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越不发达地方官本位意识越浓

<正>到苏南一座城市讲课,与当地官员交流,虽然这些官员在当地应该都算是"不小的官",可从他们身上看不出什么"官样儿",没有官腔官威,没有前呼后拥。他们自己也说,整天各种忙各种累,自己也没啥"当官的感觉"。一个朋友谈到,好像越是欠发达的地区,官本位意识似乎越浓,当官也越有感觉。屁大的官都威风得不得了,细微的眼色脸色都有人揣摩迎合。一个从苏北调到苏南任职的官员开玩笑说: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以前抖一下就有人接大衣,现在抖多少下都没用。     

岗高危因小权术 做清官是大智慧——官场高危岗位纵横谈

<正>近年来,面对一些官员的身败名裂,"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的认知引起许多人的共鸣。曾经听过一句很发人深省的话,叫做"如果不当官,他也许还活着",说的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身居高位之后,由于不能够把握自己,利欲熏心,以权谋私,多行不义,最后被送上了断头台。人生不易,奋斗尤难,落马官员的悲剧的确让人痛心!     

古代高官与大款

对当官的来说,穷人、富人都可以交往。但与富人交往尤须注意,不可一意交结富人,否则易为他们利用。在这方面,包拯为古代官员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范。包拯、秦桧对待富人的不同态度富人喜欢巴结官员。有"眼光"的富人还喜欢巴结在他看来     

为官不干事也是腐败

当官,首要的或说基本的是干事。当官不干事,无论庸或懒,总之有位而无为,无为则误事,误事则苦民,虽不贪,也属另一类的官员腐败。 为官不干事之一种是因为不能干事。 庸者为官,行为颟顸,头脑糊涂,事无主见,腹无良谋。不开口大智若愚,一开口“大愚若智”。以己昏昏,只     

“清流”与“浊流”

"清流"的说法来自于古代的"清议","清议"既是庙堂之上也是乡里民间的议论,用来作为评判某个人品质的标准。早在西汉,官员要上位必须通过荐举程序,那些在位的官员对想当官的新人戳戳点点,想方设法在他们身上挑点毛病,乡间和市井的议论也是把选人的尺子,比在身上量来量去,如觉不符,自动出局。     

中国古代的退休制度

中国古代官员退休,有一个非常文雅的称谓：“致仕”。从字面上看,是去当官,走仕途。其实本义是“把官职还给君王”,也就是不当官,退休了。此外,还有“致事”、“致政”等雅称。     

干事与出事

正与朋友聊天,说起在反腐风暴中"闪电式"落马的官员,发现一个怪相:除去那些尸位素餐的"蛀虫"官员外,有不少官员过着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双面人生",即一面尽心竭力地工作,另一面又贪污腐化地生活,结果"一边干事,一边犯事,最终出事"。干事,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正如邓小平同志强调的:"世界上的事情     

B面是恐怖

写人之另一面,是深得作文要旨的。人皆有另一面,强盗一面杀人放火,另一面忠义孝悌;伟人一面高大全,另一面假大空;圣人孔子,要描摹其丧家狗形象,找其事迹那是烂容易;恶魔希特勒,也有人从其平生行端找出了节俭,清廉以及其他诸般美德。人都是立体的,正面,侧面,上面,下面,前面,背面,里面,外面,人就是多面体,翻出定论人物的另一面,也是复原     

落马官员何以重拾乌纱

一面是有一批官员纷纷落马,一面是有一些落马官员重新 上任。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必须建立更明晰的官员准入机制及退 出机制乃至复出机制,提高官员的违规风险和道德门槛 "做官的人栽筋斗,宛如猫从高处掉下来,总能四脚着地,不 致太狼狈。"一位评论者援引钱钟书在《围城》中的话评说落马官 员"重拾乌纱"的现象。     

