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墓志与宋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以王安石为核心的考察

在行实方面,新出墓志可以提供新的材料,重建宋代文学家生平中一些遗失、湮没的环节.对于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品的作年、背景,还有涉及的重大文学史实,新出墓志可以提供确切的解答.它有助于家族世系的全面呈现,纠正文集、族谱中的诸多讹误,推进家族文学研究.它为更加全面、客观了解北宋后期党争、政治史提供了宝贵史料,有助于走出成王败寇的胜利者书写,深化党争与文学的研究视域.它为墓志的书写研究提供了珍贵个案,有助于走出证史、订史的传统金石学藩篱,走向历史诠释.对新出墓志的利用,必须注意辨伪及文体特质.     

墓志题名时间与中国传统文化——以黔江墓志铭为例

在墓志铭中多有题名时间,而透过题名时间的用语可以考察题名人的传统文化观念。从黔江墓志铭题名时间的表述方式可以看出,它们在传承着传统文化。这些文化主要包括根源意识、天命观念、天文历法文化、音乐文化、官休文化、别雅文化、术数文化、吉祥文化等。对于墓志题名时间用语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继承、弘扬传统文化。     

当前语言文字领域墓志语料研究——以硕博士论文为考察对象

与其他一些语料相比,墓志材料往往具有真实可靠、带有一定口语性等特点,因而研究价值很高。但在当前语言文字的研究中,对墓志材料的使用比较滞后,总体上还存在研究力量薄弱、范围偏窄、方法不先进等不足。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     

北魏元氏贵族的籍贯与洛阳都乡——以墓志为中心的考察

墓志表明,元氏贵族的籍贯无一例外都是洛阳,甚至已死亡的贵族也要从子孙的籍贯为洛阳。墓志中籍贯的记录并不规范,这是北魏墓志的普遍情况。元氏贵族分布较为集中,体现了聚族而居的特点,其中最为集中的地方是都乡。北魏洛阳都乡原存在于内城之外,南迁贵族到来后居住于此,景明二年（501年）开始筹建外郭城内里坊,都乡内原有的里,由城外的乡里变为城内的里坊,都乡建制不存,但其名仍存在于籍贯中。     

职官制度学养与出土文献整理 ——-以新出土唐、宋两方墓志释读为例

新近出土的唐、宋两方墓志《唐赵励墓志》、《宋故尚书刑部侍郎解公墓志铭》的释文在涉及 唐、宋官制方面有一些误读和不足,诸如对墓主和墓志起草人的官衔不予标点,将宋代本官阶和职事官混 为一谈,将唐代职官术语视为官名,未能区别唐、宋职官正称与别名之异等等,致读者对墓主的一生仕履 稀里糊涂,直接影响对出土文献的正确利用。年轻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应加强官制学养,提高释读新出土 文献的水平。     

唐代粟特语境的消失与入华胡人的儒学教育——以唐京畿地区九姓胡墓志为例

中古时入华粟特胡人逐步开始接受儒学教育。他们在观念上认可民族融合,并且在墓志书写中提出了“君子无隔于华戎”和“英不殊于中外”的观念。入华胡人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也将“流芳简牍,誉擅缣缃”被载入史册。在长安、洛阳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胡人活动地区,出土的大量墓志证实了入华粟特人在文字、姓名、郡望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渐融合的过程。通过这些墓志可以看出,随着粟特文字的逐渐消失,粟特语渐成为极少数人懂的语言,胡人的本土文化失去了载体,必将接受更博大的中华文化;社会地位越高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程度越深。在长安、洛阳生活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更早更充分;学习儒学,以科举文官入仕而不再依赖经商、军功。中华文化显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接纳力。     

女性书写话语权的突破——以宋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诗词创作为中心

中国古代女诗人的诗作大多风格柔婉缠绵,鲜有直面现实、反映社会历史事件的作品。但在靖康之变与南宋覆灭之际,宋代女词人在家国倾覆的时代遽变冲击下,突破了男性话语权的重围,创作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和心灵创痛的词作,见证了历史的转折和时代的艰辛。这种另类的女性文学书写,不仅抒写了她们的离乱哀思,更大的价值在于突破了男性对话语权的垄断,刻画了宋代知识女性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史对女性的忽略。     

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往——以墓志撰书人为中心

由朝廷官员参与撰书的墓志,是探究明代秦藩与朝廷官员社交状况的重要文献。从墓志中可以看出,秦藩与部分撰书官员存在着长期的请托关系,撰书官员内部也互有分工与合作,形成了固定的“撰书圈”。秦藩墓志的撰书官员多为异地任职的西安府籍人士,且多为离任还乡之人,这表明藩禁政策在明中后期仍旧是限制秦藩与官员交往的重要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秦藩与撰书官员之间的交往,也同时呈现出对藩禁的有限突破以及关系多重交错的特征。这意味着明中后期朝廷对宗藩的管控力实际上趋于式微,秦藩已经在封地构建起更为深入而多元的社会关系。     

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诗歌中的历史书写——以《赞美这一天》为例

以美国当代黑人女诗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在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仪式上朗诵的诗作《赞美这一天》为例,论述她的诗歌中的历史书写。认为历史意识是她进行历史书写的诗学动力,日常生活则是历史书写的策略,并从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关系出发分析她诗歌中历史书写的政治意图。     

