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诗学态度与跨文化翻译中 诗学的赋值

译入语诗学规范、原语诗学文化地位以及译者的诗学态度会影响文学译者的翻译实践。余国藩对《西游记》中诗词的翻译,其在韵律、句构以及修辞层面的转换策略极具诗学赋值。对诗学态度与韵文翻译策略的关联进行解读,可以揭示译者在诗学重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及重要作用,为中国文学译介中的诗学问题处理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翻译诗学对小说翻译的操纵——以《David Copperfield》两译本为例

"翻译诗学"这一抽象观念是译本比较的一个重要角度。而Lefevere翻译改写理论中的翻译诗学角度能够分析不同译本产生原因及其译者的翻译风格异同。分析并比较《大卫.科波菲尔》两个中文译本有助于阐明社会主流诗学对译本的影响和译者个人诗学操纵下产生的译本之间文本的差异。从描述性的分析结果来看,在不同主流诗学影响下,不同译者采取各自的翻译策略与方法译文使译文语言风格,注释表达,情节与人物刻画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从而使更加理解在不同时代存在不同译文的原因。     

改写理论诗学视角下《丰乳肥臀》英译本研究

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活动,受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的三个因素的制约。本文以改写理论为框架,从三大制约因素之一诗学角度研究莫言小说《丰乳肥臀》的英译本。通过文本对比分析法分别从修辞手法、与中国文化相关的习语表达二方面分析研究,探讨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从而得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成功地运用了省略、直译、替代的翻译策略,使英译本广受西方读者的喜欢。     

鸳鸯蝴蝶派的“工厂式翻译”

鸳鸯蝴蝶派因其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边缘位置,使得该派翻译活动一直未能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运用约翰.弥尔顿＂工厂式翻译＂理论,通过分析该派译者的译本选择、产生、传播及影响等环节,认为该派的翻译活动属于典型的＂工厂式翻译＂模式,其翻译模式的形成与译者的诗学观念、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及翻译的商业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译者主体性在诗学操控中的彰显——以鲁迅的翻译实践为例

根据操控理论,译者是在诗学操控下进行的翻译活动;但同时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容忽视,译者完全可能摆脱诗学的影响而表现出其反操控的一面。鲁迅的翻译实践比较完整地体现了诗学操控下译者主体性受到压抑和获得张扬的辨证统一。通过分析鲁迅的翻译实践,说明在诗学操控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并进一步指出,译者的这种＂反操控＂往往能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     

论严复翻译诗学的本土化策略

严复的翻译是一种诗学创作,也是一种诗学意义上的忠实。为了贯彻翻译救国的政治理想,严复在翻译诗学方面采取了典型的本土化策略,通过模仿先秦文体,继承桐城派风格,创造了"达旨"翻译术,表明了他的诗学追求。     

从社会诗学角度看严复的翻译

现代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在一定权利人或机构设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完成本人诗学追求的过程。通过阐述社会诗学因素与严复＂信、达、雅＂的关系,表明社会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     

诗学形态作用下葛浩文的翻译改写——以《生死疲劳》的英译为例

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文学英译的第一人.然而,他的翻译却一直饱受学界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其翻译中的改写.该研究以文学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以《生死疲劳》的翻译为个案,对葛浩文在翻译中所做的改写进行考察,研究发现:葛浩文在翻译中确实进行了较多改写,其中很大一部分改写是目标文学系统的诗学形态综合作用于译者而发生的改写,这不是译者的无心之举,而是有意为之,其最明显的意图便是让译作在异域环境中为更多的异域读者接受,从而延续作品在异域的生命.     

