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亚洲的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

19世纪亚洲国际秩序分为两种 ,一种是宗藩体系 ,是封建的国家关系。清朝通过在武力征服及继承明代宗藩关系基础上建立了由宗主国清王朝和七个藩邦所组成的东亚华夷秩序 ;另一种是殖民体系 ,1 9世纪中叶 ,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扩张 ,亚洲多数国家先后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资本主义列强在亚洲建立起殖民体系。宗藩体系与殖民体系有本质区别 ,前者是封建性的君臣依附关系 ,后者则是占领与被占领、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宗藩体系:古代东亚地区国际秩序运行及特征

历史上,东亚地区因其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区域。对于东亚地区国家关系名词表述较多,有宗藩朝贡职贡等词汇,但宗藩体系一词在其演变过程中,成为概括中国与周边番邦与属国之间关系的总称,用其来概括古代的东亚国际秩序应更为贴切。在这一体系中,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享有崇高的地位,各藩属国与中国之间等级有序。东亚宗藩体系的出现是有其必然原因的,同时也经历发端、发展、成熟、稳步推进、鼎盛及衰落等不同阶段。作为宗主国的中国通过政治上的吸引、经济上的往来、文化上的影响、军事上的征讨手段等维持着这一秩序。宗藩体系是古代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主要表现,相比于西欧封建时代的战乱频发,东亚地区的秩序是较为和谐的,这一局面的出现也与宗藩体系影响下的国际秩序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秩序维持了上千年,其所运行的手段包括武力征服、文化教化、利益吸附、宗教笼络等军事、政治、文化策略,这一体系也是有其封闭性、秩序性及稳定性等特征。     

宋金文学交流初探

宋金对峙,双方文学各自发展并形成鲜明的特色。历代对宋金文学的研究都将重心置于梳理各自的发展脉络上,或是偏重于对双方作家的具体研究,而对双方彼此间的文学交流多有忽略。事实上,宋金虽畛域不同,而书籍、作品及文学思想的交流是切实存在的,只有了解这种交流的实际内容和影响,才能更为客观地评价双方文学发展的路线选择以及成就和贡献。本文将提供宋金文学交流的诸多线索和材料,初步证明文学交流的存在事实,为宋金对立时期的文学研究,尤其是金代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必要的参考。     

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试图通过与中朝两国签订近代条约的方式,利用国际法与宗藩观念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来否定中朝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谕吉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从中朝宗藩关系形成的历史上和实质上以及与近代条约的矛盾上,分两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其目的就是为日本政府排除中国在朝势力,进而侵略朝鲜寻找借口。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宗藩问题与宗藩改革

宗藩问题根源于宗室分封制度,明中期以后,由于宗藩特权无法破除,加上政治藩篱的设置,朝廷对宗室给养的全面包办,迅速引发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嘉靖以后,在朝臣的吁请下,明廷虽不乏改革之举,但其着眼点并不涉及宗藩根本弊窦,仅限于解决当时财政难关,因而很多问题也伴随明王朝走向崩溃。     

两岸文学交流的回顾与省思

两岸文学交流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一个中国”是两岸文学交流的前提，必须抛弃“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分离主义思考模式，才能走出两岸文学交流的困境，摆脱交流与认识不衔接的现状。     

明代宗藩诗人及其诗歌述论

明代宗藩诗人是明代文坛上一个独特的诗歌创作群体,有明一代,宗室有传诗文集者共160人计221种,现存36人51种,对整个明代文学创作和学术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明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在特殊的文学创作生态环境下,宗藩诗人积极参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创作了大量诗歌。其诗作拓宽了诗歌创作领域和题材,多维度、全方位关注个体命运和社会现实,诗风诗貌多样化。一方面追求风华和婉、温柔敦厚、雍容典雅、文辞优美的盛世之音和清新淡雅的隐逸之风;另一方面又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诗风逐渐回归现实主义,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成就。     

晚清宗藩体制的解体

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封建宗藩体制的解体，是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琉球问题、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都与这个问题有直接联系。     

论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形成与确立

天聪元年 ,后金与朝鲜结成兄弟之盟后 ,两国关系并不和谐 ,争端不断。皇太极改元称帝 ,而朝鲜竟采取不承认态度。致使皇太极于崇德元年再次征朝鲜 ,朝鲜战败求和 ,与清朝结成“君臣之盟”。至此 ,清朝与朝鲜由先前的兄弟关系变为君臣关系 ,标志着清朝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论清代下嫁外藩公主丧葬

清代满蒙联姻政策的实施，使清代公主大量下嫁外藩蒙古地区（现在东北），而这些公主死后又大多葬在藩地，因而东北地区有大量公主陵存在。近年来考古发掘几座公主陵墓，为我们研究清代下嫁外藩公主丧葬提供了实物资料，本文以这些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还原清下嫁外藩公主葬所、陵园、祭祀、停灵、葬法与葬具、葬式等问题。     

