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力·真理--社会正义与"话语的伦理"

"话语"的冲突是引发人与人,乃至种族、民族和国家间的敌意和仇恨的根本原因,社会的不公正也根本地表现于话语的强权和话语权的不平等.话语的统治必须以权力为后盾,而权力则必须通过话语来贯彻自身.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伦理学"的构想,认为要实现普遍的公正,消除当今世界严重存在的不平等,必须首先反对话语的霸权,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贯彻"交往理性",将话语规范的恪守提升到社会伦理原则的高度,通过理性的交往和对话,达成广泛一致的"话语共识",以解决矛盾,防止冲突.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构想却包含着明显的悖论.     

流亡与建构:申采浩的中国体验与近代想象

申采浩的中国流亡体验对于其思想发展和时代认识、知识话语与近代想象的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作者在英雄传记和幻想小说《梦天》中以英雄话语、国民话语来建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想象,并表现了他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到了20世纪20年代,申采浩从民族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在一系列散文和小说《龙和龙的大激战》中以民众话语、阶级话语展现了他的东亚想象乃至世界想象.申采浩的小说表现出主体"欲望"的隐喻与象征、变形与超越,并以此获得对于现实世界的象征和想象,从而具有对传统叙事的解构意义.申采浩文学的近代想象研究对于深入探讨韩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中国体验叙事的特征有着重要意义.     

论《小说丛报》中的辛亥革命叙事

《小说丛报》是民初重要的文学杂志,其对辛亥革命的叙述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其中"革命加爱情"的叙事形态复杂多样,其革命叙述中的民族国家话语表现在小说文本的叙述声音与小说文本人物形象的建构中,其革命叙述中的人道主义话语表现为叙述者对革命者亲人生死别离之悲苦的关怀与对战争中平民苦难命运的书写。《小说丛报》对辛亥革命的呈现与反思构成了民初小说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同时小说也以自身的话语行为参与着民初社会思想文化的建构。     

从“独白”走向“对话”——网络时代行政话语模式的转向

话语就是权力,话语背后隐藏着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当前政府的官方话语正遭遇到巨大的危机,但也出现了诸多调整和重构的新变化。对应于政府单中心的权力结构,行政话语是垄断性的独白式话语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发展,行政话语将会形成多元化的对话话语模式。政治民主化、社会权力结构的多元化等环境因素,提供了行政话语模式转向的现实基础。     

东方主义视角下的韩国女性形象建构

东方主义视角下美国朝鲜战争小说中的韩国女性形象,是美国作者们依据自身经历和东方知识,通过"西优东劣"的权力话语言说来书写韩国女性,并以"真理"形式,塑造出看似个别其实包含着一种具有普遍偏见性的女性形象。与此同时,他们把这些形象作为媒介或隐喻,传递西方男性的权力话语,寄寓着西方男性与韩国女性是主人与仆人、权力与身体、我们与他们、文明与威胁的二元对立等级关系。     

一题两做 各得其趣——论同题材的聊斋俚曲与小说

蒲松龄经常以小说与但曲这两种能够代表其叙事智慧的体裁来表现同一桩故事,并且能够做到各得其趣.作者之所以喜欢对关涉家庭伦常的故事用两种体裁一做再做,主要是因为他不仅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敏锐的观察能力,而且拥有对个体人生的切身体验.当然,这种"一题两做"并非仅仅是通过表达方式的改头换面而进行的简单重复,而是力求在文本格调、叙事方式上都体现出士人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异趣.这样,小说的团圆结局往往转为俚曲的圆而又圆的结局,而小说的文人叙事也往往随之变成俚曲的民间叙事.     

新时期女性散文的“权力话语”

文学作品作为话语存在,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必为一定的历史文化构成的生存情境所制约。故而新历史主义批评总是强调文学创作对历史事实的"背景情况"的反映,特别注视着构成文学的真正形式和内容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尽管这种内在的冲突性常常被文学话语的独创性所遮掩。深受马克思与福柯影响的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莱特,着力拈出"权力"这一术语,他描述道："为了表现人--表现'自我'--而对一种具体的权力形式的后果获得一种具体的理解,这种权力既集中在法院、教会、殖民地政府和…     

新时期乡村小说与"权力主题"

关注乡村权力状况是新时期乡村小说一个贯穿性主题,包括四个方面:权力与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与经济,官场权力游戏.它们有所关联,但存在明显的递进演变,显示了文学与时代的联系以及乡村权力的时代特征.同时表现了创作主体意识走向自觉的趋势.乡村小说的权力主题针对着乡村重要现实问题,体现了强烈社会责任感.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

汪曾祺是新时期小说语言观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理论话语、评论话语与创作实践互相支持,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有关"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观念包含了"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等不同认知维度.剖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可以管窥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知青小说、王小波与福柯评《黄金时代》的新视角

知青插队是许多人的共同经历,小说家们对这一段生活的描述不尽相同.王小波的学养偏重西学,故他写知青生活的<黄金时代>显得与众不同.他以福柯的眼光看待社会,因此,性成了小说展示社会权力关系的舞台,也是他驳斥"文革"荒谬的有力武器.同时,性还是弱者挑战主流话语霸权,显示点命权力,获取生命乐趣的重要手段.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

