪——以刘禹锡事迹为例

以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的事迹为例，将唐、五代笔记诗话中的有关记载，逐一考证，去伪存真。     

论唐代诗人对嵇康的文化接受

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思想家.他独特的文化品格和高洁的人格对唐代诗人影响极大,在时代和社会的作用之下形成了独特的接受现象.对《全唐诗》进行检索和整理,从人际交往、生活乐趣和对《广陵散》三方面考察唐代诗人对嵇康的接受,并尝试分析其接受之原因.     

文学文本接受的人文特性

本文立足于人文主义立场,针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研究方法存在的教条历史主义倾向和文本形式／内容概念的偏颇,指出在文学研究中以历史意识取代历史主义,强调艺术形式的人文主体性。认为在建构文学这一人文学科的客观性时,不应以实体化和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态度剥夺主体的决定性地位,提倡在文学活动中以接受理论为指引集中关注接受活动本身,在多种文化要素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中,实现文学的人文特性。     

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     

论中晚唐人对屈原和扬雄的再评价——以初盛唐为参照

初盛唐和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认识是有很大差异的.中晚唐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屈原与扬雄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导致了文学创作上的变化.由于社会环境与个人经历的影响,中晚唐人对屈原与扬雄的人生遭遇和作品多了一份同情和理解,从而在文学特别是辞赋创作上掀起了对屈骚与扬雄之作进行模拟的风气.     

草根英雄的浩歌与悲歌——樟叶长篇小说《五福》中的刘五分析

樟叶的长篇小说《五福》首次以小说形式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陕西新军起义波澜壮阔的历史,作品中关于主人翁关中农民之子刘五的成功塑造,是对中国小说艺术人物画廊中草根英雄式人物的塑造的一个极大的丰富。刘五的性格、形象和命运,体现了旧中国农村阶层中豪杰英俊命运的必然性,反映了漫长的历史中底层人物的艰难崛起和迅速殒落的必然悲剧性。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关中农民之子刘五的成长经历和思想行为特点,具有普遍意义和典型性。     

刘歆与经古文学

文章认为,从诸多迹象来观察,“刘歆遍伪群经”与“刘歆奖奸翼篡”等说法均无法自圆其说。依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应当是第一,刘歆并未遍伪群经,古文经传在他之前已存在,刘歆充其量只是对其作了部分的增窜;第二,刘歆最初争立古文经传之初衷,并非奖奸翼篡,虽然古文经学在客观上被王莽利用为篡汉改制的理论工具,但这些与古文经传的可信程度并无直接的关联。文章认为,限于史料的匮乏,目前只有通过多方位、多层次的辩证考察,才能对刘歆这样一个充满矛盾、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作出恰如其分、合乎情理的全面评价。     

试论北京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

北京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办学宗旨。校长陈垣通过多种方式网罗了一大批国学名师,为学校的国学教育奠定了重要的师资基础。辅仁大学为了强化国学教育采取了一些富有特色的举措,学校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国学教育的重镇,这些措施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简论柳词写景上的开拓

在词的发展史上 ,柳永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柳永的贡献除篇幅创制、领域扩大、手法更新以外 ,在景致描写上也有了新的突破与开拓。集中表现在篇幅增大、密度增大、题材扩大 ,写人具体鲜明 ,方法灵活多变     

试论唐代赋论的新开拓

在我国赋学思想发展史上,唐代赋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在继承传统赋论基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表现在唐代古、律体赋论的建立、完备和对赋体创作理论的深化上,体现了在传统赋学思想领域内的新开拓。唐代赋论的新开拓,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唐代赋论是“停滞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论屈原、陶渊明对菊花人格象征含义生成的贡献

屈原是菊花象征意义的开创者，陶渊明是菊花象征意义的奠基者。菊花这一花卉意象因为陶渊明而具有了隐逸的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原型之一。菊花因与陶渊明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不断地被赋予文化内涵，从而上升为人格的象征。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歌曰”之源头与流变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歌曰"体现了对屈原、宋玉赋的沿革。渲染音乐情境的"歌曰"源于《招魂》《大招》中对音乐场面的描摹,并在乐器、歌舞题材赋中成为一种创作模式,且渐有作者情志之寄托;对话体及代言体的"歌曰"源自《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其作用在于抒写主人公心志和实现赋中角色的互动,这类"歌曰"往往有较为明显的角色感,南朝宫廷赋中则出现了代言女性心志而无角色感,使赋中情境与抒情主人公相融无间的"歌曰";以"歌曰"、"诗曰"、"谣曰"、"重曰"等形式出现的双重乃至多重总领心绪语是由屈原赋中"重曰"、"少歌曰"、"倡曰"、"乱曰"等发展而来,南朝假设古人作赋情境之赋,也可视为对屈赋双重或多重总领心绪语创作模式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