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藏《明史稿》之《罗汝芳传》初探

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是<明史>纂修过程中留存下来最早的一篇罗汝芳的传文,而且是康熙三十年之前徐元文、万斯同所核定的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之蓝本,而后再演变成徐氏<明史列传>、王鸿绪<明史稿>及<明史>诸本之<罗汝芳传>.这篇传文与416卷本<明史稿·罗汝芳传>相比,内容已相当成熟,当出万斯同之手.然而,从同卷传主姓氏看,该传却还保留着明史编纂初期"拈题分纂"的特点.由这种内容上的成熟与体例上的幼稚,笔者推测天一阁藏<明史稿·罗汝芳传>当是万斯同在审核分纂官所纂初稿时因不满意而自己重新起草的手稿.     

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     

北京南城--未来大商贸区

近些年来,北京南城由于交通、危房改造等多种原因,形成了北京南城特有的商圈,本文对南城进行了SWOT分析,并对南城近年来的许多新举措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在21世纪10年内将北京南城建设成为"国际性商贸港".     

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叶适的学术思想经历了由推崇理学到反对理学的重大转变,其晚年对理学的批判系统而深刻。他否定了理学的儒学正统地位,揭示了理学的本质,指出了理学的虚妄,批判了理学的极端化倾向,驳斥了理学的经义,又以完整的事功学说与理学抗衡。经过叶适的发展,南宋反理学思潮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陇之学”的形成与建构

“关学”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著名理学学派,在古代学术史上大放异彩。明清时期的甘肃产生了不少理学家,其理学著述与理论,大大丰富了“关学”内涵,其理学建树与成就,在我国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就其地域、师承、学缘、学统、精神品格几方面而言,甘肃理学与关中理学一脉相承,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明清理学统绪中的西北支脉,与东南理学遥相呼应。与其将西北理学支脉各自称为“关学”或“陇学”,不如将其合二为一,称之为“关陇之学”,使时间跨度与地域空间更加广阔,研究内涵更为丰富,也更富有学理意义和文化价值。     

辽中南城市群的空间和规模分布

从辽中南城市群空间结构、城市体系的数量规模结构和人口规模结构,以及城市区域的首位度等角度,分析辽中南城市群的空间和规模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辽中部城市群呈现核心-外围二元结构,辽中南城市群则是多边形结构;辽中南城市群城市数量规模结构为理想的金字塔形分布,而人口规模则是倒金字塔形;从首位度指数来看,辽中南城市群并非首位分布。由此,应采取措施,推进辽中部的同城化,推动中心城市错位发展,促进辽中南城市群协调发展。     

程朱理学的正统化实现及其历史命运

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种官方哲学。但是,理学在其初始发展阶段由于被斥为"伪学"而几度遭到禁止。发生在北宋时期的"元学禁"以及南宋的"绍兴学禁"和"庆元学禁"都给理学以沉重打击。但理学毕竟是一种较为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由于其政治适应性,尽管历经坎坷而终成正宗。这其中既有反道学斗争的缺陷,使得对理学的批判无力,也有魏了翁等人恢复发展理学的积极努力,更重要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的政治需要。因此,理学的正统化实现乃是历史的必然。程朱理学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其唯心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将被民主主义的思想所取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考察诗学与理学关系的一个范例: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江西诗学是宋代诗学的代表,方回是江西诗学的最后总结者.方回的诗学思想与其所接受的朱熹理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学诗如学道的观点,格高之说的人格内涵,圆熟平淡之论与理学人生境界,以及其诗法理论的深层意蕴,都表明他的诗学理论与理学有深层的关联.通过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理学与诗学的具体内在联系.     

施闰章的理学情结

施闰章作为清初诗坛上"宣城体"的领军人物,其文集却多处体现出有关理学思想和理学活动的内容,而其所谓的理学活动仅是他对家族先人理学成就和活动的追录和仿效而已。根据文集探究他与"理学"间的微妙关联,认为:彰显家学是形成施闰章理学情结的主要动因,弃"理"成文则是施闰章自身素质和社会大环境影响的结果。     

江苏古镇——南城镇

南城镇隶属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是连云港市的南大门。五千年前，这里就有东夷人聚居，古称郁洲、都洲，到处沉淀着东夷人所创造、传承的凤凰文化痕迹，南城成为凤凰文化的一块话化石。南城素以“城”而闻名江淮，成为“南北冲要，江左名镇”，始建于南北朝元徽二年(公元471年)，原名叫凤凰城，后改为南城。当时的凤凰城沿海，海上渔民最怕狂风，“南城”谐音“难沉”，所以，凤凰城就被改成南城了。南城人杰地灵，数千年凤凰文化的润育，南城逐步成为藏龙卧虎之地。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家喻户晓，抗倭英雄登州侯府武迎吉、永利专家武同…     

论罗汝芳的生命之学

罗汝芳之学以求道为核心,以安顿生命为目的,所以他把学问的生命修成了生命的学问,形成了独特的生命智慧,他通过仁者寿的观念而拥有了人生之方向与人间生活之准则。罗汝芳也因此成为了晚明儒家学者中的特异者,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巨擘。     

论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罗汝芳与汤显祖师生交谊甚厚,罗师的思想观念对汤显祖影响甚深。受罗影响,汤显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生观、政治观、文学观,进而直接影响其生活、从政及戏剧创作。正是罗汝芳的“生生之仁”、“赤子之心”等论说内化为汤显祖的行为指导思想,于是他在为官从政时能施行仁政,实行人性化的政治管理,赢得百姓的爱戴。也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能突破前人思维,大胆描写人生之“情”,创作出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戏剧佳作。     

