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环境健康风险及治理——以西安市为例

中国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环境健康风险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文中以陕西西安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认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空气与水资源的质量、噪音以及食品与环境卫生等作为测量指标,研究发现：城乡结合部环境污染相对严重、流动人口暴露健康风险大;环境健康风险管理具有一定成效,但政策缺乏执行力;流动人口对环境健康风险认知存在偏差,缺乏有效应对环境健康风险意识和对策。研究提出对策：完善环境健康风险管理机制,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环境健康政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多渠道加强流动人口对环境健康风险的认知和教育。     

从人与自然共生关系看中国环境健康法制建设

人与自然存在着共存共生的和谐本质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超越自然规定的限度,人行为的"越位"与无序将招致自然的"非意识报复",二者应在一个系统的范畴内达成整体和谐共荣.中国的经济跃进改变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关系,二者由融合趋向分离,而环境法制不张导致人体生命健康的巨大危害.缺乏对环境健康的针对性调查、对污染风险监测不当,公众参与度与法律执行度过弱、"过度博弈"下的短视法制思维是制约环境健康法治的核心因素.应通过建设数据库研究分析考核系统、完善生态预警机制、构建污染检测控制系统及标准、细化环境健康危害判断基准、构建公害公知公众参与平台和发展环境健康管理新思路,全方位构建科学的环境健康法律制度体系.     

环境健康风险的动态治理：模式、维度与路径

现代风险社会中,环境健康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生命周期性,加剧了环境健康危机的破坏性。现行评估型环境健康风险治理模式侧重风险预防,缺乏对环境健康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宏观把控,难以充分保障治理效能。鉴于环境健康风险具有生命周期性且呈现出“火山型”的结构特征,其治理模式要根据风险现实情况及时动态调整。具体应以风险文化为基础,以有能力的风险治理参与者、灵活的风险沟通机制为要求,落足于风险治理制度的动态调适,从而建立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治理模式,以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公众健康的动态平衡。     

“资源诅咒”:资源丰裕地区的社会稳定困境——以X矿区为例

通过采用过程追踪方法对江西省X矿区的社会稳定现象的个案研究发现,资源丰裕地区在社会稳定中确实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破坏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风险,而且丰裕的自然资源虽然改善了周边百姓的经济水平,却也让这些地区的村民产生了"吃大户"的心理,会利用矿区刚性维稳的政治压力提出各种利益诉求。当地政府在维稳高压下通常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会要求不属市里管辖的矿区企业满足村民的要求,这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村民的"吃大户"行为,增加了矿区的不稳定。     

从PX案例看环境健康风险沟通

近年来,以2007年厦门PX 项目事件为开端,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大规模环境邻避冲突。环境风险和危机发生后,需要进行科学评估,及时与公众沟通交流,减少对人类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造成伤害,化解风险产生者和承受者间的利益冲突。文章以厦门与东山PX案例为例,阐述了环境健康风险与风险沟通的概念和特点,并对这两起案例的风险沟通进行讨论。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及其应对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是农村城镇化的必由之路。这种转移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由于农民工面临的生产、生活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从而面临大量的健康风险,并对农民工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威胁。农民工的健康风险具有多源多因性、职业病是其最严重的风险因素等特点。要消除社会政策排斥,消灭农民工健康风险的社会成因,并从制度、组织、机制等层面进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化解农民工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为城镇化顺利推进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重要的人力支持。     

环境法典中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立法思路

我国对常规污染物的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以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为主要来源的新污染物的环境风险仍然较为严峻。当前我国相关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中缺乏对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的要求,对于现有化学物质的环境风险管控还存在较为严重的不足。未来环境法典中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立法应当坚持风险预防原则,但风险预防原则并不以追求“零风险”为目标。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管控立法总体上应当遵循“风险筛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的思路。环境风险评估应当聚焦于从科学角度评估新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的“风险”本身,不考虑与环境风险无关的经济、社会等因素。确定什么是“不合理的风险”,除了科学判断之外,也需要“正当程序”的加持。风险无法确定时,比照“存在不合理风险”进行管控。在选择风险管控措施时,应当考虑新污染物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以及经济、社会等因素。对于新化学物质,应当秉承“除非能证明无害,否则都应当进行适当风险管控”的理念。     

