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开阡陌封疆”并不意味着土地所有制的改变

<正> 史学界认为封建社会始自战国的论者,把商鞅的“开阡陌封疆”看作是重要的论据之一。如说:“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即在秦国范围内废除井田制,进一步承认所有的土地都可以私有和买卖,由国家统一收税。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变革,它标志着秦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本文不打算论述封建制形成的时间问题,只是要谈一谈商鞅“开阡陌封疆”是不是意味着土地所有制的改     

相悖而皆相宜——“舍地而税人”与“舍人而税田”

所谓“舍地而税人”,就是征收赋税,不税田亩而税人丁.所谓“舍人而税田”,就是征收赋税,不税人丁而税田亩.采取前者之制的是秦孝公时的大良造商鞅,采取后者之法的是唐德宗时的宰相杨炎.从表面上看,二者的做法是相悖的,而实际上则皆是相宜的.其故何在呢?     

“井田制”与“开阡陌”

“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是商鞅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为田开阡陌一事,历来是人们毁誉商鞅的主要依据,有着不同的记载和评论。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主要是对井田制和开阡陌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理解所致。现在就“井田制”与“开阡陌”谈点粗浅看法,就教于同志们。 《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语云: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 《史记·秦本纪》云:“(孝公)十二年,……为田开阡陌。”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云:“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试谈《商君书·垦令》中的平等思想

商鞅变法可谓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特别是变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垦令》,充分体现商君的平等思想。其主要表现为:一是赋税改革体现的平等思想;二是徭役制度改革体现的平等思想;三是刑罚制度改革体现的平等思想。     

“以刑去刑”:商鞅思想新论

商鞅在历史上是一位被深度误读的人物.对商鞅的核心思想与价值取向不可单纯以“刻薄寡恩”、“轻罪重罚”、“利出一孔”来综括,“比德于殷周”、“移风易俗”、“男女有别”、“以刑去刑”也是商鞅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商鞅并未全盘否定和废灭仁义道德文化,只是在仁义范畴的界定、仁义理想实现之途径、法与德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与儒家存在一些分歧.商鞅所言“去刑”,是指通过公正、公平与公开的“壹刑”训导,使全社会有望进入“明刑”的理想境界.“去刑”的涵义为“明刑”,韩非称之为“明法”.     

商鞅变法促进了奴隶制的发展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即“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关于为田开阡陌的记载和解释历来均不一致。《战国策·秦策三》载蔡泽语云;商鞅“决裂阡陌,教民耕战”。《史记·秦本纪》云:“(孝公)十二年,……为田开阡陌。”《汉书·食货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仟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     

浅论“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合理性

“重农抑商”政策,在我国历史上推行了很长时期,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还多次加强。春秋时政治家管仲曾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主张以农为本。战国时,改革家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在魏国推行“尽地力”和“平籴”法以发展农业,把农民吸附在土地上,对强国富民起了重要作用。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还是商鞅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变法规定:“多耕织可免本人劳役、赋税,不安心务农而从商或游手好闲而贫穷者,全家罚做官奴。同时还制订“优惠政策”招外国无地农民到秦国垦荒,并给予田宅,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     

商鞅变法是怎样取得胜利的?

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家。秦孝公六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初步实行了变法。秦孝公七年,商鞅被任命为大良造。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又进行了第二次变法。商鞅变法的基本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重农抑商,奖励垦荒发展地主经济;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耕战,废除奴隶制的分封制;普遍推行县制,推广“连坐法”,统一度量衡。商鞅之法“行     

秦灭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弱小落后的秦国能在战国时期脱颖而出,最终灭六国而“一四海”呢?一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商鞅在秦所进行的彻底变法,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所至。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商鞅变法究竟是如何成功的,换言之,商鞅变法所追求的目标是凭借什么手段,措施来保证实现的,似乎尚未引起深入的注意。我们认为,商鞅     

楚国吴起的改革及其失败的教训

吴起既是一位“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与孙武齐名的军事家;又是一位能“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与商鞅并称的政治家、改革家。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     

治国之道 归心于农──也谈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最能代表“民以食为天”与“治国之道，归心于农”的改革思想。本文通过史实进一步说明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刚开始确立阶段所具有的进步作用和存在的不利因素，以期提供些许启示。     

