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道德叙事批判

中国近现代文学真正的“宏大叙事”是道德叙事。近代文学道德叙事的实质内涵表现为“道德至上,私德优先”。五四文学虽然以“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叙事转换的革命性标志,但传统道德的某些根本价值原则仍然在深层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即使对新道德的高扬也在道德/艺术思维方式上与传统道德叙事纠缠不清。一方面它是“道德至上”审美原则的超常延伸;另一方面它又将近代道德叙事发展为审美上的道德实用主义叙事。     

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一般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主张,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针对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研究者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汉森就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是一种“多因素决定论”,具体而言,其内在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冲突论”,即理性通过约束感性欲望而促发行动;二是“一致论”,即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行动都可以说具有康德所要求的道德价值。但在前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是压抑甚至痛苦的;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却是轻松愉悦的。对此,究竟哪一种状态更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更符合康德的义务论诉求？汉森认为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道德动机的“多因素决定论”在康德那里确实存在,而它主要体现于康德不同阶段的思考中。但在最终意义上,“道德平静”才是其道德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汉森所说的“冲突论”与“一致论”之争才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在行动与规则之间

行动效用主义是传统的效用主义形式 ,而规则效用主义则是新效用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两种理论之间集中了很多关注和争论。作为复兴了效用主义的新理论形态 ,规则效用主义一方面给效用计算问题带来了新的困境 ,但另一方面却对处理效用主义与道义论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即引发了效用主义对道义论的调和关系。然而 ,这种新的理论动向并未获得行动效用主义一方的认可和支持 ,因为后者明确反对像“道义论”那样以规则作为道德评判的直接标准。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生态论思维范式

环境社会学坚持的生态论思维范式认为当今生态问题具有历史普遍性与时代性、渐进性与突发性、客观性与建构性统一的特征,生态论思维范式应坚持实践性、能动性、主体间性、“两个尺度”辩证统一的原则,超越“经济中心论”和“社会中心论”,增强社会决策的生态导向,调动一切环保力量,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论道咸经世派的整肃人心思想——兼论整肃人心思想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道咸经世派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提出了“整肃人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建立在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心力论”基础上,具有提倡“个性解放”的因素,同时具有鲜明的道德决定论色彩。这一思想对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其本质上是属于地主阶级思想体系,不能认为是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导”或“萌芽”。     

论政府防控经济危机的优势

在政府能否防控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我们不同于“政府失灵”论者和“政府无优势”论者,主张“政府有优势”论。政府防控经济危机的优势是相对于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而言的,它是政府在遵循合理道德的前提下发挥出来的,主要表现在政府具有权威性、促进共担责任的共同体的形成、为市场顺利运转提供条件、能够同时实现各种利益和可以协调行为五个方面。     

马克思的“跨越论”：世界史观与唯物史观的统一

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不是“多线论”,而是世界史观图景中的唯物史观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世界史观的辩证统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顺序性思想,应该从时代精神的高度、人类历史的长度和世界历史的广度予以理解。我们也可以用马克思“跨越论”来解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中印古典“韵”论比较研究

将没有外在“事实联系”的中印古典“韵”论并置在一起进行比较，其相同之处有四：一是对“韵”这个审美范畴“推尊之以为极致”；二是认为韵与味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三是对韵的内涵的理解基本相同；四是都运用比喻来言说。其歧异之处主要有二：一是各自的产生、来源不同；二是印度韵论对韵有更深层次的分类研究。     

论席勒的悲剧观

席勒从艺术的层面把审美快感而不是道德视为悲剧艺术的目的,道德则是作为达到审美快感的途径。悲剧的道德观念又是通过目的性和反目的性的矛盾冲突实现的,从而奠定了黑格尔悲剧冲突理论的基础。同时,悲剧又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它以自身的“悲剧形式”（特征）来实现其道德和理性的目的。     

实践本体论的关系性与美

实践本体论是以自然本体论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社会本体论,即阐明人类及其社会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是社会实践的存在论。实践美学以实践本体论为本体论基础,把实践美学推进到新的阶段。实践是一种关系性哲学范畴,它超越了传统哲学和美学的形而上学视野,消解了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主体和客体、主体和主体、客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之中探讨美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使得美学成为了关于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的科学,在人对现实审美关系之中来把握美和审美,因此,美和审美就是在社会实践之中生成的关系属性和价值属性以及自由创造。实践的关系性也就是 “间性”,但是,它全面地包括“主客体间性”、“主体间性”、“客体间性”,它们全面地生成着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及其审美。     