盖棺自论定:宋代自撰墓志铭探析

据存世资料统计,宋代自撰墓志铭共有33方,现存计有18方。自撰墓志铭虽非宋代墓志铭撰写的主流,但在两宋时期不绝如缕。自撰墓志者有的曾身居高位,有的一直宦海低迷、困顿下僚,还有的终生居于草野。这些墓志铭,有的形式自由、内容简单,也有的中规中矩,与他撰墓志无异。撰者之所以直面自己的生命,或借自撰墓志表达一种超脱生死的豁达境界,或是理想与现实反差下的牢骚之语,抑或是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墓主的自我释放,乃至表达易代之后遗民的心态等,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此类文献的历史书写方式颇耐人寻味,值得深究。     

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考论

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是在宋哲宗元祐初年,朝廷废除了府界提举常平司的背景下,为防范府界提点官大权独揽、侵占常平钱物而设立的.开封府界提刑与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并非"同官而异名".宋代开封府界提刑司设立后,主要掌管常平钱物、灾害赈救、刑狱审判、盗贼缉捕等事务.它的设立,有效地分担了府界提点官的负担,加强了对开封府周边地区的治理.其对宋徽宗、宋钦宗朝乃至南宋初京畿路提刑司的复置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北宋政权与西北吐蕃各部的关系

唐末吐蕃王朝解体后 ,历五代至宋初 ,我国西北地区的吐蕃经历了一个由极端分散 ,各自为政 ,又逐渐走上局部统一的历程。西北地区的吐蕃各部先后建立了凉州六谷部联盟和河湟地区的厮两个地方政权 ,出于抵御西夏的需要 ,这两个政权先后依附于北宋王朝 ,主动与之接纳关系。文章从北宋与西北吐蕃部落间政治、经济交往的过程入手 ,对双方间的关系作了简述。     

北宋“三孔”籍贯新考

北宋“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兄弟),《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编纂的《新喻县志》等称之为“临江新喻人”。但明清的《临江府志》却说他们是临江峡江人,清代《江西通志》和《民国江西通志稿》又称其为临江军新淦人。为此,今天出版的辞书、诗词选本等对他们的籍贯介绍,三说并存,莫衷一是。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的大量证据证明,“三孔”的籍贯是宋时的临江军新淦县,明代嘉靖五年析新淦地置峡江县至今,“三孔”的故乡属峡江县。     

宋诗中的七夕书写

宋代七夕诗歌,部分地展示了集市的热闹繁华与乞巧场面的隆重热烈。由于节日的特殊内涵以及鲜明的角色限定,文人的参与显得冷淡随意;加之宋代文人的疑古精神较强,学究气浓厚,宋代理学的影响渗透,宋人收敛的心性特点等因素,使得文人诗歌书写较多集中在对牛郎织女传说的反思与批评,对乞巧行为的便宜附和与不屑一顾,以及借助七夕而抒发的其他情感,议论说理突出,幽默诙谐,游戏翻案十足。七夕民俗为宋诗提供了鲜活的创作素材,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沦为诗歌反思批评的对象。宋代七夕民俗,狂热得真实;七夕诗歌,理智得稍显矫情。     

庆元党禁与南宋碑志文书写

党争是南宋士大夫日常政治文化生活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庆元党禁政治的复杂性、多变性及其高压的生态环境,使碑志文在请铭、撰写和传播上均受其禁锢与制约,二者关联互动密切。而在政治与道学的长期纠葛中,除群体性的冲突与对抗外,士人官僚的个体生命意识不应被忽视与遮蔽。党禁视域下的环境、时空与人事三者,关乎道学士群的仕宦浮沉和应时心态,是影响碑志文书写的直接生态因子。此外,南宋党同伐异的政治文化性格亦使碑志文的书写往往成为"弱者的武器",促使碑志书写者在历史真实与记忆选择间生发紧张与焦虑的自我情愫,以内省化的主体特征和内倾化的书写文法,不断调和与消解党禁阴霾,最终使南宋碑志文整体呈现出包容的书写姿态。     

北宋文赋研究

历代赋各有特点,各有擅场.宋赋各体(骚体赋、大赋、骈赋、文赋)兼备,而文赋则是最能体现宋人赋体新变之艺术成就的赋体.宋代文赋作家远绍古赋,力求创新,选材较前代更广泛,往往以文为赋,好为议论,语言散文化,由艰深华丽而变为平易流畅,追求理趣.本文对文赋在北宋阶段的产生、定型、发展过程作了概括性的梳理,并对各个文赋作家的文赋风格予以探析,也对文赋产生的原因及在赋史上的定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北宋南丰曾氏考

以曾巩为代表的南丰曾氏,是郡邑之望族,江南之大家。据统计,从太平兴国八年至宝元年这271年中,曾氏祖孙登进士第者共55人,解试44人,荐辟19人,在朝为官过百人。曾致尧是北宋开国后南丰第一个进士及第者,曾巩是曾氏家族中学养最高、成就最大的一位文化大师。     

思想转型对散文新变的影响及启示——以北宋庆历时期为例

北宋庆历前后是中国社会思想转型的重要时期,其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思想新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对当时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庆历前后也成为文风革故鼎新的重要时期。当今社会正处于思想转型时期,深刻地解析庆历前后思想转型对散文创作的影响对今天的散文创作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北宋三陈先祖考

据陈氏几种宗谱相互印证,相传北宋阆中三陈的远祖经历过河南淮阳—河南颍川—浙江长兴—江西太和—湖南新化的迁徙。其直系先祖为定居湖南新化的陈万。其高祖陈翔授博州刺史未随祖父入湘,遂有其先为博州人之说;陈翔随王建护熹宗入蜀,遂为三陈直系入川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