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生态一体化协同治理的机制创新

生态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是连接经济带内分散经济联合体的基础.长江经济带覆盖东中西三大区域11省市,是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转型的重点区域.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内各省市在生态共治实践过程中,归纳出生态环境共治机制的主体困境、协调机制的利益冲突、协同机制的制度困境是制约其生态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壁垒,折射出其区域协同治理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长江经济带生态一体化协同治理机制应从治理主体、治理路径、治理模式出发,充分考量其相互联系与作用性,构建决策、目标、利益、责任、绩效、保障"六体合一"的完整系统结构,并且实现目标设定、利益协调、监督管控、资源优化、绩效提升、信息共享等功能的融合,才能有效提升长江经济带区域生态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深度贫困地区生态治理区域化的体制障碍及路径重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总要求,为乡村现代化建设指明道路。近年来,乡村地区的生态治理逐步呈现出区域化状态,跨区域污染的乡村生态问题层出不穷,乡村生态治理区域化一直是治理的难点和盲点。而乡村生态治理区域化问题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性障碍。尽管当前体制结构存在不少治理障碍,但是体制结构不可能取消,因此,需要进行以区域协调体系和区域治理协同为基础的区域治理共同体的路径重构。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是检验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为切入点,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就长株潭城市群在2010—2018年期间的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展开具体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总体维持在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达到了较高水平的生态城镇化;长沙市的核心效应明显,领跑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进程,同时长株潭城市群三市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有些区域差异;其三个城市或存在城镇化滞后与生态环境滞后等问题,延滞了其生态城镇化进程.未来推动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城镇化须以"两型社会"为引领,以"生态绿心地区"为生态示范,以绿色工业提升城镇化质量,将长株潭城市群三市打造成为以绿色为底色的现代化、生态化、一体化的高质量城市群,为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的推进提供强有力支撑.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的问题及法律对策

长株潭城市群正在进行着生态一体化的创造性实践.2007年底,长株潭城市群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随着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展开,其生态一体化也在推进,但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因此必须树立长株潭城市群生态一体化观念,在国家公务人员考核机制中增加"绿色"因素,推行绿色金融制度.     

生态保护补偿的性质澄清与规范重构

在现有政策法规文本中,对生态保护补偿的界定有“利用者补偿”“生态损害赔偿”“奖惩双向补偿”等多种表述,概念的模糊直接影响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构建与运行效果。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应仅限于正外部性补偿,在法律性质上与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生态损害赔偿、环境保护税费等制度存在本质差异。未来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完善需要在立法时清晰界定其含义,厘清“谁补偿谁”“补偿多少”“怎么补偿”等问题,并依据环境法一体化治理原则,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协调对接。     

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经济分析

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环鄱阳湖城市群是指以鄱阳湖为中心、涵盖周边6个地级市42个县的地理区域,是江西省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阵地.从环鄱阳湖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经济影响力和经济联系强度、城市流强度等方面的研究分析表明,环鄱阳湖生态城市群的形成具备一定的条件.加强环鄱阳湖城市群空间的经济联系,应该构建一体化的环鄱阳湖城市群基础设施、建立环鄱阳湖城市合作机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成本——收益视角下府际生态治理合作的类型与机制——以长三角示范区为例

日益严重的跨界生态问题已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改革属地治理模式、加强府际合作,是推动区域生态治理的必然选择。利益是驱动地方政府参与生态合作治理的关键,作为理性决策者,地方政府的合作动力来源于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预期。基于成本—收益视角,将区域生态治理的府际合作类型划分为损失盈利型、比较利益型、共创共享型三种,并剖析了这三种合作类型的成本—收益特征。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的水污染治理、生态工程建设、生态文化旅游圈打造为例,从驱动力、利益协商两方面分析了区域生态治理中不同府际合作类型的合作机制：损失盈利型以中央政府调控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补偿机制;比较利益型以地方政府自然生长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谈判机制;共创共享型以市场驱动力为主导,实行的是利益分配机制。     

新时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作为新时期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支撑与湖南经济社会的核心增长极,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进入了率先从全面小康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时代,长株潭一体化经过36年的演进也已取得了较大成效;但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规划难以实施、动力不足、一城独大化、简单行政化、全盘市场化等现实问题。在创建和引入多中心网络化协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多中心网络化协同治理模型,并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体制机制创新对策：基于约束刚性化,构建落实联合执法机制;基于整体最优化,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基于主体多元化,创立全员共建共享机制;基于引导弹性化,完善强化资源共享机制;基于功能多样化,健全完善政策协同机制;基于风险共担化,完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基于2012—2022年省级政府环保政策文本

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抓手。基于治理层次政策工具分析框架,以我国31个省级政府出台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文本为分析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借助Nvivo11plus质性分析软件,量化分析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选择和组合情况。研究发现,省级政府政策工具运用呈现如下倾向：战略层面“强独立行为限制与引导,弱多元共治体系构建”,战术层面“行政性方式为主,工具组合比例失调”,操作层面“高强制性,低自治(参与)性”。据此提出优化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对策建议：战略层面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现代绿色治理网络体系,战术层面的工具选择与组合应符合“聪明治理”要求,操作层面增加非强制型政策工具的运用。     

中国古代流域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古人经由长期常识理性的积累、提炼,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顺天应时”的流域生态治理法律理念,并构建出了符合流域生态治理时空规律的法律制度。古今流域治理问题的表现形式虽不尽相同,但受历史传统、法律文化、流域自然特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流域生态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古今流域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具有相通性。古代流域“一体化”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对完善现代流域生态治理法律制度和提高其法律实效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生态权益法治保障制度构建新思路——基于“共识导向”的环境司法改革思考

