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和蒋介石关系演变原因探讨

民国地方实力派冯玉祥与国民政府蒋介石之间既有相互斗争的一面,又有统一合作的一面。经过二十多年的分分合合,冯玉祥终于认清了蒋介石的本质,与之决裂。冯蒋关系的演变,既是冯玉祥政治态度的转变使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简论

冯玉祥是一个从反动营垒走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参加者。他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可讲一波三折。从大革命时期拥护三大政策、大量任用共产党人到与蒋介石一同“清共”．再到在中共支持下合作抗日,最终在解放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投向人民的怀抱。     

国民党虚领下的南京蒋介石政权(1927-1937)

蒋介石南京政府名义上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权。然而在这个政权中,国民党的权力、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却受到有意的制度性限制,远不能达到垄断政权的程度。政府是权力的中心,军事力量也逐步独立于党。从党政关系看,党不敌政;从党军关系看,党不“统”军。     

1924～1927年邹鲁与蒋介石关系探微

邹鲁与蒋介石均为孙中山晚年最信任的国民党人。邹鲁是培养革命党骨干的“文学校”—国立广东大学的校长;蒋介石则是培养革命军骨干的“武学校”—黄埔军校的校长。但孙中山逝世后,二人在政治选择却大相径庭,一个成为主张坚决分共的“西山派”,一个则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主张坚决联共的“红色将军”。此时二者的关系果真“左”“右”分明吗?邹、蒋在反共问题上为何纷争?本文试图通过对1924～1927年间邹鲁与蒋介石关系的梳理,对上述问题作初步解答,并借此透视国民党内部主流派与反对派之间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     

"家事难言":蒋介石笔下之情爱世界(1927-1937)

蒋介石笔下对宋美龄之情感,有一份难以克制的敬爱之情,但因敬而生爱之背后,蒋亦感某种不自由之苦.婚后头三年,蒋常年征战在外,两人聚少离多,加之个性与生活习惯的差异,姻亲之累,子嗣问题之困扰,经国、纬国与继母之间的微妙关系等,均令蒋苦闷而深感"家事难言"之痛.九一八事变后,在内忧外患的历练下,蒋宋之间的感情不断成长,历久而弥笃.     

冯玉祥与萧振瀛关系述评

本文运用真实的史料,记述中国近代两位爱国将领之间的恩恩怨怨,力求通过人物关系的介绍,再现近代历史的复杂性。     

冯玉祥怎样研究史学

冯玉祥幼年失学，后毕生勤学，在史学方面也用了很大功夫，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他用史学鼓舞自己的革命斗志，激励中国军队的士气，鞭打汪精卫等卖国罪行，坚定抗战到底的决心，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冯玉祥与孙中山家族的友谊

冯玉祥崇拜孙中山,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称赞宋庆龄是女中尧舜,称赞孙科访问苏联。蒋介石经常反对三大政策,冯玉祥曾劝蒋介石学习列宁、斯大林,将抗日战争坚持到底。但是,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故态复萌,挑起内战,不接受冯玉祥的忠告,冯玉祥于是又和蒋介石决裂,蒋介石也终归失败。     

察哈尔抗战期间冯玉祥与方振武的关系述论

察哈尔抗战期间,方振武与冯玉祥的矛盾较深.首先,冯玉祥没有推举方作副司令致使其心情不悦,为此方振武还曾提出过欲为察哈尔主席的要求,冯玉祥因之亦生不快,冯系人物对方振武亦加以指责.其次,方部张人杰师不听从方的指挥,从冯处领取军饷,方认为冯欲拆散其部队.再次,冯玉祥优待吉鸿昌部,更是引起方振武的极大不满.冯方两人不能和衷共济,终有冯玉祥被迫下野之举.此后,方部被日蒋两方联合镇压,抗日同盟军遂彻底失败.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政策述评

收到较好的效果,增加了税收收入。南京国民政府还实行了印花税、所得税等,但是关税、盐税、统税在国民政府常年收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关税、盐税和统税三税收入合计：１９３６年占政府财政总收入的６４％,１９３７年增加为７７３％①。它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二、关于废两改元废两改元是国民政府废除银两作为计算单位采用统一的银本位币的一次币制改革。１９３２年以后,世界白银价格回升。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美国实施“白银收购政策”,造成中国银价大涨,白银外流。市面银根紧缩,物价下跌,资本周转不灵,影响工农业生产。１９３４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５．４２亿元,是近１０年的高峰。１９３５年１～９月,据５个城市的统计,钱庄减少３８．１％②,占全国人口总数的８０％的农民生活艰难,社会经济有整个崩溃之虞。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０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宣布新银元的官定正式兑换率。４月６日国民政府公布“废两改元令”,规定自即日起,禁止银两交易,确定银本位币以元为单位。对于出口的白银抽征２．２５％的出口税（中央银行的白银可以不付关税自由出口）。这是民国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废两改元扫清了过去货币混乱现象,促进了中国货币的统一。早在１９     

