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与东夷文化

<正> 近年来,治东夷与东夷文化的专著及论文时有问世者,虽撰述时所取角度不同,但认为东夷族非炎黄族、东夷文化与炎帝黄帝所从属的华夏文化亦非同源,而为一独立的文化体系之观点则比较一致。本文拟从纵的方面,即从东夷族活动的史的方面作些论述,指归在于探讨东夷文化在文献中泯灭之原因。才疏学浅,谬误之处望专家正之。一、释名与地望夷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泛指古代东方之人,但又别于古代的炎黄族。周时,立此称呼以马戎、狄、蛮比类,含有贬义。《周礼·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大戴礼·千乘》:“东辟之民曰夷。”《说文》:“夷,东方之人也。”然周之前,夷字已在甲骨文中     

猃狁、鬼方、姜氏之戎不同族别考

几十年来,对于有周一代民族关系的研究,已使人们逐渐抛弃传统的“四裔”观念,趋向于一个新的认识,即上古时代的蛮、夷、戎、狄只是周人以外各族的混称,并不能严格区别当时各部族集团的族属;同时,以上各族也并不限居于中原以外的四边,而是与周人各封国插花般地错居杂处。这个认识无疑是比较接近于历史实际的。但随之     

上古族群称谓与先秦民族史重构

上古族群称谓,颇为复杂。从语言学角度而论,夷、蛮的原始语义分别相当于用作泛称的"人""民"。和用作泛称的"夷""蛮"略有不同,戎、狄、濮、氐则分别为山岳地带城居的部族、居住在森林中的部族、滨水而居的低地族类、居于水滨或低地平原的族类。戎、狄、濮、氐等族群的区别在于所处环境不同并由此导致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若干差异所致。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史构成先秦民族史的主线。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各族群之间迁徙混融从未停止过,先秦时期并未形成严格固定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族群概念和夷夏五方格局和夷夏之防的文化观念,将华夏与古代文献和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夷、蛮、戎、狄、氐、闽、貉、氐、羌、濮、越、僚、胡等族群强为区分,不仅不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而且与经典作家所表述的"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和普遍性"的民族概念,相去甚远。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研究的持续深入,科学的先秦民族史理论体系的重建和先秦民族史重构,必将成为先秦史和民族史学界无法回避的全新学术命题。     

《左传》文公十六年伐楚之戎地望辨析

《左传》文公十六年伐楚的戎人,长期以来,被认为在楚国西部.据《左传》记载:"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杜注:"戎,山夷也.大林、阳丘、訾枝,皆楚邑."对于这支戎人的所在,未曾言及.到了孔颖达作疏,事情似乎有所明朗.他说:"四夷之名,随方定称,则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当处立名,则各从方号.……故楚西亦有戎.戎是山间之民,夷为四方总号,故云山夷也."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戎在楚西的最早陈述.     

论中国古代对舅权的尊崇和抑制

<正> 如果我们有兴趣将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亲属称谓的所有名词加以统计的话,很有可能“舅”字出现的频率最高,至少不亚于“父”、“兄”二字,且“舅”字常与“甥”字相连用,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左传》成公二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公辞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     

古罗马以蛮制蛮政策评述

以蛮制蛮,一般也作以夷制夷或以夷伐夷,是古代中西方统治者都曾采用的对待其他民族的一种民族分化政策。由于中西方社会条件、文化传统的差异,这项政策推行的后果也大相径庭。作者对古罗马以蛮制蛮政策的形成、推行过程、结果以及失败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辨

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唐玄宗重兵实边,并非源于“有吞四夷之志”,而是被边事形势之所迫;重兵实边,是国家职能之所需,是明君英主之必为;唐玄宗并非“有吞四夷之志”,而是对四夷礼兵并举,志在和服四夷,乃至立盟誓约,分疆而治。唐玄宗的军事战略之失,在于军事力量不能相互制衡,而不在于重兵实边。     

卷首语

大哲冯友兰先生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淡漠“民族”而习语“天下”；中国人观念中缺乏民族主义，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但，这天下、这世界，是由中国文化圈定的。用一句时尚词语说，这里通行的游戏规则是由中国文化制定并主宰，于是便有了“华夏”与“夷狄”之分。居“中央之国”的华夏是天下惟一的文明所在，而东之九夷、北之八狄、西之七戎、南之六蛮皆不过嗷嗷以待华夏礼仪文明哺乳的群落，华夏文明化成天下天经地义；而更要紧的是，“化”或“不化”才是夏夷分别的尺标，化者夷则夏之，不化者夏则夷之。由此才见出孔夫子…     

“草原丝绸之路”—亚欧大陆草原通道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

1 早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就与游牧于泾、洛水以西和以北草原地区的诸戎、狄部族之间有了频繁交往联系。周武王伐纣后建都洛阳,后又迁都于丰镐时,西北和北方的戎、狄诸游牧部族,派遣入贡使者,驰命走驿,前来中原的洛都、镐京等地,“以时入贡,命曰‘荒服’”。 春秋战国时期,北方诸游牧民族大举内迁南下,在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黄河流域地区,形成戎、狄诸族与华夏族犬牙错居的局面。当时,分布在蒙古高原地区的诸游牧部族,通过迁徙在内地的戎、狄各部与中原地区农耕民族之间,建立起更为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在内蒙古哲里木盟扎鲁特旗巴雅尔吐胡硕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窖藏,出土有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开始迅速恢复、发展,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也感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还是要好好学习“西方文明”,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文物中的古代胡人