近代文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视野转换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本文从文化学派翻译观的诗学、赞助人和意识形态等三个方面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现象,指出近代译者任意增删、误(漏)译等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     

诗学因素对严复翻译的影响

现代翻译操控理论认为翻译是译者在一定权利人或机构设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内完成本人诗学追求的过程。诗学是关于诗作和诗歌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严复有关翻译的标准如“达”、“雅”正体现了诗学因素对严复的影响。     

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影响“忠实”翻译的多重因素

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影响忠实翻译的多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习惯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文学观(又称诗学poetics)因素;译者因素和读者因素。     

文学翻译的诗学建构:从归化趋于异化

文学翻译作为整个文学活动中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与具有反逻辑诗性功能的诗学建构路径常常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是一个被放置在宏观社会历史语境中、凸显译者创造性和主体性的意义再生产过程。再加上诗学建构维度下的文学翻译策略又一度受到西方翻译理论的启发和指导,并对21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界的归化译法、异化译法进行了重新思考。具体地说来,这对文学翻译研究的外部因素和实践方法而言,的确具有独特的理论支撑作用和文本规范意义。     

从诗学视角看《茶花女》的接受与传播

采用翻译研究派的理论，特别是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结果表明其成功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译者充分尊重了译语体系的诗学传统，尤其是林纾的个人诗学与社会的主流诗学之间达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该研究再次证明文学译本的接受与传播实际上是一个充满斗争与协商的复杂过程。     

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影响“忠实”翻译的多重因素

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影响“忠实”翻译的多重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文化因素和语言习惯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文学观（又称诗学poetics）因素；译者因素和读者因素。     

从程朱理学看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林纾译《黑奴吁天录》翻译现象

生活在以“半开放半封闭”为鲜明时代特点之清末——民国初年的林纾,以其不懂外语而与其他译家共同承担翻译任务,并采用“大胆”的翻译策略而一直以备受争议的身份存在于译界与读者视域之内。不懂外语,便无译者主体性吗？采用“大胆”翻译策略,皆因译者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的双轭制衡而体现译者的“伪主体性”吗？身为译者,林纾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以“一仆二主”（译者从属于原作者与读者）为前提,或以实现译者主体性与作者主体性及读者主体性“良性沟通”为体现吗？上述问题,对于研究时局发生鲜明、剧烈动荡的清末——民国初年间“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之翻译主体间性具有积极意义。为更深入研究清末——民国初年这一开放与封闭双氛围下的翻译主体间性,文章立足于清末——民国初年这一超文本语境变量,以林纾及其译本《黑奴吁天录》为例对翻译主体间性进行探讨。     

翻译目的论视角下的《边城》两英译本解读

基于翻译目的论,对比分析《边城》两英译本,以期找出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被外译的原因以及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方法,译者与原作者、译者与译语接受者、译者与发起人之间关系等影响翻译的因素,得出戴乃迭译本倾向于异化,金堤和白英译本倾向于归化。两译本都尽力本着忠实于原文和忠实于读者的态度,遵从了忠实原则,同时他们竭力实现了各自的翻译目的。     

从德里达解构主义视角看译者主体间性发展

近几年关于译者在翻译中主体意识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突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然而,作者、译者和读者均为翻译主体,都在积极地参与翻译活动,译本实际上是他们共同的成果。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强调消解传统翻译忠实观,突出译者的中心地位,并将读者也纳入解读译文、影响译者翻译活动的范畴。这些新的观念开拓了理论研究者和翻译实践者的视野,拓宽了理论研究的领域。为确保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翻译研究应该从主体性研究走向主体间性研究,通过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平等对话,达到翻译活动中三个主体间的协调。     

诗学影响下的文学翻译--对比The Honourable Laura两个中译本

勒菲弗尔提出翻译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两方面的限制.本文试图梳理诗学的历史脉络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发展,并通过对比哈代的短篇小说The Honourable Laura的两个不同时期的中译本,论证在同一目的语文学系统中,诗学的变化影响译者的选目及翻译策略.     

林纾《黑奴吁天录》翻译方法的诗学阐释

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诗学是影响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使译入语读者易于接受外国文学作品,译者常常需要对原文作些改动,以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诗学要求。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对照《黑奴吁天录》原著和林纾译本中运用增补、省略、缩写和改写等译法,探讨译文如何符合该时代的主流诗学精神。     

张爱玲国语注译《海上花列传》的原因——从诗学角度考察

从"诗学"这一古老概念出发,深入探讨张爱玲国语注译晚清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语内翻译)的原因。原著的不流行以及译者对此书的偏爱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而它们折射出来的是原著诗学、主流诗学和译者本人诗学观之间密切的关系,针对这几个方面进行有关细节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看清张爱玲此一翻译选目背后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