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高等教育教材遗产

钟敬文先生所主编的高校文科统编民俗学系列教材,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民俗学教材的首例样本,也是新时期30年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总结它的学术价值、社会作用和未来意义,对于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和中国民俗学事业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应用研究: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

早在20世纪30年代,钟敬文先生就十分重视民俗文化的实用功能;到了90年代末,钟敬文先生更是把应用民俗学作为民俗文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置之于与理论民俗学、资料民俗学和历史民俗学并重的位置.进入新世纪,加强民俗的应用研究,对发展中国民俗学关系重大.     

民俗学高等教育的世纪之路:社会改革与国民教育——写给钟老广东故乡举办的“钟敬文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

钟敬文先生创建了中国民俗学高等教育,这与他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大学运动,将中国人的身份,精英阶层和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价值观紧密结合在一起,建立了民俗学高等教育观。与当时世界环境中的先进民俗学教育相联系,中国民俗学者的很多研究都与当时世界知名高校的前沿研究同步,以研究推动教育;打通大学与民众的通道,开辟了"到民间去"的现代社会改革之路。民俗学高等教育,落脚点是建设中国优秀整体文化。在社会主义高校体制下,我国民俗学高等教育已发展成为高校研究生教育、地方普及教育、民族民俗学教育、社会公众教育和留学生国际教育五个分支,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系统。钟敬文先生在这一宏观视角下,强调国民素质教育,对现代文化建设和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双重重要性。     

浅谈高等院校民俗学研究方法

高等院校在民俗学研究中重视理论研究,却忽视了理论与实践结合,而民俗学在实际的教学中却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而民俗学是一门值得学生进行探索和研究的学科.在高校民俗学研究中,专家学者对于地方的历史研究,并未真正以符合当地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导致高校的民俗学研究缺乏真实性.因此高校的民俗学研究如果想要有新的突破,还要从不同的视角去关注民间和民俗.     

钟敬文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

自 1 92 7年始 ,钟敬文与顾颉刚等一批早期民俗学者在中山大学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他们大量印行书刊 ,进行民俗调查 ,设立风俗博物馆 ,开设民俗学传习班 ,广造声势 ,使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本文力求通过对钟敬文当时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复述 ,重现一个执着于民俗学事业的青年学者的形象     

民俗学之"民间"

20世纪“民间”成为学术界一个重要的学术名词。它对民俗学而言具有本体论意义,它的内涵随着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不断变化,同时对它的理解还包含着一个问题即民间的立场,这成为当今民俗学研究的瓶颈。     

评钟敬文《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

在新世纪之初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专题学术研讨会上,钟敬文先生作了《对中国当代民俗学一些问题的意见》的书面讲话,就中国当代民俗学的现状及发展做了高屋建瓴的论述,使与会者澄清了在民俗学学科理论方面的模糊认识,明确了学科发展的方向.     

仍是机遇：需从澄源正本接力起——关于高校民俗学／民间文学课程与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一点思考与实践

本文以西部一所民族高校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与教学体制改革的实践为例,结合西部地区大开发阐述了目前民俗学/民间文学在我国某些高校中文系的教学现状与我国民俗学学科建设的迫切性。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点50年课程设置研究

本文研究钟敬文教授创建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课程系统的教育观点和实践成果,重点分析钟老从事高校教育70余年的经验,阐述了这一教学建设对发展民俗学国家重点学科的作用.     

中国民俗学应如何走出自己的学术困境

众所周知,自中国民俗学复兴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民俗学学术危机依然存在.为帮助中国民俗学走出困境,我们应当加强田野作业,力求把民俗学建设成"经世济民"的学科.     

