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传教士与中国“资治”日本法律之简论

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采取多种途径,大力输入和传播日本等西方国家文明的法律思想,为清末法律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因而传教士是晚清时期“资治”日本法律文化的重要桥梁。     

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

从1820年代起,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他们在中国创办或支持的出版媒介和他们的著作,批判并否定在此之前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止的、没有历史的文明;中国的民族特性是由排外、迷信和其他恶劣品质构成的;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则是以残忍、腐败为特征的,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著述越来越多地展现中国的负面形象.     

"杂志"近代含义的生成

西方人将近代媒介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将近代新闻传播观念移植到了中国.这一过程体现着观念的现代化与观念的中国化的辩证关系.本文关注近代第一批新教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的定位,从译名"统记传"入手,探讨"杂志"一词经历着由试用词、过渡词再到通用的专门词汇的变化过程,而"杂志"成为流行词与日本方面关系非浅.     

"教育"的近代化

"教育"是中国古典词汇,于晚清西学东渐之际,在中、西、日之间的文化互动与回旋中经历了一个近代化过程,演为新词,以至今日.这一过程包含"名"、"实"两层面:一则在日本明治时期,"教育"取代"教学"、"教化"、"肄业"、"文学"等,最终被确定为 Education 基本译名,并成为近代教育学核心术语,甲午战后自日本"回流"中国;一则"三育"作为"教育"的下位概念,自日本传入后,又由德国入华新教传教士以近乎西方近代"三育"概念的"养身"、"养心"、"养学"等"三养"概念东传日本.随着日本对"德育"、"智育"、"体育"译名的厘定.甲午战后"三育"概念被中国官方和学界正式迎受进来.1903年,"三育"在中国的专著、辞书、官方文件三类文本中确立了自己的"名分".     

试析"新学"的近代意蕴

近代“新学”概念是与“西学”密切联系的,传教士首先用它指称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将它延伸到西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学者在与传教士和西方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西学并接受了“新学”概念。“新学”的近代意蕴是多重的,“近代新学”的确立即是以这些意蕴为依据。“新学即西学”确立了洋务派的新学形态,“即中即西”确立了维新派的新学形态。     

"国王数学家"来华及其意义

"国王数学家"来华是中法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外国传教士如何对待中国礼仪的"礼仪之争"问题更加复杂,它促成了法国传教区的成立和促进了法国汉学的诞生.     

森有礼的"Education in Japan"在中国的翻译及其影响

叙述森有礼的外交家、教育家经历及其在美国编纂出版Education in Japan(<日本的教育>)一书的经纬,藉以窥见日本明治维新初期教育发展概貌;该书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Mllen.Young John)在上海译成中文<文学兴国策>出版,意在用美国教育经验来推动中国重视教育,这确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中引起了反响;该书由英文译成日文时其选译内容和出版时间都有悬殊,因此若对本书的英、中、日诸种版本加以对照和比较,既可为我们如何认识和处理在异质文化的传播和吸收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和问题抑或在研究方法论上均可提供若干有益的启示.     

基督教在日本初期传播缓慢的原因

日本在1853年被迫开国之后,积极吸收西方科技文化,但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重要内容和标志——基督教在日本却难以传播。其中固然有日本统治者之前力行海禁,严厉禁止西方传教士深入日本传教的原因,但日本作为儒家文化辐射区及其固有的神道宗教、佛教经过百年的融合已经成为相互补充的思想体系,儒学的现世、功利性等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文学"译名的诞生

近代用于指语言艺术的"文学"(Literature)概念,首先是在西方生成、定型并得以广泛使用的.1840年代以后,在中国士人和西方传教士绍介西方的文献中出现的"文学"用例,虽然已具有近代意味,但仍主要立足古典义层面.直到1870年代初,日本学者西周以中国古典词"文学"与 LJiterature 对译,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学"术语才开始在汉语世界中出现.此后,伴随辞典编纂、文学史著作编写以及近代日本大学"文学"学科体系的确立,"文学"新词的内涵逐渐定型并得到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文学"与 Literature之间确立对译关系,"文学"观念实现近代转换.     

