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急遽变化,为适应中国新诗变革的需要以及外来诗学的冲击和影响,中国诗歌理论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从"诗界革命"论者到王国维、青年鲁迅再到五四诗歌革命先驱,一大批诗人、诗论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代特色的诗歌观念、主张,逐步实现了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     

诗·革命·历史:革命叙事诗的诗学政治化阐释——兼论李季的叙事诗创作

革命叙事诗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史的诗学组织与美学建构。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被历史意识和政治意志所推动,中国现代新诗出现了对政治性、叙事性、史诗性、民族化的强烈诉求。持续于1920年代至1970年代的革命叙事诗是这一诉求的突出表现。其得失均可从诗学政治化的诸种张力中得到探讨。李季作为革命叙事诗人的个案,具有阐释诗学政治化这一重要诗歌现象的高度典型性。     

论诗人思想研究兼评蒲度戎的《生命树上凤凰巢——叶芝诗歌象征美学研究》

注重对诗人思想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诗歌并检验诗歌的效用与功能.诗人生平及思想的发展轨迹会对作品的产生起到重要的建构作用.叶芝在其独特的象征主义诗学思想指导下进行创作.魔幻诗学和智性诗学是其象征主义诗歌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叶芝的魔幻智性诗篇体现了在魔幻这一整体构架下诗歌引导读者发现和享受解读诗歌智性美时所感受到的令人愉悦的诗歌效用.     

袁可嘉诗学体系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上承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理论和京派文艺理论思想精髓,并借鉴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学思想,把追求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性作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主旨。八九十年代,袁可嘉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主义这一新的诗学概念,诗学体系更加充实完整,充分表现了现代性的特质。     

依偎于今魂与古胎之间——诗界革命与南社关系考辨

南社在注重发挥诗歌社会功用的文学观念上与“诗界革命”取得了共识,但二者对诗学传统与诗歌的具体功能的体认上却有很深的差异,无论是对诗歌功能的体认还是对诗歌形式的变革,南社诗人与“诗界革命”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南社诗歌是“诗界革命”的继承和发展。     

笼天地于形内 挫万物于笔端——读“新归来者”代表诗人雪丰谷的诗歌

现代汉语诗歌有两个诗学源头,一个是中国古典诗歌,一个是西方现代诗歌。它们对现代汉语诗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试从传统诗学的角度,对＂新归来者诗群＂的代表性诗人雪丰谷的诗歌风格及其形成、诗歌题材拓展等方面进行粗浅的探析。     

回归"五四":彭燕郊的诗歌历程

回顾彭燕郊70年的诗歌历程,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精神影响甚巨。"七月"时期,诗人便开始了对鲁迅、对"五四"的继承;其后,在经历了漫长的"炼狱"和"归来"的过渡时期之后,诗人于80年代中、后期明确地提出了向"五四"新诗传统回归的诗学主张,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实现了这一回归。可以说,在诗学追求的层面上,"五四"建构了诗人独特的时间意识,诗人和时间的关系,可以简化、还原为和"五四"、和鲁迅的关系。     

浪漫主义的“云游”——徐志摩诗艺的英国文学背景(一)

诗人徐志摩无论在思想还是在艺术的层面上都是一个极为活跃的探索者 ,他在诗艺方面所作的各种眼花缭乱的实验为世人所瞩目。但他的五花八门的实验都是原创的行为 ,还是有某种诗学影响的根据 ,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很可靠的学理解释。本文正是要在细读徐氏文本以及把握英国相关诗学文化的基础上 ,探究英国浪漫主义诗学对其诗歌风格多重性的特殊影响     

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诗风的接受与转化

英国现代诗人奥登曾于1938年访问中国，他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创作带给中国诗人新的启示。奥登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用一种“临床”的手法来剖析社会、介入现实，使诗作带有明显的现实取向。在形式上，奥登采用“轻松诗”的体式处理严峻的现实题材，使诗歌呈现出反讽性的结构张力。奥登介入现实的诗学思想和轻松反讽的诗歌风格都影响了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创作，西南联大诗人群在接受奥登的时候也结合了中国的现实语境，将其转化为本土化的诗歌实践。探究西南联大诗人群对奥登的接受与转化，对于理解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探寻西方文学资源对中国新诗带来的有益影响。     

血以后是黑暗:海子和荷尔德林诗歌中的人与神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诗坛最为深刻、也是最具争议的诗人之一,海子生前热衷于德国古典美学和现代诗学,并奉荷尔德林为其诗学楷模。可以说,后者对海子的诗学与诗歌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荷尔德林身份、哲学和诗歌观念的体认和扬弃,海子在晚期诗歌中部分实现了自我超越,形成了迥异于荷尔德林的、高度个人化的诗学。对两位诗人的关系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海子诗歌作为当代中国一种特殊的诗学和文化现象的进一步体认。将海子诗学的本体观念、诗人的身份观念作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它们如何影响了海子诗歌中人、神与实体的关系,同时试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思考这种关系的生成机制和文化特性以及荷尔德林如何改变海子诗歌和诗学表意与实践的方式,以期对当代中国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接受和自我塑造问题产生启发性的认识。     