撒拉语和土库曼等语的关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地域特征,撒拉语既有古突厥语的特点,同时又因与周边语言的联系而有自己新的发展。它的突厥语特点代表了几种历史层面,这种层面反映出与不同突厥语群的联系。由于复杂的共时特征和与历史记载的差距,对于撒拉语进行分类是很困难的。根据如下两方面的论述:1和乌古斯语的发生学关系;2和南西伯利亚语和克普恰克语长久的联系,本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不同意撒拉语与现代维吾尔语有发生学关系的看法。     

论吐蕃治下的吐谷浑

从公元七世纪初以降,吐蕃先后兼并了分布于青藏高原的羊同、苏毗、吐谷浑等族,与这些民族发生了密切的政治和文化交流.本文引用敦煌、新疆发现的古藏文文献,结合汉文文献,深入地讨论了吐蕃治下的吐谷浑小王和吐谷浑臣僚、民众的情况,力图揭示出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以及逐步融合的历史真相.     

试论噶当派的兴起原因及历史影响

噶当派是11—15世纪藏区影响较大的一个佛教教派,其兴起原因主要在于它适应了当时藏区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藏区佛教的发展方向。本文强调指出,噶当派在教理教义、寺院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影响了其他教派的产生与发展;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的形成也与其作为藏区第一个佛教教派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此外,噶当派对藏区社会的其他方面亦有影响。     

论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问题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自治法规 )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自治权。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高于一般地方性法规而具有法律性质 ,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上级国家机关要尊重和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 ,但自治法规不能规定和约束上级国家机关。制定机关和批准机关对于自治法规都享有“半个立法权”的说法 ,实际上是把报请批准自治法规视同提请审议自治法规案 ,把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法规制定权等同为拟定权。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法规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的规定 ,是一项宪法原则 ,这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体制的一大特点。在自治法规的效力等级和适用范围问题上的分歧 ,源于如何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世纪之交世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背景及其理论探析

冷战后,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在世界各地迅速泛滥的背景错综复杂,包括民族怨仇、殖民统治及大国强权政治等历史根源;东、西方冷战终结和雅尔塔体制解体的国际大气候;某些国家政府民族政策的严重失误、西方世界有目的的推波助澜等内外缘由;以及世界现代化、全球一体化大潮所激发的各民族经济、文化权益之争等深层因素。民族自决权原则的真谛是遭受外国异族统治的殖民地附属国各民族的非殖民地化,它与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紧密相联,不能不顾相应的历史条件,无限扩大民族自决权适用范围。倡导民族国家在民族结构上的纯粹性和单一性的“一国一族论”,以及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组成一个国家的“一族一国”论,在理论上是极端偏狭和荒谬的,在实践中也势必增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非理性和破坏性     

中央政府支持边远地区的经济项目在立项设计、效益评估方面所涉及到的各种因素

本文从建国后中央政府支持的边远地区经济项目的得与失出发,阐述了这些项目设计立项时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及效益评估办法。     

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作用

历史观是记忆的出发点和认同的基石,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强调“四个与共”的结构一体性和“四个共同”的过程延续性,为中国历史政治基因的延续性、合法性提供了理念维护,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素材,也是对外部挑战的理念回应。问题史观通过修改历史认知坐标系和思维方式,销蚀政治认同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而二元史观、多元文化主义史观等问题史观冲击了中国历史主流话语的延续性、一体性、主体性和本土性。中华民族历史观教育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价值立场,以强化中华民族史观认知、凝聚“五个认同”历史情感、坚定历史自信为关切,引导受教育者形成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评价标准。     

犹太人杰超常涌现诸因素分析

犹太民族以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并为人类贡献了大量杰出人才。犹太人杰的超常涌现与犹太民族视学习为敬神的宗教观念和崇学尚智的文化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而以家庭、会堂、犹太中心为基础的教育实践 ,开放的民族心态 ,兼收并蓄的文化机制 ,备受迫害的民族流散经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 ,本民族杰出人物对民族精神的培育、激励作用 ,则共同形成了犹太人杰超常涌现的精神沃土     

浅论入关前满族社会的文化特色

人关前的满族正处在由一个生机勃勃的氏族社会末期向封建制度的转型时期,其文字、宗教、服饰、婚姻制度、社会组织形式都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由于满族上层统治者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开明措施．使满族在大力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又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从而成为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发展的良好范例,对于新时期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