胡人是中原民族对北方边疆民族以及外来民族的一个很笼统的称呼,在汉唐时期,就当时的一般习惯而言,所谓胡者即是指曾经隶属于匈奴单于的某些部族与部落,及匈奴部族中所包含的某些部落与氏族。《晋书》卷九七所列四夷中,西戎、北狄在各家史书中都可以被称作胡,西戎包括吐谷浑、焉耆、龟兹、大宛、康居、大秦。     

周族与西戎

综观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历史，他们的兴起都有戎夷相辅助，它们的灭亡也都有戎夷力量参与其间。而夏、商、周三族与四夷的关系之中，以周族与西戎的关系最为密切。西周王朝的兴衰成败都与西戎关系至为密切，周族与西戎的关系，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一、推测周、戎关系的古老因缘周族和西戎都与上古的炎黄部族具有渊源关系。根据上古传说，黄帝、炎帝部族活动于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它们与活动于海岱地区的太吴、少吴分别为东西两大部落集团的首领。据《国语·晋语》记载："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     

南朝对“蛮”族的统治与“抚纳”政策

南朝时期,以今湖北地区为中心的南方广阔地域内,遍布着“种类繁多”“部落滋蔓”的“蛮”族。按其族类而言,这些蛮族可分为两大类。“荆、雍州蛮”。据称是“盘瓠之后”(《宋书·蛮传》与《南史·夷貊传下》),即崇奉犬图腾的民族,故别称为“盘瓠蛮”或蛮族中的“盘瓠种”。东汉时。他们主要居住于武陵地区,故又叫做“武陵蛮”。《魏书·蛮传》在谈到蛮人的迁徙活动时写道:“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     

夷夏之变与文明超越——春秋公羊学视野下的中国道路选择

《春秋》中,衡量夷与夏的重要标准不是地域、民族和国家,而是仁义礼法。但诸夏衰微,乱象纷呈,而吴楚夷狄却一步步趋近于礼义道德,于是便有孔子"中国亦新夷狄"的忧患。近现代以来,却发生了另一种夷夏变局。中国落后于西方,但中国的古代文明方式本身却并非一无是处。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让西方人掠夺全球资源,因而把整个人类带上了一条不归路。但古代中国的漫长发展却始终只靠自我积累,没有凭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和扩张,也没有给别人带来灾难和痛苦。我们的文明方式从来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未来中国,仍应该坚持正道,守护文明,探索更先进、更可持续的文明方式,自觉选择不称霸世界的发展道路,不做夷狄,不做强盗,而继续做"君子国"。     

荆楚关系问题新探

楚在商代是指楚蛮,西周时始有楚国,古文字中用不同的字形来区分楚蛮与楚国,楚国之楚流行开来后兼指楚国与楚蛮。昭王南征时为区分二者始用荆字来指代楚蛮,楚蛮遂变为荆蛮,西周晚期荆又用指楚国。楚人自称曰楚,到战国时荆也被楚人用作自称。     

浅析黄节诗教观的内蕴

"温柔敦厚诗之教,经天大义谁能拗",近代岭南诗人黄节感于"四夷交侵,中国危矣"的现状,坚持以诗来正人心,立国体,保我国家民族之生命,绵续先哲教化之德泽,从而形成其诗教观独特的文化内蕴.     

关于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研究——以其宗旨与目的所体现的现时代价值及普遍意义为中心

王夫之的"夷夏之辨"涉及到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与阶级矛盾相比,该矛盾更应该首先被解决。王夫之夷夏之辨的宗旨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应该互不侵犯、互不干涉、互不交流,目的在于构建充满生活气息的人类社会,其所主张的这种社会是植根于礼仪并以人文道德进行感化的社会,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也在于此。王夫之的"夷夏之辨"蕴含着应该构建这种人类社会的主旨。当今时代,不论东西方任何社会,要保证个人的生活质量,构建基于共同体的人类社会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从这一视角来看,王夫之"夷夏之辨"的目的具有普遍意义,其"夷夏之辨"的宗旨和目的也体现着深刻的时代意义。     

西洋火器在明季军事生活中的实施

明正德年间,也就是明政权内外危机总爆发的前夕,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殖民者,便把他们的侵略魔爪伸向我国的东南沿海。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的斗争过程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特别是西洋的火器,就被中国人所认识。由此“师夷长技以刺夷”的战略方针和措施,也就不再是二百年以后林则徐、魏源的首创,而是在这之前,也即明季如火如茶的军事生活中得到过具体地实践。笔者就此,作点探讨。     

中国古代的“天下”“中国”观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义和狭义的"天下"分别与广义和中义的"中国"内涵相对应。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个地域概念,但并非是由"中国"和"四夷"(或"中国"和"四裔")所构成,而是由华夏汉族及其政权和四夷及其政权(或中原地区及其政权和四裔地区及其政权)所构成,包括九州、四海之内的所有华夷及其政权;古人用"天下"指称王朝国家的"中国",虽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概念,但既包括华夏汉族王朝国家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又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古代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用来指称广义"中国"和中义"中国"的概念。这种"天下"即等于"中国"的观念,到明清时期虽然发展到了高峰,但由于西方"天下"等于"五大洲"的观念开始传入中国,"天下"等于"世界"、"中国"只是"天下"之中一个国家的观念开始对中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天下"和"中国"重合的观念开...     

近代的留学教育

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培养新式人才 ,是变革传统教育的重要途径 ,留学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一、倡导留学教育的几个重要人物　　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魏源 ,在《海国图志叙》中提到 :“是书何以作 ?曰 :为以夷攻夷而作 ,为以夷款夷而作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① 在这里 ,魏源指出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攻夷”、“款夷”、“制夷” ,而最终目的还是“制夷”。最早实现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 :“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 ,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