“裸官”现象扫瞄

所谓“裸官”，是指那些老婆孩子都在国外拿了绿卡，而自己单身一人在国内任职的官员。该词发端于网络，网友们称那种自己在国内当官腐败、家属却早早移居海外、将腐败所得转移出境、提前留好后路的官员为“裸体官员”。     

晚清高官身边人的腐与治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身边人有何不同

晚清吏治腐败,官员身边人也有一份"功劳"晚清吏治腐败,已是一个定论,这并不冤枉清朝统治集团。在晚清官场的腐败中,官员的身边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往往狐假虎威,利用在官员身边的便利条件,贪污受贿,勒索百姓,有的官员甚至与身边人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其实,清朝最高统治者不是不知道官员身边人可能造成的危害。为了防患于未然,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官员的任职回避制度,有地区回避、亲属回避、师生回避等。     

海瑞骂皇帝

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出仕为官一般均有知识分子一套为官准则——当官要为民做主。百姓对官员的考察与评价也有其一套准则——忠与奸、廉与贪。在百姓心目中最受推崇的有二个人:一是宋朝的包拯,另一是明朝的海瑞。其倍受尊崇的原因无非是他们既忠又廉。海瑞,广东琼山人,字法贤,自号刚峰。小官僚家庭出身。明嘉靖举人。初任福建南平教谕,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户部主事时,上疏批评世宗迷信道教,不理朝政等事,被逮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1569年)任应天巡抚,主持疏通吴淞江,推行一条教法。后因被张居正等人排挤,革职闲居16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再起,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和南京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污。他曾平反过一些冤狱,民间因而有“海忠介居官公案”和“大红袍”、“小红袍”等传奇。海瑞为官清正廉洁,不畏权贵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共和国需要海瑞式的忠臣与诤友,以唤呼官员政德,为官择善而固执。     

发财当官与当官发财

在中国,古来常见的是当官之后就能发财,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发财当官,发了财之后去当官,除了明里暗里的买官、捐官,似乎还不曾有过先例,而且即便是发财之后的买官、捐官,十有八九也是为了利用当官的机会发更大的财,升更大的官,以此循环往复,归根到底仍然属于当官发财的思路。一个人的当官有助于     

人事纠纷断送“庆历新政”

正宋朝的"庆历新政"是从改革人事制度开始的,而断送这一改革进程的罪魁祸首,也恰是一起恼人的人事纠纷。在制定改革政策时,尽管改革派官员用心照顾了官僚权贵的既得利益,但由于朝廷派出的按察使巡视各地时检举弹劾了许多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且"恩荫"制度的改革,又使不少心怀侥幸的人失去了当官的希望,于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对新政进行诽谤诋毁的言论越来越多,守旧势力和权贵们指责支持改革的官员是"朋党"。     

官员下海与继续推进改革

80年代末90年代初工薪一族求财心切的“下海”热潮虽不失幼稚,但单纯,目标明确,意义明晰。引发于2000年先后的新一波官员“下海”潮,却因“官员”这一特殊群体而显得模糊、暧昧,歧义丛生。由于这一“下海”群体的不断扩大,也由于模糊、暧昧、歧义没有得到及时的廓清,“官员下海”现象终于引起社会各方的极大关注。 90年代以来究竟有多少官员下海,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根据浙江广厦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仅在“广厦”的管理团队中,曾任处级以上职务的干部就有46人,可见官员下海之盛。 对于官员下海,学界、领导、民间持有不同的意见。学者杨凤春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的精英从总体上看主要集中在党政部门,他们有着十分良好的能力与背景。因此,如果“干部发现了新的市场机会,或是新的商业形式、或是新的知识产权、发明、专利的拥有者,这样的经商是一种增量式的经商,是对社会的贡献。”领导的评价大多是:国家为培养一个干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翅膀硬了,就要飞,是忘本。民间的说法,据《南风窗》记者的调查,不外乎四种:贪财、洗钱、权力兑付、犯了错误。 领导这样说,从爱惜人才的角度看情有可原,但什么是“本”?民为邦本,莫非只有当官才能为人民服务?民间的说法则更多基于一种对官员的情绪化理解,后三种情形自有党纪国法管制,追求财富难道无益于民生? 看来,我们仍然需要更新人才观和财富观。孙中山有言,年轻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做大官当然可以做大事,但做大官绝不等于做大事 毫无疑问,官员下海是一种需要规范的现象。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杜绝的是官员凭借公权力的不平等竞争,而不是剥夺他们的选择权。     

