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李白赋对前代赋作的继承与创新

李白的赋作与其诗一样独具魅力。其赋作继承了汉赋和魏晋六朝赋的创作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创作特点。其大赋表现出张扬的主体精神，小赋则显露出浓烈的忧思精神和个体意识。     

解析柳永赋化词

柳永为宋词大家,其着笔慢词,善用赋法,对后世词曲的创作影响深远。柳永"以赋为词",与苏轼"以诗为词"一样,于词贡献甚大。柳永变小令为慢词长调,启迪和影响了一代词风。柳永擅"以赋为词",分别汲取"大赋"、"小赋"和"骈赋"之法,兼采众长、融合并用,在词的文体特质、抒情手段和语言魅力等方面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表现方式,开创一代词风。     

六朝赋体文学考辨——兼谈大小赋之界定

六朝抒情小赋产生于大赋称雄之后一个更为动荡的时代。众多的赋家，众多的赋作，需要梳理，而学界对大小赋的论争也值得思考。抒情小赋淡淡的几笔景物描写，轻轻的几句人生慨叹，都饱含了作者真挚的情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西方“政党衰败”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创新

针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的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发生的深刻变化，遭遇了从思想、组织、功能到运行格局的全方位危机，从而引发了“政党衰败”的情况，指出这是由于国民民主意识的增强、现代技术政治的广泛运用、非政府组织等新中介的挑战以及政党的自我变革所带来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应适应急剧变革的社会，不断地自我革新和发展，从而不断地提升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论汉代至初唐是古代汉诗定型诗体建设的重要过渡时期

从汉代到唐初是汉诗诗体由不定型到定型建设的最重要的过渡期。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了汉诗诗体及汉诗形态的建设,出现了赋、乐府,以五言诗、七言诗为代表的古体诗,为定型诗体格律诗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代是汉诗诗体由四言向五言过渡的诗体松散的时代,虽然未建立起定型诗体,却扭转了"楚辞"开始的汉诗的较为极端的"散文化"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诗诗体多元化大发展的时代,是汉诗诗体进入自觉阶段的成熟时期。     

元杂剧中赋体的运用——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考察对象

元杂剧的曲文在写景、状物、叙事、抒情等方面大量借鉴了抒情小赋的艺术形式;其戏剧结构、讲唱对话等则受到了俗赋的影响。同时,赋与戏剧所具有的诗性特征和共同的表达方式,又带有文化基因上的传承性和共通性。《元刊杂剧三十种》作为最早的元杂剧刊本,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元杂剧对赋体的运用和借鉴,以及俗文学在雅文学影响和渗透下的发展轨迹。     

大健康视域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

医学教育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和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提升生源质量、加强“五术”精神培养、拓展学科交叉融合、创新培养基地和机制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以期对未来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有所借鉴。     

试论苑猎京都大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

作为一代文学之主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苑猎京都大赋无疑最能够代表和反映汉代雄壮堂皇的时代风气与精神面貌,其主要写作内容则是苑猎与京都。由于国力昌盛,帝王需要宣扬盛世伟业,于是自上而下"命赋"成为苑猎大赋的写作方式,而京都大赋则在"迁都"争议的影响下,以"献赋"为其写作方式,并在宫廷中诵读传播。所以,"命赋"和"献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使得苑猎京都大赋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帝王喜好、舆论风潮以及时代精神的承载体,达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张衡对东汉文学的创新

张衡不仅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上名垂青史,而且以其文理兼通的天赋在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他的赋作和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伟大的革新意义。而后人因其在科学上的伟大贡献而往往忽视了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事实上,张衡在科学上的严谨态度也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探讨张衡在东汉文学尤其是赋作与诗作上的创新及对后世的影响,以彰显这位伟人卓著的文学成就。     

释《诗经》“颂”

学术界对《诗经》中“颂”之含义阐释分歧甚大。文章从传世文献、考古成果、训诂考据、文化人类学、文化宗教学等角度，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探索“颂”的起源及其最原始的意义，认为“颂”可拆分为公”字和“页”，西周之前“颂”字的意义正是包含在“公”字之中，其起源于巫术思维下的一种上古人类生产（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的集体祭典，本义是一种生殖崇拜的祭仪。     

“汉三颂”交通工程技术史料丛说

"汉三颂"不仅语词华美,笔力雄逸,文字亦包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有关当时交通工程的历史资料,尤其珍贵。考察其中有关内容,可以深化对当时交通建设景况的理解,若干交通道路修造技术的方式,也更为明朗。当时交通工程的组织和管理形式,也可以通过与其他资料的比照,获得有以说明的条件。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唐代咏侠诗中的游侠群像

咏侠诗是古典诗歌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流品。它产生于汉魏,发展于六朝,至唐达于鼎盛。唐代诗人用慷慨之笔来抒写他们的价值观念、人格理想,将豪迈不羁的精神追求和壮志难酬的不遇悲慨寄托在形形色色的侠客身上。因此,与魏晋六朝时期相比,这些游侠形象更为丰富多彩,更为鲜明生动,主要包括:古代游侠、唐代游侠、另类游侠。     

汉赋中神话传说的外向征服特征

汉代为神话传说传播的黄金时代,汉赋以大量的神话传说为创作素材,大胆地役使神人、驾御神物,极大地扩展了神人、神物的范围,提高了人的地位,使其中的神话传说体现出鲜明的外向征服的特征,表现出汉人征服欲望的扩张和征服能力的增强。究其原因,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对外扩张的武功征伐以及对楚辞神话气息的继承与模拟等是汉赋中神话传说形成这种特征的主要原因。     

从“懿筐”到“桑笼”:汉人审美情趣的变化与求新

汉人对桑女采桑活动的描绘,在诗歌和绘画的层面上已经呈现出一种超越于一般生活的唯美意义的艺术追求与艺术创作。“桑笼”虽小,但其小巧而精美的造型与刻画,从一个侧面表现和反映了两汉时期独特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的生成,显示出汉人在继承前代审美传统基础上的变化与求新。其生活基础是汉代家族生活和庄园经济,而其艺术基础,则是与之相适应的汉代“庄园艺术”。是汉代“庄园艺术”之乖巧、灵动与精美的艺术特点与艺术追求,给予了这种审美情趣以新鲜的活力和生存的根基。     

从《梅花百咏》看日中文学交流

日本锁国时期,并未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不仅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入港,而且与琉球(今日本冲绳)和朝鲜保持交往.日本诗人相良玉山草成《梅花百咏》后,寄赠琉球文人程顺则;1713年春程顺则将之传入大陆福州,清朝文人王登瀛特为撰写序文;1714年程顺则奉使日本,将序文交给相良玉山;次年将相良玉山序文刻入诗集出版,从而成就东亚文化交流史上一段佳话.     

诗成何以感鬼神——上古帝王与郊庙祭歌形态关系探析

诗乐舞为上古祀神仪式中最富有艺术性的部分。周因于殷礼,祭祀礼仪中的诗篇大部分为“史巫祝宗”之辞,为仪式用语,保存在《诗经》的雅颂中,与乐舞一起服务于降神、娱神的需要。     

西汉辞赋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

西汉辞赋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较少用理论阐述观点,而更多用创作表示见解。不少人写出许多形象生动、华实并茂、修辞出色、现实性强、以赋讽谏的优秀作品。这些辞赋创作反映了寓有时代气息的文学思想。它表明作家能够认识文学的形象性,争取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追求艺术的表现手法,注重表现时代与生活,重视辞赋的教育作用。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