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群体性事件中领导干部问责机制的构建

群体性事件中领导干部问责机制的构建在当今中国有着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为《暂行规定》）指出了要对引发群体性事件以及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的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急需在理论上尽快推出群体性事件中领导干部问责机制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构建方案。     

官员问责,30年终成正果

继2008年以三鹿奶粉、襄汾溃坝、周久耕天价烟、林嘉祥猥亵幼女等标志事件演绎的问责风暴后,2009年,问责风暴仍然持续。据今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透露,去年,全国7036名领导干部被问责。记者发现,去年的官员问责中,网络仍然是推动官员问责的动力,问责的范围由原来的突发公共事件开始蔓延到官员个人言行、涉及广大民生等领域。此外,去年最大的亮点是由权力问责向以制度问责转变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针对官员问责的专门法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     

官员问责，30年终成正果

继2008年以三鹿奶粉、襄汾溃坝、周久耕天价烟、林嘉祥猥亵幼女等标志事件演绎的“问责风暴”后，2009年，“问责风暴”仍然持续。据今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透露，去年，全国7036名领导干部被问责。记者发现，去年的官员问责中，网络仍然是推动官员问责的动力，问责的范围由原来的突发公共事件开始蔓延到官员个人言行、涉及广大民生等领域。此外，去年最大的亮点是由“权力问责”向以“制度问责”转变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第一部中央层面的针对官员问责的专门法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出台。     

官员问责重在制度建设

2008年,中央再掀问责风暴,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一些地方官员乃至省部级高官先后引咎辞职或受到免职处分,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央执政为民、从严治官的坚定决心。在一系列问责事件中,无论从辞官免官涉及的人员数量来看,还是从被摘帽官员的"官阶"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一些媒体则把2008年称为中国政治领域的"问责年"。     

“行政问责”：政治文明的里程碑

从对重庆开县井喷、密云踩踏事故、吉林火灾、阜阳市劣质奶粉等事件的责任追究中，可以明确看出，“行政问责”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     

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规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指出,凡是具有决策严重失误,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等七种情形之一的,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     

问责风暴的非理性倾向及对策思考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随着接连不断的事故和事件的发生,我国掀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问责风暴,山西省省长、石家庄市市委书记等较高级别的党政干部纷纷去职,显示出党和政府对人民负责、向官员问责的态     

构建问责官员复出制度的思考

<正>问责官员复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复出指官员辞职、被撤职或免职之后重新任职。广义的复出指官员受到警告、记过、降级等党纪政纪处分,但之前已经或之后很快平级调任甚至升任他职。随着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等重大突发事件接踵而至,孟学农、李长江等多位高官或引咎辞职或被免职,继2003年     

领导干部要善于科学处置突发事件

2008年,我国在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中掀起的"问责风暴",对各级领导干部都具有警示意义.通过对问责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领导干部在突发事件中被问责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矛盾冲突,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于简单"摆平",甚至"动粗",以致激起民愤,引发群体性事件;有的缺乏事业心、责任感,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不能依法按规处理,甚至官商勾结,以致酿成重大责任事故;有的忽视媒体包括网络的监督作用,为了逃避责任,隐瞒事实真相,弄虚作假,结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有的缺乏处理复杂事件的能力,遇到矛盾冲突采用推诿、拖延的办法,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有的在突发事件面前玩忽职守,处置不力,致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等等.     

合理公正起用被问责干部

伴随着我国政治文明的逐步推进,近年来,全国从上到下陆续出台并实施了问责制度,掀起了一股"问责风暴",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因失误或错误被问责。对这些被问责的干部,一些地方通过易地、易岗使用的办法使之悄悄复出,引起群众的广泛争议。组织部门作为党委管干部的部门,如何客观、理性、公正地看待和使用被问责干部,是干部工作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领导干部如何正确对待问责制

这些年来,从非典疫情到山西矿难,从松花江污染到三鹿奶粉事件,人们看到了对干部问责产生的巨大威力,问责制由此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片叫好声。特别是《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进入了追究失职渎职领导干部、打造责任政府的新时代。作为担负一定责任的领     

群体性事件处置失当问责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问责制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已被采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在问责中缺失异体问责、政治体制权责不清、问责不透明,相关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原因,问责制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因此,对群体性事件处置失当的问责需进一步完善,建立健全问责制度.     

官员问责制任重道远

2003年的SARS危机给我国带来了“问责风暴”,自张文康和孟学农两位省部级官员被追究责任开始,安徽阜阳、吉林省吉林市、北京密云、中石油、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国家环保总局等地方和部门,一批实权官员又因重大责任事故、行政不作为或恶性违法事件受到问责处理。大连、长沙、南京、重庆等地先后探索出台了官员问责的相关制度。但细究这一系列的问责实践,不难发现,当前的问责大多是建立     

经济学视角下行政问责制研究

本文以社会强烈关注的行政问责事件为背景,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按照为什么要行政问责、问哪些责、由谁来问责以及怎样进行问责的逻辑,在理性经济人、资源稀缺性假设下,通过对行政问责中存在的政府失灵、问责内涵、问责主体、问责原则的理性分析,最后提出笔者关于行政问责建设与完善的思考。     

举措

北京:党委领导列入问责范围《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正式印发,党委领导首度被列入问责范围。《实施办法》明确了问责的方式分为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五种;明确了应当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七种情形,以及应当从重问责的四类情节。     

学会在舆论监督下工作

近日,广州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了《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不接受或不配合舆论监督属于问责范畴。《办法》今年4月正式实施。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在解读相关规定时坦言:加强舆论监督,可以使我们不至于盲目、不至于懈怠、不至于失职。     

问责规定：增强干部责任心的重要动力机制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2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会议认为,坚持严格要求、实事求是、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有利于加强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广州官员被问责将要公开道歉

3月14日,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了《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将问责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其中规定：从4月1日起,广州官员被问责将要公开道歉。此举在国内还是首创。     

浅析公共安全视野下的行政问责制建设

加强行政问责制建设是加强公共安全事件管理和维护公共安全的必然要求。为此,我们通过加强行政问责文化建设、完善行政问责的法律制度、强化异体问责、建立公开、畅通、权威的信息发布渠道等几方面来加强行政问责制建设。     

官员问责重在制度建设

2008年,中央再掀问责风暴,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一些地方官员乃至省部级高官先后引咎辞职或受到免职处分,这让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央执政为民、从严治官的坚定决心.在一系列问责事件中,无论从辞官免官涉及的人员数量来看,还是从被摘帽官员的"官阶"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一些媒体则把2008年称为中国政治领域的"问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