跨文化传播构成了研究话语权建构的重要视角。跨文化传播的本质是一种共享意义或是共享现实的建构,无论何种模式的跨文化传播,都是权力在话语实践过程中寻求正当化的过程。话语建构的动力来源于话语背后的权力,而话语则充当了这种权力结构正当化的手段。回顾国内外有关话语和社会建构主义话语理论的发展过程,厘清话语实践与话语权的建构关系,对中国对外传播实践中的国际话语权建构面临的问题、要素和建构手段进行阐述,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有其必要性。中国对外传播话语首先应尽量贴近社会现实,具有"大局"或是"宏观"意识。诚实、具体、平等、平和、全面的话语也许是中国对外传播话语的最好模式与原则。     

从知识的视角理解福柯的话语观——兼论福柯对文化人类学的影响

福柯将权力引入话语,讨论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其中知识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知识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话语和权力之间发挥着作用,知识是权力产生的源泉,知识体系与真理体系的可理解性被归结为话语规则.福柯的话语理论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其解构主体理论使研究者意识到在话语分析中主体性问题、社会身份问题和个性问题的重要.     

近代大众传媒与晚清谴责小说

晚清谴责小说是在近代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产生的、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大众传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传播技术的革新,而是作为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已兼具"目的"和"手段"双重甚至多重意义,并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意义对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话语以及叙说方式等进行着无所不在的渗透.这使晚清谴责小说的文本本身与传统文学的面貌不同,需要在大众传媒的视阁下才能给予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证成转向与多元社会的隐忧

伴随西方社会进入多元社会,以同质性为前提的同意理论与合法性的政治评价标准被学者们抛弃,"如何合法化一个国家"的问题被"如何证成一个国家"的问题所取代,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发生了一种证成转向。证成转向在形式上表现为用公共协商取代多数决定,其实质则是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权力再分配,即在多数掌握了强制权的条件下,因多元社会的形成而沦为少数的主流群体试图通过掌握话语权来抗衡多数,来继续维护其对社会的控制。就此而言,证成转向反映了西方主流群体对多元社会的一种忧惧,而这种忧惧则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多元社会中究竟需要政治同化还是政治进化的问题。     

9O年代“商界小说”的勃兴及其价值探析

文章主要分析了90年代"商界小说"勃兴的原因及其社会、经济、文化价值,同时对其存在的不足及未来发展方向作了一定探讨.     

艰难的啮合——谈合作化小说叙事话语的裂隙问题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叙事中被嵌入了强势的主流权力话语,致使合作化小说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文学自身的主体性被剥夺而处于被政治意识形态压抑和规训的状态。但是,这又不能一概而论,在赵树理、周立波等少数作家笔下还是能够发现其小说创作中潜隐着与主流话语相龃龉的＂民间＂话语。从而在合作化题材小说叙事话语中呈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与＂潜在＂的张力结构。     

布尔乔亚市民社会的新型权力装置——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评述

福柯认为,从19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科学话语为构形本质的真理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这是一种可以杀人的真理刀。这个新型权力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管理学"的东西,福柯把它叫做"治理的艺术",治理就是新型的积极权力。以知识为装置的规训开始在全社会布展开来。权力的规训技术,在最微细的层面上开始控制人的肉体和灵魂。     

《莫瑞斯》中的同性恋话语权力分析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是20世纪重要的英国小说家,《莫瑞斯》是他最富有争议的一部小说,小说围绕莫瑞斯、克莱尔和阿列克三者之间的同性恋情展开。这部小说真实的反应了作者自身的情感诉求,体现出作者对人性解放的追求。主人公莫瑞斯与他的恋人们,是谁主导着同性恋情之中话语权力的值得深究。本文拟以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来对这个问题展开分析研究。     

论“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与暴力

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与"暴力"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在革命战争小说中,"我方"实施的"暴力"被赋予了正义的、合法的权力;"敌方"实施的暴力则是罪恶的、非人道的。在反映土改运动的小说中,"暴力"是革命群众合理地发泄愤怒的方式。"十七年"革命题材小说中,人道与暴力的关系问题一直作为"潜话语"存在着,作家如不触及这一问题,他对战争的描写就只能停留于革命的胜败这样的浅层次上,而不能具有人性的深度和文学性的力量。     

吴满有:从记忆到遗忘——《解放日报》首个“典型报道”的新闻生产与社会记忆建构

社会记忆并不是单纯地再现过去,它是权力利用话语刻意凸显、筛选,遗忘及剥夺的结果。本文的研究以保罗.康纳顿等人的"社会记忆"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运用历史文献研究方法和文本分析方法,通过对《解放日报》首个"典型人物"吴满有的典型报道及其他相关文献的解读,分析了大生产运动农民领袖吴满有及"吴满有运动"的兴衰史,展现了权力是如何掌控新闻生产的过程,并通过对新闻话语的控制来建构社会记忆,从而实现记忆的"写入"与"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