环境风险的刑法应对

当前,人类社会正由传统工业社会逐渐过渡到现代风险社会。现代风险社会之风险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之风险,环境风险是现代风险社会之风险的典型表现,环境风险社会是当前社会的真实状态。我国学者构建的"风险刑法"理论,并非基于风险社会之风险,因而受到批判,但若因此彻底否定刑法在应对风险方面的作用,则又走向另一极端。刑法作为社会安全的最后保障,应当积极应对环境风险。《刑法修正案(八)》前后的刑事立法均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污染环境罪)采取结果犯的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有不少缺陷,不利于风险社会的环境保护。以危险犯的模式重构污染环境罪也同样存在弊端。以行为犯的模式重构污染环境罪,有利于风险社会中对污染环境行为的严密惩治。     

中国哲学的现代价值——当今世界的病态与治疗化解之道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既使社会的物质财富极大增长,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 理、文明间的冲突,使人类面对一个病态的自然、社会、心理、人际、文明环境。治疗、化解这些严重病态,使自 然、社会、人际、心理、文明获得健康,是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诉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君子和而不同"、"中 和"、"乐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泛爱众"、"兼相爱"等中华民族哲学资源,有助于治疗化解病态危机,获 得全面健康的智慧理念,从而通达健康和乐之境。     

大众传媒在化解社会风险中的作用

运用归纳总结法对社会风险的表现形态进行分类，同时利用个案分析法对大众传媒在化解社会风险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在传媒业高度发达并广泛渗透的社会背景下，大众传媒自身的特性和功能决定其在化解社会风险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其积极作用应加以充分利用。同时认为，政府通过议程设置掌握话语指导权，使大众媒体及时、准确地避免传递可能影响社会公众利益的社会风险信息、完善现有法规以及加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等措施对大众传媒进行合理监管，无疑是建立社会风险化解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嵌入、企业声誉与海外投资经济风险治理——基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研究

关于如何治理中资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东道国经济风险,目前的文献主要围绕着国家治理和市场治理两个渠道展开.前者通过国家外交,改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后者通过使用一系列分散风险和对冲风险的市场工具,做到风险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对冲.文章引进了第三条风险治理机制——社会治理.利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302份参与"一带一路"投资的企业家调查问卷,通过结构方程的量化分析后发现,如果中资企业通过社会嵌入,与当地社会建立起了良好和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能有助于企业获得当地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情感支持,提高中资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声誉,增强企业的风险治理能力.不仅如此,不同治理机制彼此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由社会嵌入所获得的企业社会声誉会进一步优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改善既有的国家治理成效.基于这种认识,文章提出了一个"国家—社会—市场"互动与融合的三元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比较检验和恒等性检验后发现,引入"企业声誉"中介效应后,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国家、社会和市场治理的效果显著增强,证实了"国家—社会—市场"三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和稳健性.     

社会风险研究的理论误区与以人为本

与传统的社会矛盾理论相比,社会风险概念和理论更具有时代性,紧迫性、预见性,更能表达对社会风险的先见之明与能动控制的信心.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多次引进了风险概念和问题.但是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理论误区及陷阱,GDP3000美元论,改革代价论、分配正义论等.排除这些误区陷阱才能真正找到我国社会风险的根源和找到化解风险的方向.我们当前社会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群体性抗争事件,这些抗争又是由失业、贫困和财富占有差距拉大等引起,是由社会结构和制度设置的错位所产生的,其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会发展观、人文价值观出现了偏差.我党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建设和谐社会"思想为我们纠正价值观偏差,也为我们从结构制度的纠正错位、化解各种风险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共健康与环境法制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人类在利用环境的同时,也给环境造成了污染和破坏。被污染和破坏了的环境,又反过来危害了人们的公共健康。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我国的环境健康工作起步较晚,公共健康的环境法制还不健全,因此,笔者将分析我国公共健康的现状及其与环境法制的关系,从而提出完善我国有关公共健康的环境法制的建议。     

