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张其昀交谊考

张其昀是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地学系培养出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在学术思想上深受竺可桢的影响,师生之间情谊深厚. 1935年,浙江大学师生强烈要求驱逐校长郭任远,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最后选定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而竺可桢最终同意出任浙大校长,陈布雷、张其昀等人的游说功不可没.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倾心于学术研究,无心政治,自认"不善伺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亦不屑为之"(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未注明者皆出自此文献),对出任浙大校长一职不为所动.任教于当时中央大学的张其昀知悉后,竭力劝说竺可桢执掌浙大并协助解决相关事宜.     

讲学与传道: 马一浮与国立浙江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马一浮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请为浙江大学师生开设国学讲座,为浙大创制校歌,这段历史成为浙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但相关文献和档案却显示,马一浮与浙江大学的交往充满各种误会与纠结,浙大险些因此错过这位“士林宗仰”的国学大师;而走过国立浙大的马一浮亦在他唯一任教的大学里,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学生摒弃实用主义的现代工业观,回归对文化根本的关注,尽管讲学效果与其预想相距甚远。马一浮在浙大讲学并传道,结集而成的《宜山泰和会语》是马一浮一生讲阐六艺国学最集中的部分,由此完成了更为高迈、通贯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构建,并以一场场思想与精神的盛宴,寄予浙大很深的希望。     

浙大西天目办学源考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于1937年8月14日首次轰炸杭州.此后,整个杭城便笼罩在战争的紧张氛围之中.浙江大学是迁离杭州还是原地不动?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抉择.作为当时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必须综合校内各方意见,作出一个正确决断.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的“求是”校训

“求是”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院名 ,也是竺可桢校长 1 93 6年到校后制定的校训。这种源远流长的“求是”精神 ,伴随着学校成长壮大的历程而愈益发扬光大 ,已成为今天推动浙江大学探求真理、改革创新、忘我奋斗的一种精神力量。竺可桢校长到浙江大学任职后不久 ,在一次讲话时曾这样说 :“浙大的精神可以以‘诚’、‘勤’两字表示。”“学生不浮夸 ,做事很勤恳 ,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为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校风 ,竺可桢于 1 93 8年在广西宣山定“求是”为校训。“求是”在当时的解释取的是王阳明所谓“君子之学 ,惟求其是”之意…     

从"竺马交谈"看西迁浙大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大学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一个重要变量.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迁浙大培养了李政道、叶笃正、谷超豪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办学声誉鹊起,被誉为"东方剑桥".究其原因,和谐师生关系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校长竺可桢与其学生马国钧之间的谈话就折射出了西迁浙大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     

竺可桢拒录差分的儿子

正1943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大儿子竺津从浙大附中毕业,报考浙大史地系,总分只差5分没有达到录取标准。负责史地系招生的教授是竺可桢的学生,这位教授准备瞒着竺可桢将竺津录取。而竺可桢在最后审定录取名单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严厉地批评了这位教授,     

竺可桢的办学理念探析

竺可桢在主持浙江大学期间,坚持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导人才,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最大的目标是蕲求真理等办学理念;他立“求是”为浙大校训,实施通才教育,以非凡的能力潜心经营浙大,把浙大由一所地方性大学建设成具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综合性大学,获得“东方剑桥”的美誉。其大学理念对于当下中国大学坚守大学理想,重建大学精神,进行教育改革,仍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     

马一浮任教浙江大学始末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浙大西迁时期,竺可桢校长积极物色名师学者,礼聘国学家马一浮来校任教。马一浮是著名文史学家、书法艺术家,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马镜泉《马一浮传略》,见毕养赛主编《中国当代理学大师马一浮》,上     

“竺可桢教育思想研讨会”会议综述

今年是我国著名教育家、科学家竺可桢诞辰120周年.为缅怀竺可桢的丰功伟绩,研究和弘扬其杰出的科教办学教育思想,浙江大学于2010年3月19-22日举办了"竺可桢教育思想研讨会".有关党政领导、两院院士、专家学者及浙江大学的师生代表近百人参加了会议.     