蒋介石与刘湘关系述论

作为国民政府之权力中枢,蒋介石在其处理与刘湘的关系中,并不乏国家意识与全局观念。以往解释所强调的"整人"、削弱异己,似不明显。然而,在整合川省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未取得刘湘之信任。究其原因,从蒋介石层面分析,实与其统治方式的诸多局限有关。     

蒋介石与中东路事件的发动

中东路事件是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涉外事件中的一例。蒋介石在大力推行＂革命外交＂之机,对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持支持赞同态度。其目的是多方面的：既可借列强势力收回中东铁路,又可迎合列强反苏的需要;既可控制和削弱张学良,又可增加其与冯对抗取胜的实力。     

藏本失踪事件与蒋汪的联合应对

1933年,中日签订《塘沽协定》,这为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提供了条件。1934年6月8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出走失踪,日本"藉端生事",蒋介石、汪精卫联合应对,为使前方"剿共"军事不受"挠动",蒋介石采取"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两手准备。汪精卫按蒋介石指令对日百般隐忍,媚态十足。藏本失踪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真实态度。     

1923年访苏之行对蒋介石的深刻影响

192 3年 9— 1 1月 ,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莫斯科 ,与苏联、共产国际就“西北军事计划”以及国民党与苏俄之间的合作问题进行协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苏联、共产国际改变了以前的态度 ,不再支持“西北军事计划” ,而且共产国际做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也使蒋介石感到很不满意。 1 92 3年访苏之行对蒋介石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对苏联、共产国际的基本看法与态度即萌生于此时     

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军事冲突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军事冲突,下野再起的蒋介石固守低调调解,羁縻默认,不用武力解决的政策,集中精力巩固基本区域、发展基本势力,建立有力之中央.这既是蒋介石处理地方军事冲突的基本逻辑,也是对整个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基本判断.此种逻辑与判断,一方面,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情境下,实不失为解决问题的路径之一,且取得相当成功;另一方面,仍是武力解决问题逻辑之延续,以至未能彻底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地方主义和派系主义.     

毛泽东在涉台问题上的“联蒋抗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台湾问题上“联蒋抗美”的策略方针,是毛泽东对台工作的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策略方针是针对美蒋在金、马防卫问题上的尖锐对立提出的,其实质是挫败美国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将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作为对付美国的一项绞索政策是这一方针的基本策略,以有限的地面炮火保持两岸的沟通是实施这一方针的有效方式.这一方针对中共日后的对台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它使中共形成了在台问题上的完整的外岛政策,牢牢掌握了与美蒋斗争的主动权,并以全新的角度思考两岸的统一问题.     

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争取德国调停中日冲突的目的辨析

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争取德国对中日冲突的调停,不是企图投靠德、日的反共卖国阴谋,也未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蒋介石的真实目的是希望通过德国的调停拖住日本,制止日本进一步扩大华北事变,以免中日发生全面战争,双方“同归于尽”。此外,也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准备时间。此时,蒋介石正准备联苏抗日,不可能与日本建立反苏阵线。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从妥协退让转向决心抵抗,蒋介石决定终止德国的调停。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拒绝出国原因探析

1949年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在国民党内纷繁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反蒋派李宗仁及亲蒋派一些人物从不同立场出发都劝蒋介石暂时出国。蒋介石视出国为亡命,坚决拒绝出国。其原因在于:顽固的蒋介石确实放不下反共的"责任";根深蒂固的蒋桂矛盾使蒋介石不能释怀,不忍离去;立足国内,易于操纵周旋;必要时退守台湾,寻求美国支持,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图东山再起。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策略的演变

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前后多变。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未能根据这一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进而失去了对汪、蒋的制约。中共对汪、蒋策略的失误既有自身的原因 ,也有外在的原因。     

“栓紧缰绳”与“反攻大陆”:肯尼迪与蒋介石的战略之争

60年代初蒋介石集团企图利用大陆的经济困难实行大举反攻。其计划遭到美国肯尼迪政府的百般阻挠拖延 ,且因大陆方面严阵以待 ,而未能遂行。但蒋介石经过顽固力争 ,终于把美国拖入对其小股侦袭窜扰大陆活动的援助中 ,从而达到了牵制美国不能调整对华关系 ,只能继续支持台湾的战略目标 ,促使美国与中共继续保持敌对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