"思无邪"与儒家伦理教育

"思无邪"不仅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也是孔子"诗教"的目的和要求.以"礼乐教化"形式出现的先秦儒家伦理教育,包括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等多种教育."思无邪"并非简单的强制人的思想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而是注重引导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升华,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以个体审美人格的完成契合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汉宋诸儒拘于其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未能对此作出正确理解,致使社会道德建设方面出现诸多弊端.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道德建设中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物质享受,正确处理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借鉴传统文化的儒家礼乐教化的.     

同情、美德与秩序——亚当·斯密同情概念析论

在所谓"斯密问题"的理论定势中,同情往往被读解成一种行为动机,斯密却赋予同情概念以颇为特殊的含义.公正旁观者的同情作为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评价尺度,不仅成为道德赞许或责难的基础,也诠释了美德的本质及其特征.而其所内涵的对合宜性的道德诉求,更体现了对保持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崇高冲动,这对当下社会和谐与市场社会的道德需求而言,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和"范畴研究

“和”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元范畴之一,它既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念和哲学方法论,同时又是一种美学原则。以和为美,主张和谐美不仅是中国文化和美学追求的目标,而且对当今世界生态环境的建构及和谐社会的创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论夏商周“乐”重于“礼”及其现实意义

辨析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理论意义,须从文化根源上厘清"美"在文化源头和发展轨迹中的重要地位。甲骨文的"文"就是审美,"文"和"化"合起来,就是"审美教育";礼乐文化初期不是礼先于乐,礼孕育乐,而是恰恰相反;在夏商周三代,主持教育的大司乐必须通晓音律。其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中,乐教的分量是礼教决不能与之相比拟的。"乐"重于"礼"特点在古籍文献中也有丰富的佐证……三代美育显要地位和作用说明,重视美育是中国文化源头的特色;加强和提升美育地位是坚持中国文化特色的需要。     

复仇文化与中国悲剧特点

关于中国古典悲剧的“团圆”结局成因研究,大都归结为与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审美理想、儒家的诗教原则乃至于古代中国现实中缺少和不欣赏激烈尖锐的悲剧冲突的联系。其实发达而酷烈的、充满悲剧性的中国古代复仇文化,或许是更直接的原因,这一点在复仇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古代复仇悲剧上有明显的体现。     

直感判断力:理解儒学的心之能力

牟宗三以康德实践理性解说儒学是一错误思路。"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表明孟子以共通感论述理义来源,"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两用"悦"字,证明应当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孟子。分析朱子、阳明的一些言论证明以直感判断力解说儒学则若合符节;并引述康德关于判断力的相关学说、伽达默尔对康德的批评支持上述论点;从而主张,中国道德哲学宜以直感判断力来解释。     

穆勒功利主义的道德权利观探析

穆勒作为功利论者的代表,其功利基本原理——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理是普遍的指导原则。功利是正义的基础,权利从属于功利原理。通过对道德权利与功利和道德权利与正义关系的梳理,旨在倡导人们重视道德权利,肯定功利,在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中突破个人利益的限制,去服从社会整体的利益。     

从审美到社会批评--罗斯金批评思想探论

作为一个艺术批评家,罗斯金认为伟大的艺术首先应是道德的,艺术的最终目的是使人领悟如何去过一种健康的生活,从而赋予审美一种实用的(理智的,尤其是道德的)功利性.对于审美中道德功利性的关注,使罗斯金转向关注人群社会,进而展开对社会丑陋的抨击.本文所讨论的正是他从审美到社会批评的发展轨迹.     

“天人合一”与高校德育的审美选择

高校德育审美探索是当前高校德育改革的趋势.中国"天人合一"传统美学思想以"和谐"为核心,在人生境界上强调物我交融,在人际关系上强调以"和"为贵.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为依据进行德育审美探索,通过审美主体的内化和外化以实现道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