“中间代”:命名、问题、意义

“中间代”是新世纪诗歌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命名。新世纪初相关诗人对“中间代”进行了反复、持续的建构,呈现出了“中间代”诗人的基本风貌。但是,这一命名缺乏内在的诗学根据,更多的是出于夹在“第三代”和“70后”诗人之间、以“60后”为主体的一批诗人进入诗坛的实际需要。“中间代”诗人集纳在“中间代”的旗号下,是消费时代的诗歌行为,他们以商业营销的方式凝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群体的努力没有诗学价值,他们在危机时代,坚持了新诗的先锋性、纯粹性。     

从《诗经》里醒来的美学刺猬——张蜀恒“诗歌评书”的声音诗学考察

在内蒙古汉语诗歌写作群体中,诗人张蜀恒绝对是个异类。张蜀恒对＂诗歌＋评书＂的立体诗歌范式进行了先锋实验,主张＂诗歌评书＂的表演技巧主要有嗓子活、面子活、身子活等。本文就张蜀恒＂诗歌评书＂所表现出的声音诗学,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诗人不自觉的回到诗歌最初的形式尝试,以及与《诗经》的诗学关联;二是以方言入诗的＂以暴制暴＂问题;三是诗人介入生活的努力,即加大诗歌表现的民生容量。从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了张氏声音诗学的独特魅力。     

个人主义与华兹华斯的诗学观

以艾略特为代表的一些批评者对华兹华斯的个人主义倾向持贬斥的态度.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强调想象和感情,其诗学观和诗歌创作均表现出对个人的关注,与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个人主义有着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华兹华斯以诗人的身份,从诗的宗旨等诸角度诠释了个人主义思想,展现了诗人在工业化革命时期对个人主体性的关注.理解华兹华斯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实践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对理解华兹华斯甚至整个浪漫主义诗歌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论“第三代”诗人的持续性写作

20世纪80年代末期,"第三代"诗歌运动结束之后,基于个人和社会等各种原因,有的诗人选择了放弃诗歌,还有的诗人则选择留守在现场,继续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经过了90年代这十年的积累和沉淀,不少诗人在新世纪又返归诗坛,重新创作。他们在新世纪的持续性写作,既可能是对80年代诗歌传统的一种精神延续,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格局的形成和诗歌生态的变化。     

论华兹华斯的"快乐"诗学及其伦理内涵

华兹华斯不仅是英国19世纪杰出的抒情诗人,也是有着自己独立诗歌观念的诗歌理论家.华兹华斯主张诗歌的情感、题材、语言和创作目的都要以"快乐"为起点和终点,"快乐"成为其诗学中的核心理念,这就构筑了他独具个性与魅力的"快乐"诗学.在这种诗学观念的指导下,华兹华斯的诗歌充满了一种崇高的自然与人间之爱及其独到的伦理内涵,成就了其诗歌在英国乃至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并对当今世界的诗歌与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浙籍诗人诗歌翻译与中国诗学的嬗变

以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新诗的发展为纲,概述了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到20世纪40年代浙籍诗人域外诗歌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实践,探讨了群体的诗歌活动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重估了现代浙籍诗人群体译诗对中国新诗学建构的应有贡献。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九叶诗派对象征主义的反思

西方诗学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语境发生遏合时产生的变异非常耐人寻味。象征主义与其他诗学因素的结合,形成了不同特色的中国式的象征主义。1940年代,对于力主诗歌要紧密把握当前世界人生的九叶诗人,诗歌象征的内容多为现实人生普遍经验的诗化,他们与浪漫主义相疏离,将象征与现实互渗,这是与后期象征主义的影响分不开的。九叶诗派对作为象征主义诗学核心的纯诗、契合等有着创造性的转化与背离。     

论包恢的诗歌理论及其理学底蕴

包恢提倡自然淡泊的诗歌审美风格和境界,主张天籁自鸣的创作态度,这需要诗人的渐修和顿悟。包恢诗学思想的这些观点是建立在他的心学为主,并综合朱陆的理学思想基础上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宋代理学思潮对诗学思想产生积极影响的总结者。     

试论北宋诗学批评中的“考索”

考索最初是一种研治经学的方法,然而由于《诗经》从经学向文学角色的转变,考索在这一领域的运用也就成为它在诗学领域中使用的滥觞。在宋以前,考索多用于对诗歌的注释与解说,基本不构成对诗歌的批评。到了北宋,这一方法逐渐被大量地运用在诗学批评上,以考察诗人及其才气品行、诗体的渊源演变、诗歌遣词造句的出处,以及用事的正误等方面,成为北宋诗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法,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的理性色彩大为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