塞车乐

现在几乎没有不塞车的城市了。去年夏天，我们在人烟稀少的湘西的一个县城里，马车、拖拉机、汽车挤在一起被塞了近两个小时。民谚总结出现代生活里有“三大累”、“四大烦”，其中之一“大饭”就是塞车。心理学家和医生也出来凑热闹，他们有根有据地证明，人遇到塞车时由于烦、气、恼、恨、躁、怨、悲、愤、无奈等等情感因素的作用，身上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毒素，如果将这些毒素集中起来足可以毒死一只老鼠。如此多的毒素全部被塞车者本人吸收，自然也会构成伤害。但最大的伤害是精神上的。有人被塞住时曾不止一次地幻想，自己要是能开着坦克…     

一位职业秘书对官场秘闻的高谈阔论

自古以来，人们都对当官的感兴趣。公侯伯子男，一到七品官，那么令人神往，又那么令人生厌。很多人怕官，很多人又想当官。人们不想与当官的打交道，却又不得不与当官的打交道。领导不是神，领导也是人，但有时候可神了!     

“官不好当”是一种进步

<正>在自媒体时代,官员的整个仕途装满了"摄像头"。官员戴块名表、抽盒好烟、喝顿洋酒、说句妄语、上KTV潇洒一回,都有可能瞬间变成公共事件,轻则丢乌纱帽,重则锒铛入狱。如今,官员的购物卡没了,私人会所去得少了,更不能大操大办了。《行政诉讼法》大修后,"民告官"的困境也有望破解了。正如有人感叹,现在官不好当了、当官没意思了。     

阅读1:为官 为学

在传统中国,官员与学者身份的确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科举制度,几乎都能使成功的学者找到一条通达的仕途路径。政、学分家,“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这还是晚清一些有识之士的见解,至少孙中山先生曾有过十分明确的表述。只是作为政治家以及近代知识者的孙先生,在教诲学生走专业化道路的时候,不曾说清一点:有些“大事”,“非大官”不能做。尤其是安邦定国,或者政权建设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时,不当官的读书人,可以“立德”、“立言”,却很难真正“立功”。这一点常常成为扩大政治权威与知识集团距离的一个重大原因,官员固然看不起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看不起官员,起码表面上形成了两种读书人之间的对峙。我们希望官员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但我们也知道政治运作同样是一件相当不简单的事情,需要也值得全身心投入。伟大如毛泽东者,兼禀着杰出的政治智慧和理想的文化品格,他的历史贡献使得“毛泽东”这一称谓,曾标志和代表着某种普遍的价值取向、思维形态和行为机制的完整过程。这是伟人的业绩,不可能拿着这样一个标准去衡量所有的官员。当今变革的时代,政、学两界载负着太多的社会责任和人间情怀,在人们对官员的素质亟待提高的众多议论中,在现代学人依旧不时隐隐流露出“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的卧龙式自负中,我们不禁思考:官员与学者之间除了各种各样因时代条件变化而不断选择的沟通范式外,怎样寻找一种共通的智慧?     

当官也高危

<正>近年来,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群因不断出事而见诸报端。一类是煤矿工人、矿井工人;另一类为落马贪官、问题官员。这两类不同的群体原本没有多少可比性,但人们却冠之以一个同样的词汇——"高危"。当官也高危,是不是个伪命题呢?调查显示,44%的受调查者认同"做官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并认为官场十大高风险岗位分别为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安监局长、市委书记、国企老总、房管局长。这些岗位可谓"位高权重",是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