罗汝芳的教育思想

罗汝芳一生大量的时间都在从事教育活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入其门称弟子者、讲会上的论辩者、听众等。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人修身,然后“明明德于天下”。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求仁”、“赤子之心”、“孝弟慈”、敷演“圣谕六言”等。在教育方法上,他主要的方法有宣讲式和互动讨论式。互动讨论式主要是由学生向老师问问题。或老师向学生提问题,再大家针对问题辩论,堂上为了活跃气氛还可插入歌吟等活动,形式不拘一格。在学习方法上,他强调多思、发愤、时习、作疑、悟,他重视老师问题,他认为老师应是“善之至”、“立人之极”。他的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值得研究。     

《明儒学案·师说罗汝芳传》人物考辨

有学者认为《明儒学案·师说罗汝芳传》中邓先生指邓以讚,罗先生指罗洪先,“罗近溪汝芳”这一传目是误置增入,此篇应并入前一篇《师说罗洪先传》。这种说法实际上破坏了《明儒学案·师说》原来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通过对罗汝芳、邓元锡、罗洪先、邓以讚生卒年代及地域关系、学术师承及特点、邓元锡《祭罗近溪先生文》的分析,可知邓先生指邓元锡,罗先生指罗汝芳,《师说罗汝芳传》逻辑清晰、结构完整,完全能够独立成篇。     

论罗汝芳的“日用”美学

罗汝芳认为,圣与仁可在日用常行中得到,这一观点表明：＂日用＂就是人类生活的自身,又是人类最终追求的美的境界的显现之地。有赤子之心的人,也就是审美主体,必须在日用之中,即在一种平淡自然的状态下实践审美体验,完成道的追求。他揭示了一个较高的审美境界：道在赤子之心,则道的本质就是纯粹、质朴的,道本身含有一种自然真切的审美形态,人必须忘记物欲与功利,以自然而然的率真态度亲近每日所处的生活,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只有保持着一种自然的审美心境,不虑不思、率性本真,最终才能获得人自身的完善与道的完善,达至中和的最高审美境界。     

论晚明狂禅思潮中的禅儒互释

晚明李贽、管志道、罗汝芳等人被程朱学者尤其是<四库全书>的编篡者称为"狂禅",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思想与学说中的禅儒互释.狂禅派人物认为佛禅和儒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佛禅和儒学可以相互阐释,这样就能更容易明了佛禅和儒学的本旨.认识到狂禅思潮中的这种禅儒互释,对于我们更加深入理解狂禅派人物看似矛盾的内心世界,以及狂禅思潮为思想界和文学界带来了的活力有重要的意义.     

唐末文人顾云事迹探赜

唐末文人顾云两唐书无传,连《唐才子传》也无视之。检视相关材料,见其游宦权门时准备充分,在形象、语言方面表现突出,明显优于同行之罗隐,取得了仕宦先机。他求仕心切,求拔解文心思缜密,干谒文不辞卑微,终以寒素身份四举中第,显示出老道的人生经验。他与杜荀鹤最为相得,杜及第时为时俗非议,自编诗集以求自明;顾云慷慨为其作序,夸大其词,为杜声名计不惜背书。对顾云事迹的探赜,有助于分析更多唐末普通文人个案,从而更为深入地研究唐末文人和文学生态。     

历史、媒介与文学叙述：新生活运动的两副面孔

以新生活运动自身的两面性,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形象出发,可考察历史事件在不同媒介中的不同叙述。具体则通过对罗明佑的电影《国风》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进行细读,来探讨媒介、叙事立场等因素时历史叙述的影响：罗明佑与沈从文叙述之间的差异,除媒介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二人所处历史位置及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之间的差别。罗明佑是电影这一现代都市娱乐业的介入者和推动者,他既有对现代都市景观的迷恋,同时又有对政治政策的妥协,叙事因此出现了内在的裂痕;与罗明佑从反对都市文明的立场理解新生活运动相反,沈从文将新生活运动本身理解为一次现代化运动,他从乡土文明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质疑和讽刺,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现代生活的憧憬,这种矛盾性与其对民族重建方式的思考有关。而新生活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叙事中的矛盾,也为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一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有效媒介。     

论《三国演义》中的空幻意识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魏蜀吴三国鼎立 ,以魏国胜利、蜀吴失败而告终的历史悲剧。作者罗贯中以刘蜀为汉家正统 ,把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都寄托于匡扶汉室的刘蜀集团身上。这种历史道德化的创作动机 ,却遭到了历史法则的无情嘲弄。他的“拥刘反曹”的历史观 ,因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而陷入困惑之中 ;他的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 ,也随着传统的价值体系的失落而破灭。小说留给读者的 ,只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幻灭 ,和“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的慨叹。这就是《三国演义》耐人寻味之处     

骆宾王'对策文'相关问题考辨————-兼补《登科记考》

骆宾王《对策文三道》可称'完璧',但有关研究还很不够,诸多问题有待考实。骆宾王和王勃虽都曾上书求荐且后者'对策高第',但并不能由此直接断定骆宾王也同科对策及第。骆宾王试策文本在形式和内容上有诸多与制举试策体制不符及不合'时宜'、不'得体'处,其策问及对策与骆宾王的其他作品有很高的一致性。结合相关文献材料,大抵可推知骆宾王可能既未参加乾封元年的制举考试,亦未参加其他科目的考试,故亦无及第之实。他未参加的原因主要在于未获举荐,未获举荐的原因则与其以前在道王府的任职'背景'有关,其试策文可能是模拟或投献之作。《登科记考》的阙载或有鉴于此,或系偶尔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