“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于今年5月召开

“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于今年５月召开 在浙江大学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下,人文学院暨历史系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７日至５月３１日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成功地举办了“浙江大学国际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规模适宜,强调实效,与会代表包括中国大陆各学术机构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学者、台湾省学者以及美国、日本的代表,共计三十余人。 历史地理学是浙江大学最先发展的几个优势学科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初求是书院开设的历史学和地理学课程,而在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张其昀任史地系主任（后又任人文学院院…     

竺可桢与浙大教授合影

1936年4月25日,竺可桢正式接任浙大校长一职,并做《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     

抗战时期浙大学科优势及其延续──四十年代全国高校学业竞试成绩比较分析

本文以40年代时，老浙大连续四次在全国高校学业竞试中名列前茅的事实为例，从一个侧面说明老浙大成为名牌大学，乃属实至名归；同时，分析了老浙大取得如此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有一位好校长──竺可桢先生；第二，有一支高水平的教授队伍；第三，十分重视基础教育；第四，办学“严”字当头。     

1989年国内报刊蒙古学论文资料索引

历史中国民族史学的现状和展望杜荣坤《民 族研究》第l期第46一55页我国边疆史地研究近况李国强《新疆社 会科学》第1期第113一1比页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周伟洲 长云南社会科学》第2期第50一56页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贾敬颜 《思想战线》第3期第56一65页试论民族融合化和民族分离化—兼‘汉 化”、“胡化,说质疑汤勤福《历史 教学问题》第4期第24一27页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色音《青海社会科 学》第4期第87一94页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述论王记录《兰 州学刊》第6期第80一85页中国古代南北民族关系史比较研究断想徐 杰舜《思…     

胡大海籍贯刍议

胡大海,生年不详,卒于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生前系朱元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中的杰出将领。关于胡大海之籍贯,《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中国历史人物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均作“濠州虹(今江苏泗洪东南)人”。笔者对此有异议.一、“濠州”应作“泗州”胡大海之籍贯,《明史》(中华书局点校长)卷一三三,页三八七八《圳大海f号》:“胡大海,字通甫,虹人。”知胡大海是元末虹县人。据《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五九,负一四一六、页一四     

名校长与近代中国大学精神

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与名校长的办学理念紧密相关,中国大学精神也因这些名校长的办学理念而得以发扬光大。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精神达到了一个高峰,其中20世纪20年代的北大、30年代的清华和40年代的西南联大可谓是中国大学精神的三座里程碑。从某种意义来说,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竺可桢等名校长成为近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化身。五四和民国时期,北大、清华表现出来的精神和风采至今让人留恋。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所呈现出来的“名师教学”、“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术自由”,更是近代中国大学精神在追求宽松的文化与制度和谐共生的环境下孕育出的结果。这对于当今中国如何办大学教育,尤其是大学校长的思考和行动,仍有参考价值。     

儒学与经典诠释

1938年,马一浮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至该校为学生讲论国学,后集为《泰和会语》。在《楷定国学名义(国学者六艺之学)》中说: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     

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吗?

有些历史著作说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革命”。如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说朱元璋“背叛了农民军,完全蜕化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见《(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139页);吴晗先生写的《朱元璋传》,说朱元璋“逐步变质,最后叛变了农民革命”(见《朱元璋传》第301页);南开大学历史系近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说朱元璋在“背离农民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逐渐站到了农民起义军的对立面”(见《中国古代史》下册第203页)。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我们分析封建制度下的农民革命,评价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都必须以此作为出发点。朱元璋是不是“背叛了农民革命”,当然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下面,简略地谈谈个人的浅见。     

抗战时期黄万里与四川水利建设

1937年,黄万里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一个月内,先后有浙江大学、北洋大学、东北大学三所高校请他去教书。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还亲自登门并宴请,邀他出任水利系主任。但黄万里志在治河,他感到自己实际经验不足,想先当一个水利工程师,做点实际工作,到学校教书和谋官均非他的志趣所在。他去了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担任技正,长期在外从事测量和设计施工。     

谈谈李世民的法制思想

“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列宁全集》第6卷第857页)。封建社会从总体来说“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然而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具体地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众多的地主阶级统治者中,昏庸残暴的固然居多,可是也出现过几个头脑比较清醒的统治主,唐太宗李世民就是我国历史上有远见卓识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统治的前十几年,是唐代历史的全盛时期,被誉为“贞观之治”。据《贞观政要》卷1记载,当时“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成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     

沟通文质:国难之际浙江大学学术转型

注重实用科学,“抑文重实”为1930年代国民政府高等教育的一贯主张.起初,浙江大学可谓实践此一政策的典范.然而,竺可桢长校之后,改革教育理念,发展文史学科,调整学科结构与人员组成,浙江大学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为调和各院系间的分歧与矛盾,竺可桢提出以“求是”为校训,升华“求是”精神,以此平衡文实冲突,倡导科学人文化.国难之际浙江大学的学术转型,旨在扭转“物质主义”风气,力求融汇新旧,沟通文质,开中国文化之新途径,以此为通才教育之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