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实施与得失镜鉴

民国时期语言文字法规与标准的社会功能和规范功能,其生成的受制约因素,以及实现和失效的生存状态,给当下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一些重要启示:注重科学与正义,远离主观与臆断;淡化政治色彩,尊重语言文字本体事实;政府推动与社会演进合力进行,推进民众自觉遵守语言文字规范的进程;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的实施效果,需要配套的机构与适宜的环境。     

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研究,是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清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在民国时期已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民国时期的孙中山研究,大体以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界,分为初始和发展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整体研究呈粗线条、轮廓式的特色,论著较为简单,属于介绍性的通俗简易读物,但其具有开拓性,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础。后一阶段,显示出有三个特点:从民修书发展到官修书;征集、整理和出版孙中山文献资料取得颇大成绩;研究领域明显拓展,已逐步形成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课题研究体系。更值得注意的是,还出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孙中山的著作,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孙中山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指导等原因,民国时期孙中山研究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及学术质量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及其研究现状

民国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西古今学术的整合、调适、创新时期,学术研究方法上的交流渗透和融合创新亦可谓“于斯为盛”。一枝独秀的科学实证方法、异军突起的唯物辩证方法、枯树新芽的义理阐释方法和直觉方法构成了民国时期学术方法论的主流。在决定学术真假、关涉学术价值的学术研究方法问题和决定学术价值、关涉学术规范的融合创新问题上,民国学术都具有典型的个案研究价值,但目前的学术界对此尚缺乏应有的认识,对此一问题的整体系统研究尚付阙如。     

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研究述论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研究虽然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 ,但当时已经有不少学者对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并产生了一批有一定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成果 ,这些成果对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顾颉刚与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

顾颉刚是民国时期边政学潮流中一位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他本是个有着学问嗜好的古史研究者,倡导并参与边政研究,既有其学术旨趣转移和一直关注中华民族前途的内在原因,也有国家时局变迁及个人境遇改变的外在动因。他对边政研究的倡导及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学界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即使不是历史的事实,也必然是未来的目标,这是顾颉刚倡导和参与边政研究的主要动力。     

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潮与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范式

民国时期的文化思潮都对民国的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尤其是对其研究范式产生影响,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思潮影响了尊儒学者研究范式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促使了唯物论研究范式的产生,而实证的研究范式明显有着推崇西化的胡适的影响。当然,王船山学术思想研究中的这种范式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其中有的理论武器是唯物论而却推崇实证研究,如张岱年;有的以实证研究为主却又说要新理学的面目,如王永祥。     

浦江清曲事征略——民国时期戏曲研究人物钩沉之七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至解放初,清华园“双清”的名字是很响亮的,这就是朱佩弦（自清）和浦江清。浦江清以中国文学史研究著称,却“对戏曲有深入的研究和特别的爱好”,不仅“擅唱昆曲”,研究也是‘全面的、立体的”。这位“体质文弱,眉目之间有一种灵秀之气”的才子,无疑是民国时期戏曲研究人物长廊中一个不容抹去的重要角色。本文总结其戏曲研究的贡献,讲述其曲迷风度,并从浦氏日记中钩沉曲人、曲事,管窥早已成为历史记忆的那个时代读书人之风雅。     

简帛医书语言文字研究现状与展望

简帛医书的文字古奥,词语古朴,口语性强,反映了上古汉语的面貌与特点。30多年来,学术界在语言文字学领域(主要包括文字、词汇、语法)对简帛医书进行了广泛研究,成果丰硕,但也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今后可在分类研究、比较研究两方面予以拓展。     

研究民国时期经学的检索困难及应对之道

目前,可用来检索民国时期经学研究数据的工具书不少,但就研究这一时段的经学来说,现有的工具书并不能完全解决检索数据缺乏的困难。主要困难表现在以下几点:(一)缺乏较完备的目录索引;(二)经学专著搜集不易;(三)期刊分散于各图书馆,搜集不易;(四)民国时期的经学家著作有待整理;(五)经学本身不受重视。在现有条件下,加强对经学特别是民国时期经学的研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一)在高校中重开经学课程;(二)编辑民国经学丛书;(三)编辑民国学者经学论文集成;(四)编辑民国经学家著作集;(五)申请研究计划;(六)编辑经学家传记数据索引;(七)访问经学家的后代和亲友、学生。     