《商君书·战法》评注

《商君书》是公元前二六○年前后,由商鞅变法路线的继承者编撰的一部书。这部书生动的记述了战国时期杰出的法家代表——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斗争事迹,阐述了商鞅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法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要资料,是我国历代法家著作中主要作品之一。这部书在汉时有二十九篇,现实存二十四篇。从现存这些篇章的内容来看,它对于     

楚国赋税制度的历史演变

楚国的历史演进轨迹,是一个需要从多种角度、剖面和层次加以探索和认识的问题。由于在私有制时代,赋税制度是体现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对楚国赋税制度历史演变的基本线索以及每一阶段的具体内容进行一番考察,也就应该是解决上述课题的一种必要的尝试了。本文认为:与楚国八百年历史中先后存在过的部族公有制、宗族公有制(包括宗、室两级占有制)和家庭私有制等占有形式相对应的赋税形态,分别为赋税制、贡赋制、以田为赋制;公元前五四八年楚国所进行的“量入修赋”这一重大赋税改革,则是楚国由宗族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鲜明界碑。     

论商鞅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商鞅把人力看做是一种可以无限开发的资源而倍加重视 ,他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使人尽其力。商鞅根据现实的政治功利需要把人力分为农业劳动力、兵力、官吏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又在人性好恶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的“治民”、“愚民”、“赏民”、“刑民”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商鞅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对秦人的价值观念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君书·画策》注译

前言《商君书》是战国后期商鞅学派辑录而成,成书约在秦昭王时代。它基本上忠实地记述了商鞅辅佐秦孝公进行封建主义变法改革的情况和思想理论。《画策》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篇。“画策”的意思同“战略部署”相类。全篇的中心思想是:以秦国为根据地,厉行法治,富国强兵,通过统一战争,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全中国统一国家。商鞅认为:“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这一战略方针是有远见的,也符合当时历史发展趋势。孝公以后的秦国五代君主,基本上奉行这一方针。秦王嬴政亲政以后,“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他的“长策”,也还     

商鞅与商君書的批判

(一)商鞅与商君書商鞅是卫君宗室的后裔,生在战国中期。当时,諸侯間在进行着频繁而剧烈的兼并战爭;社会在由领主封建制度向地主封建制度过渡(我認为中国由西周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学术界各个宗派在展开各种問題的辯論,形成百家爭鳴的現象,而以儒墨两家的势力为大。法家以李悝为先驅,商鞅是最鮮明的旗帜,与商鞅同时有申不害,稍后有慎到。商以法治为主,申以术治为主,慎以势治为主,这是前期法家的三“巨子”。商鞅在魏国做过     

商鞅虽死 秦法未败

战国时期,为了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和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大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最早的是魏国实行的李悝变法,继之有楚国吴起变法,泰国的商鞅变法。此外,还有韩国申不害的改革,齐国的邹忌改革等,其中时间最晚,但改革较为彻底,卓有成效,影响较大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     

秦汉国家经济思想的演变

本文分析了从秦国商鞅以来到西汉中期国家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作者认为商鞅极力推行农战政策，严厉限制和打击工商业，这实质上是一种国民经济军事化思想；而作为西汉初期国家经济思想的集中表现的司马迁的“善因”论，则是对商鞅经济思想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司马迁宣扬的“善者因之”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潮。由于实行这一经济主张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直接导致了《管子》轻重理论的形成，并且使汉武帝和桑弘羊将其大规模付诸实践     

《商君书·外内》注译

《外内》是《商君书》中反映“农战”思想的一篇文章。所谓“外”就是国家用“赏则必多,威则必严”,禁止孔孟之道的办法,促使人民为新兴地主阶级国家对外(战国时期,秦国对其它诸侯国)的战争效力;所谓“内”,就是国家用提高粮食价格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的办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人民在国内致力于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国富兵强,统一中国,建立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的目的。商鞅在本文中采取的办法,是对奴隶主贵族、工商奴隶主以及为其服务的孔孟之道的严重打击,对于促进农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商鞅的农战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进步政策。但是,这种政策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深深打上地主阶级烙印。所以,对于劳动人民也是一种压迫和剥削。本文中的“威必严”很明显的也是对劳动人民的迫害。同时商鞅对于如何发展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工商业以促进农业发展只字未提,这也是存在的一个问题。     

略论影响清代赋税制度的主要因素

清朝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屡次改革其赋税制度,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未能充分保证中央的财政收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超稳定的自然经济结构遏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直接原因是中央的“不完全财政制度”造成了赋税征收失控;重要原因是封建官僚制度制约赋税制度的有效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