作为治理的基本要素,"共识"不同于单纯的"同意"(consent)、"治理"有异于传统的"管理"。应当以"共识导向"为基础,以民主治理为依托,探索生态法治建设的五个新思路:基于民主协商的生态共识、选举民主与"绿色法治GDP"新考评体系、社会自治与生态司法改革、谈判民主下互动式生态权益救济之道、生态法治的组织架构创新。     

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绿色网络的空间分布与演化

长三角一体化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水生态绿色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生态承载力的内涵,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衡量长三角地区水生态绿色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006、2012、2018和2021年的水生态绿色网络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环境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内的差异;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绿色网络使各城市的绿色发展联系日益紧密;长三角城市群水生态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在不断提升。     

长三角边缘区生态转型与特色经济发展路径——基于"核心-边缘"理论的思考

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综合发展,必将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最新、最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极.基于"核心-边缘"理论的思考,长三角边缘区的发展则应科学地把握自身特点,为自身发展正确定位,结合实际从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生态文化诸方面着手,实现生态转型,发展特色经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模式,发挥自身的特色优势,走一条特色发展道路,跻身具有强劲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多元经济空间交互运行，数字治理驱动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在新发展阶段,数据要素化和社会经济数字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数字技术革命加速推动人类经济活动向多元经济空间拓展,数字治理是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关键路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智治性是数字治理驱动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可以从规划编制、城市大脑、城市群安全防控、中心城市决策体系、中小城市场景开发等方面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从建设数字政府、发展数字经济、数据驱动创新、打造高品质数字社会等方面加快建设数字区域一体化发展体系。     

关于长株潭生态城市群建设的几点思考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要求加强生态城市群建设.长沙、株洲、湘潭在建设生态城市中各自优势明显,但市民生态道德意识缺失,政府在如何协调建设城市群方面经验不足.应该进一步运用循环经济理念,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市民生态道德教育,着力建设好长株潭生态城市群.     

“蓝黄”战略背景下山东半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治理路径探析——基于SWOT模型的分析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群正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山东半岛城市群作为山东参与国际区域经济的整体形式,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国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山东半岛城市群内的一体化发展面临新的契机。通过SWOT分析法,就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等方面对当前山东半岛城市群内一体化发展的现状进行系统分析,以探求在"蓝黄战略"背景下谋求其新发展的应对策略。     

县域生态治理能力:概念、要素与体系构建

县域生态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与关键性环节。为解决当前日益严峻的县域生态治理危机,应以目标、资源、过程三大要素为导向,着力构建起绿色价值观念塑造能力、绿色服务能力、生态法治化能力、区域资源配置能力、绿色政策制定能力、绿色政策执行能力、区域生态风险应变能力、多元协同治理能力等八大能力为基本框架的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并通过设计一套以绿色决策机制、绿色文化培育机制、绿色绩效考评机制、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区域资源配置机制、绿色法治机制所构成的"六维一体"的高效运行机制谱系,以支撑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良性循环、健康发展。县域生态治理能力体系与运行机制相互依存、融合贯通,亦可为进一步提升县域生态治理能力、完善县域生态系统提供持久的动力。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用地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选取长株潭城市群1995—2018年共6个时间点的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采用土地动态度、空间演变等方法分析其生态用地时空变化特征。研究区域生态用地界定为具有生态服务功能、能够有效调节生态平衡、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林地、草地和水域。研究区域从时间上看,生态用地数量呈下降趋势;结构占比中林地最大、水域居中、草地最小;林地、草地的生态用地动态度为负值,水域的动态值不稳定。研究区域从空间上看,斑块数量、斑块密度、景观破碎度均呈上升趋势,平均斑块面积呈下降趋势;生态空间不断缩小,生态用地呈破碎化、分离化趋势;重心以东南部和东北角为主,重心集聚性减弱。基于此,建议一体化推动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完善生态用地法律制度,加大生态修护及保护力度,以促进长株潭城市群绿色健康持续发展。     

“结构困境”到“内生聚合”：特色小城镇复合生态发展的现实逻辑

特色小城镇作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动城乡融合和农村城镇化的新模式,对于地方实现特色发展和典型引领,实施基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靶向功能。围绕"多源化-差异化-依赖互补-生态系统平衡"的要素耦合与"动态化-调试化-创新化-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建构整合思路,对地方生态特色化发展进行理论阐释和政策建构。基于江苏省南京市Y镇的生态发展经验,依据"政治合法-政策合理-行动合意"的路径对该镇复合生态治理的机制进行分析,提炼出特色小城镇内生聚合发展的新模式,即特色小城镇生态复合发展应基于复合生态系统治理的特征诉求,协调好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平衡关系,推动"三生"空间体系建设,促进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创新治理体系,引导城镇更新和社会有序发展。对于现实存在的结构化困境问题,需运用复合生态治理的要求加以矫正和规范,培育多源要素耦合的基础,将其重新整合最为关键的要素及对应体系,发挥内生聚合效应,重新实现新的生态均衡。     

生态治理:政府主导与市场补充

政府是生态治理的主导性力量,在政府主导下,中国成片生态城市群逐步出现。当前正在完善中的市场经济,虽说是政府治理生态的重要补充,但是并没有发现其有更好的途径来消除生态危机,相反,市场主体的逐利本性、市场机制的不足及市场规则的非生态性,限制了市场主体生态治理功能的发挥。从生态治理的成效来看,治理局部有效、整体失效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生态治理需要由政府来主导,引导市场充分发挥生态治理的补充功能,亦需要政府来主导。政府界定生态产权、建立节约型社会以及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市场生态治理补充功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