中日传统"家"的形成原理与封建家族法的差异

日本近代以前的传统法律是在模仿中国的律令的基础上制定的,但在家族法的亲属、婚姻、收养和继承方面却与中国传统的法律有很大不同,究其原因是传统“家”的形成原理不同所致。中国传统“家”的形成遵循以父系自然血缘为纽带的结合原理,而日本传统的“家”的形成遵循血缘、模拟血缘的结合原理。     

试论鸦片战争前广州对输入西方文化的贡献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 3个世纪里 ,广州对输入西方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不仅表现在广州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首选之地、西方科学技术输入的窗口和西洋艺术入华的桥梁 ,而且还表现在它是西方近代文化设施最早的移植之地与最早出现西方文化、教育、医学组织的城市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汉语研究的科学化——明清之际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明末清初之时,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化、科技,甚至科学方法传向中国。在研究西学东渐时,人们较多关注的是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而对传教士对汉语的研究关注不多。利玛窦、金尼阁等人用西文字母拼读中国汉字的方法,直接影响到了后来汉语的拼音思潮和运动。同时,传教士们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对汉语的研究,对后来的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教士对汉语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也启发我们对跨文化传播作深入的思考。     

法治理念的文化基础

法治 ,源于人的感性生命的需要。传统中国儒家否定了人的感性生命的合理性 ,因此法治无由产生。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 ,传统中国的人治社会逐渐转变到了现代法治社会。由于法治在现代社会己受到相当重视和强调 ,本文对比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强调法治何以在西方能够落实而在传统中国却不能的原因。本文认为 :法治的落实 ,必须以人的智性心的开发为前提和基础 ,这是传统西方的经验。传统中国 ,以道德涵摄一切 ,因此智性心开发不出 ,法治无由产生。     

契合·冲突·和谐——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辨证互动历史轨迹

法律意味着秩序,宗教意味着信仰。没有法律,人类便无法维系当下的社会;失去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在所有已知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都存在着宗教神性和法律理性的相互影响。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互动先后经历了由契合到冲突再到和谐的历史轨迹:远古时代,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往往是混同合一的,法律理性借助于宗教神性得以展开;到了中世纪末期,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不断冲突,法律理性从宗教神性中分离出来;然而两者的长期分野却使西方人陷入了空前的精神危机,迫使两者重新融合,并达到全新和谐,来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和推动法治进程。西方宗教神性与法律理性辨证互动的历史轨迹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发展提供了借鉴:中国的法治建设不仅需要进行制度上的建设,而且需要对整个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进行重构,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论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落实财政自治权的衔接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要以立法来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权的落实要与立法相配套。将两者衔接起来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行的。要通过加大财政投入、规范转移支付、给予税收优惠、推动体制创新来实现这种衔接,共同营造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法治环境。     

西部经济发展与优化法制环境

发展西部经济关键在于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而目前西部地区人们法制观念淡薄,地方立法滞后,执法效率低,以及不善于运用法律调整区域之间的矛盾与摩擦,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因此,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实行区域政策法律化,加强执法力度,优化投资环境,建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     

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制进步——以一名美国律师的记录为视角

会审公廨是设立在租界内的中国司法机构，经历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其发展演变呈现出与时代的不同步，在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内糅合了西方法律因素并最终对整个法治进程产生影响。虽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方便西方列强在华攫取利益和维护租界中的秩序，但通过一名美国律师的简短记录，我们可以窥斑见豹，再次从法理学角度认真思考该机构对我国法制进步的客观影响与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意识的现代化

法制现代化是当今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要实现法制现代化,实现由传统人治型社会向法治型社会的转轨,关键是如何改造和继承中国传统的法律意识,因为社会的变革首先应该是观念的更新。在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与现代西方法律意识的比较中,只有对传统的法律意识进行扬弃,才能形成社会主义的现代法律意识。     

清末修律之动因与意义分析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法律变革。此次变革最直接、最深刻的动力不是经济基础的变化,而是来自政治、外交、文化的冲击。此次修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不仅在法律制度上,而且在法理念上对传统法都有所突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