高丽入元太子与丽元文化交流

元朝和高丽的关系在历史上比较特殊,不但是因为元朝始终维持武力高压政策,并派达鲁花赤进行行政管理,而且高丽太子还入元为人质,并娶蒙古王室的公主而结成联姻关系.这些在元朝生活过的太子回到高丽都继承了王位.太子入元和回国继位,使大批的官员、学者、医生以及各种人才来往于元丽之间,并直接促进了高丽儒学的发展,也对高丽的风俗文化,如婚俗、服装、发式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诸夏"聚合与春秋思想史

春秋前期贵族宗法秩序解体,“诸夏”共同体形成,这一变化使古代贵族社会在灭亡前夕出现一次中兴。这次中兴深刻影响了春秋时的历史变局,不仅缓和了中原战乱,为中原各城邦国家过渡到郡县制度作好了准备,而且使贵族观念发生重大变化。贵族的精神立足地从宗庙信仰转移到“诸夏”共同文化,并逐渐发展出一种风格独特的古典人文思想。这一思想变化的最后结果是导出了原始儒学。     

清代宗藩体制的形成及特点初探

宗藩体制是东亚地区中国和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间的一种不平等的封建国际系统结构。它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国力的悬殊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深刻的文化动因———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宗藩体制是通过朝贡、敕封等一系列封建礼仪来维系的。政治上表现为封建礼仪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 ,经济上通过朝贡、赏赐及附载贸易 ,增进各国的经济交流 ,文化上促进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元代地方立法问题研究

元朝地方立法体现出中国古代地方立法的一般特征和元朝自身的时代特征。在元朝国家治理中,地方核心机构是行省,中央中枢机构是中书省,两者成为地方与中央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工作的中心。元朝地方立法受制于这种国家权力结构。地方上行省成为地方立法的中心,中央中书省成为立法的中心。行省之下设有道、路、府、州、司县等地方五级行政机构,其中道、路成为地方立法中最活跃的主体,承担着地方大量立法,府、州、司县主要是提出立法动议和法律草案。当然,同时拥有本辖区内立法的权力。此外,元朝地方立法中还有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的行院及相关机构和御史台的派出机构——行台及监察御史等。元朝地方立法主体可以分为机构与官员两类,从立法程序上看,有本级机构制定生效与报请上级立法机构审查裁定后生效两类。元朝地方立法体系体现出元朝立法上中央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分散性等特点。     

另一种和亲——也谈中唐以后公主下嫁藩镇问题

唐代中晚期,政局糜烂,内外交困。唐朝政府在不断对外采取和亲政策的同时,更频频地将公主下嫁到各个藩镇,以求取国家内部的表面和平。这种政治婚姻,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和亲。但和亲本身是否有效,更多地决定于政权双方的实力对比,所以,唐朝政府对各藩镇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最终以失败告终。     

元廷政治与江西士风和文风

元朝中央实行了一系列对南方士人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决策和用人制度,这些政治措施成为江西士风、文风变化的风向标。江西士风随元廷政治发生的变化,集中反映为出仕之风、科举之风、出游之风。元廷政治也使元代江西文学风貌发生的改变,主要体现在颂美元廷思想的流露、江西文士融入京师文坛、江西文风从奇崛向平易转变三个方面。     

论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汉文创作三维模式的建构

辽金元时期,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政权的相继建立,促进了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为汉文创作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同时,北方民族自身所具有的文学传统也为其汉文创作奠定了根基。良好的文化基础使得北方民族文学系统在特定历史时期建构起民间/作家、口传/书面、民族文字/汉文创作这种多元化、立体化的文学模式,它们之间有承继、有交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现象。     

论元朝俸禄制度

元朝的俸禄制是在官制和财政税收制度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元世祖时官吏按品阶支给俸禄 ,至仁宗时最终建立较完备的俸禄体系。官吏的俸禄由俸钞、职田、俸米组成。和宋、金相比 ,支俸项目已大为简化 ,文官以月支俸 ,月末支取 ;以银两为俸禄颁发标准 ,实际上多以纸钞支付 ,间用白银。俸禄的货币化 ,表现出历史的进步 ,是元朝俸禄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地方官员普遍颁给职田 ,以补充在币值不稳时官员的俸禄收入。武官领俸时间依军队性质和所驻守地区不同而异。元朝俸禄制的建立和沿革是在保留了蒙古族的部分旧制的基础上 ,依然沿袭、继承了中原传统的俸禄体制     

共荣与互鉴:元代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特色

多元的民族文化对元代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草原文化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如坚毅勇武,豪爽真率,注重经济等,这些草原文化的民族习俗深深影响到了元朝的治理。蒙汉治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大元王朝始终以蒙古贵族利益为上。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少数民族文人取得较高的文学成就,元曲和诗歌都深受草原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使元曲的语言更加生动活泼,诗歌的风格更为雄浑壮丽。多元的文化格局促使元代文人更为关注自我,重视自我的生命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