杜颖陶戏曲研究的学术路径与启示意义——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之十四

杜颖陶的戏曲研究,场上与文本并重,其对传统剧目相当熟稔,对戏曲本事、戏曲音韵、声腔剧种、舞台规制等的研究,均在近现代的戏曲研究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但由于其论著主要见于民国时期各种报刊,建国以来又一直乏人整理,学术影响力的延伸受到很大局限,以致逐渐冷落。论文广泛搜集杜颖陶的论著,为其戏曲研究著述辑目,并着重分析杜氏戏曲研究的学术路径,揭举其治学方法对当下的启示意义[1]。     

民国时期邮展述论

民国时期的邮展,依据主办方的不同可分为个人邮展、民间集邮团体邮展、官方邮展三类;就其组织运作模式而言,又可分为筹备、实施、展后三个阶段,三阶段中的具体工作是邮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邮展增强了民众的集邮兴趣,有利于集邮家开阔视野、增进交流,促进了民间集邮团体的良性发展,对政府也有一定影响.同时民国邮展发展趋势上的递进性、展地分布上的区域性、参与人群的有限性,又构成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国时期北京的集邮活动

集邮是一项西式休闲文化,于清末民初传入北京,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迅速发展,成为了近代北京市民的休闲方式之一.北京的集邮者以青壮年男性为主,且多为中低级公务人员、职员和教会学校师生,具备一定的规模.出入邮票商社、购买所需邮品,参加集邮组织、广泛结识邮友是他们开展集邮活动的主要内容.当时北京的邮票商社众多,以环球、东亚、诚记和庚辰最具代表,集邮组织则有北京邮票交换会和北平邮票会.民国时期,作为“高尚的娱乐”的集邮开始真正走入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对去除博弈、烟酒等民间旧恶习,提倡健康、民主的社会新风尚起到了推动作用.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占有关系刍论

在民国时期的华北乡村社会,土地占有关系与以前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集中化趋势,而是趋于相对分散;乡村土地资源主要拥有者并非地主、富农等乡村上层,而是处于乡村社会中间阶层的中农。这种土地占有关系的出现,与灾荒对乡村上层土地扩张的制约、乡村上层的分家析产、匪乱对富裕者的冲击、传统伦理道德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     

民国时期的本色神学

基督教在中国屡次失败、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感,其最终的原因都归为一个,即基督教并没有处理好自身同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没有让中国人彻底理解基督教所借用的西方文化符号之下承载的独特教义。因此,基督教若要在中国继续传播,就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创建本色化神学,去除原有的“洋味”,以便被更多的中国人所理解。     

民国时期素食运动原因初探

传统社会中崇尚朴素自然观的人们以"素食"为尚,到了民国时期,在新观念的支配下,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素食运动"。素食运动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合力促致的结果,其主旨既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厉行节约之风不谋而合,又与时人"健康"与"美"的观念较为一致,同时又受到传统佛教文化和西方社会素食之风的双重影响。就素食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一些观点而论,素食运动在当时的推广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对于当时国人渡过难关、养成克俭之风有所助益,也是中国健康与营养观念近代化转型的重要反映。     

民国时期自贡报纸刊载广告研究

报纸刊载广告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广告费、广告种类、广告用语、广告版面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民国时期自贡报纸刊载广告,不仅反映出民国时期自贡报业的某些特点,同时也折射出民国自贡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对于民国自贡史研究和重组自贡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区村长选举——主要基于和阗区的考察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的区村长选举制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区村长的选举在部分乡村实施,民选与上级政府委任并存;第二阶段虽未全面实施区村长选举制度,但对区村长的民选方式和程序开始有所规范;第三阶段全面推行民选区村长制度,并规定有统一的选举程序等。虽然维吾尔族聚居区的民选区村长制度还远称不上完善,但也是民主政治的进步。     

论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

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是中国近现代民法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本文对民国时期的民法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体现了世界民法社会本位的新思潮;其继承清末变法修律的传统,凸显了西方民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民事习惯进一步磨合的价值追求。     

民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述论

民国时期,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予以了一定程度的重视,统一了水政,颁布了《水利法》,制定了抗战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方针、纲领和战后发展计划,并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拨款,对农田水利事业予以扶持,新建、改建、扩建了许多农田水利工程,增加了灌溉面积,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增加了农民收益,为抗战提供了军需民食,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农田水利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     

论民初孔教是否宗教之争

孔教是否宗教,是聚讼多年、迄未定论之问题.1913-1917年,该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曾成为争论之热点,各界要员卷入其中者甚多.该讨论正值社会嬗变、文化转型时期,无论对当时的舆论、政局,抑或对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潮,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发生在20世纪初年的这场争论虽已成为历史,但给我们留下了文化建设的历史借鉴,其蕴含的历史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