关于新形势下农村矛盾纠纷调解"难"的思考与对策

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开放节奏的加快,各种新旧矛盾纠纷和不安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交替频繁出现.基层公安机关必须顺应新形势下"三农"发展的特点和客观要求,按照"早发现、早控制、早化解"的原则,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情施策,掌握主动、强化联动、抓住重点、依法教育,有效破解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调解"难"、化解"难"的瓶颈,通过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治安秩序的持续稳定健康展.     

中原地区农村生活污染整治的博弈分析

选取中原农村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市县为研究对象,分析农村生活污染整治的低效原因。根据污染整治的三大参与者——村民、农村保洁员和基层政府的行为分别建立静态、动态博弈模型进行分析,找出农村生活污染整治的制约因素,并提出生活污染整治的建议。结果表明:要有效整治农村生活污染,需加强对村民的环保意识教育,树立保护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积极倡导村民之间相互监督,杜绝"搭便车"现象;建立良好的信誉环境,营造"保护环境光荣,污染环境可耻"的社会氛围,提高环境保护者的信誉得益;成本是影响各主体参与污染整治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政府应宏观调控加大奖惩措施,且环境保护应由上至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落实。     

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与困境——黑龙江省方正县试点调查研究

村民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基础,其实践形式具有多样性。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实质是对行政村自治功能的剥离和重心的下移,有助于强化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并巩固村民自治的社会资本。然而,村民自治单元下沉也面临组织运行缺乏经费保障、自治活动缺乏人才支撑,以及村民理事会"再行政化"等困境。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价值,需要掌握合适的"度",综合衡量村庄"软硬"环境,还要着力增强村庄治理资源,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风险社会中的危机处理机制

现代社会的偶然性、矛盾性、不确定性越来越大,风险事件越来越多,风险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日益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风险固然可怕,但更为可怕的是缺乏应对风险的社会机制。“非典”的蔓延提醒我们:面对各种风险要建立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和信息发布机制;促进民间社会的发育,使民间与政府合作共同化解风险;风险的全球化表明,国际合作是风险社会中处理危机事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保证。     

构筑“法律孤儿”社会关爱体系

"法律孤儿"是典型的社会弱势群体之一,他们的合法权利缺乏法律保障,生存状况令人担忧,管理主体缺位,社会工作介入机制不完善,社会关爱环境不健康。政府、社会和家庭应该通过加强法律保障,加大经济投入,明确管理主体,完善社会工作,优化社会环境,为"法律孤儿"构筑一个完整的社会关爱体系,保护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价标准结构模式的建构

开展环境风险评价是实现污染场地环境风险管理的有效手段.对污染场地环境风险的评价,应当以风险受体为核心,具有主观性、客观性、针对性、差异性、动态性等属性.污染场地环境风险的特征、风险受体的特征、环境风险管理水平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皆对评价标准产生影响,以风险数值化评价方法为基础建立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价结构模式,有助于管理风险、控制风险、降低风险,保障污染场地环境安全.     

差序礼义：农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及乡土意义解读——沙岗村个案研究

现有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更偏重于环境抗争行动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环境抗争的策略、组织等外显特征,对环境抗争行动者遭遇污染后如何在其规范体系中做出反应、形成行动策略的内在结构涉及较少。基于沙岗村案例中村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发现村民们行动在以“差序礼义”为特征的规范体系内：无论是与污染企业主的对抗,还是通过上访与政府发生互动,村民们做出行动决定时,首先都以其自身与企业主、政府的差序性关系定位为基础,行动策略的决定依据于其规范体系中特定关系所对应的礼义规范。村民环境抗争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乡土意义。脱离村民经验世界中的规范体系理解村民抗争行动的意义,会造成对村民行动的误解、偏见,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