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构建与完善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前夕,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关注此次会议的主题,防止气温升高与气候变化,因此,引起了各国对于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关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不仅能达到环保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对传统能源的消耗与依赖,因此,如何构建与完善可再生能源的立法,使得可再生能源具有完善的法律依据对我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中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完善

针对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世界各主要国家注意到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承诺,对中国使用可再生能源十分关注的情况。运用对比分析法,对国内现有状况以及国外相应立法进行研究,并对完善中国能源立法提出相应的研究建议,以构建与完善可再生能源的立法,使可再生能源具有完善的法律依据。分析认为,2010年中国国家能源委员会成立后,中国应从细化分工、国家合作、能源政策协调、定价机制法制化等方面来落实其在能源领域所做的承诺。     

澳大利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

基于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严重关切,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行可再生能源证书这一主要的法律制度和促进机制,鼓励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结合《可再生能源（电力）法》,阐述了可再生能源证书的注册、合格发电站的认证及证书的创制、形式、登记、转让和失效制度,着重分析了可再生能源证书的运行机制,进而提出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传输基础设施、法制环境和市场运行机制日益成熟的背景下,中国实有必要推行强制性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对煤炭需求量的影响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在减少煤炭消费量上的作用明显,在对煤炭需求量进行预测的过程中不能忽略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替代作用。本文通过建立ARDL模型,分析可再生能源发电对于煤炭的替代作用的大小,并利用弹性系数法预测未来若干年国内煤炭需求量的变化情况,并与2011年至2013年的实际煤炭消费量进行对比,能够较好的拟合实际煤炭消费量的变化情况。     

可再生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正在成为世界能源发展的主旋律，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是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现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地位将日益突出。     

能源正义视角下我国能源转型的法律规制路径

为保障“后巴黎时代”能源绿色转型的公正性,能源正义应该成为能源转型规制的应有意涵。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我国坚持了能源正义理念,在实践中也积极通过能源普遍服务和新能源扶贫来促进能源正义。在“双碳”目标背景下,由于能源初始禀赋不平等、能源观念落后以及能源制度缺陷,我国能源转型进程中的能源正义仍然面临高碳产业工人失业、民众用能权益减损、新能源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后果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国应坚持能源正义优先理念,建立健全能源法律体系,制定专门的《能源转型促进法》。该法应建立能源转型的民生保障机制、程序保障机制、正义恢复机制、绿色能源使用的激励机制、监督与责任机制,以促进能源转型过程中能源正义的实现。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逐渐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主、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为辅的较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但是,国家在不断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法律法规不齐全、综合性较差、内部条款不协调、立法级别低、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通过落实现有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保障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立法和政策体系、协调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和其他相关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监管力度、坚持和完善能源市场化发展机制和公民参与机制等措施,不断完善和改进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困境与消解路径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各国的补贴政策也随之而生。但是,当前的WTO规则并无法容许可再生能源补贴之例外,再加上各国的贸易保护,于是争端不断,阻碍了可再生能源相关贸易的有序竞争和发展。为摆脱这一困境,国家需要进行补贴政策的改革,合理利用既有规则,避免武断的贸易歧视政策;WTO需要顺应时代需求,在SCM协定中规定专门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并注意规避补贴的滥用,防止可再生能源贸易的入侵或霸权。     

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差异性研究

化石能源立法与可再生能源立法无论在法律理性还是在立法进程的规划安排上,均存在较多的问题,也都具有较大的发展完善空间。为避免这两个关联性较强的立法领域在发展完善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同步性困境”,有必要以对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各自物品属性的特殊性分析为基础,研究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差异性。化石能源具有较为明显的私人物品属性,决定了化石能源立法必须将物权制度作为法律逻辑起点,并以物权与行政权有效衔接、互补为主线进行制度构建。可再生能源具有比较鲜明的公共物品特性,由此决定可再生能源立法只能将行政权作为基本的内生变量,并建立以行政权为主导的可再生能源立法制度结构。     

能源替代与内生经济增长路径研究

后备技术使能源替代成为可能,缓解了不可再生能源的稀缺性约束。在Lucas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不可再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因子,重点探讨了在达到均衡增长路径过程中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可再生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考察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能源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数据对理论模型的一些结果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率和可再生能源再生率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而言,人力资本积累率抵消了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效应,而可再生能源的再生性又恰恰弥补了不可再生能源的耗竭性约束,并且可再生能源又是支撑能源持续利用的关键力量;不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可再生能源消费显著驱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前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大于后者。     

可再生能源竞争性并网发电决策研究

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投资决策不仅受到技术、成本、政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相同和不同可再生能源电力技术间的竞争关系将对决策施加重要影响。针对两种不同可再生能源电力技术,构建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模型并分析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投资决策特征。结果表明,电网对两种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收购歧视度将决定可再生能源双寡头企业在投资时机选择博弈中的均衡类型。一定参数条件下,电网收购歧视度呈由小到大变化时,博弈所产生的均衡类型相应地表现为同时投资均衡、占先均衡和顺序投资均衡。     

气候变化背景下可再生能源法制的挑战与对策

我国现有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主要包括总量目标制度、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分类电价制度、费用分摊制度、招投标制度、发展基金制度、财税支持制度等,这些法律制度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总体而言,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制状况不容乐观,法规体系不健全,法律内容亟待完善,法律保障机制有待改进.为此应从上述方面入手,完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的法律支撑体系.     

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领导：德国外交路径及其启示

德国所颁布的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目标不仅成为其国内低碳转型的核心支柱,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其外交政策和战略定位。鉴于可再生能源议题在联合国层面一直滞缓难行,德国用了将近三十年的外交实践来推进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的制度化进程,通过召开国际清洁能源大会(IRECS)、建立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REN21)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等多元路径塑造自身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制度性领导力。基于对制度性领导概念内涵和运行机制以及德国外交发展路径的系统性分析,可以看出德国通过企业家型、话语理念型和方向型领导路径来打造一种制度性领导优势,且不同制度性领导路径之间相互支持。面对各种阻碍势力和制度性竞争者,德国通过话语框定、主场外交、议程嵌入、盟友寻求及共识网络建构等外交策略选择不断推进其制度性领导步伐。鉴于德国制度性领导的外交路径经验,中国需要利用自身在可再生能源上的结构性优势,通过灵活多元的可再生能源外交,提升在全球能源转型与可再生能源治理中的绿色制度性话语权。     

美国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发展新动向

自2005年以来,美国多项能源立法关系到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联邦立法的主要措施除了进一步强化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之外,还新创设了可再生燃料标准制度,并通过促进可再生燃料管线的建设和改善可再生能源的许可机制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此外,有更多的州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实行强制性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并提高其配额标准。     

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筹集路径

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初期,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成本与传统的化石能源相比明显较高,发展可再生能源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资金需求问题。基于世界能源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全人类的环境责任,中国要承担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环境代价,要占领全球低碳经济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对可再生能源给予资金支持。根据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在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筹集中,政府不是唯一的资金资助主体,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其他社会主体投资可再生能源的途径。政府应通过多方政策引导,实现资金筹集主体的多元化,拓展更多的投资、融资渠道。市场投资主体通过投资取得的收益可以参与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发展进程。     

工业能源使用结构的改善与替代能源策略

能源是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调整优化工业能源供给与需求结构,需要发展水电、天然气和煤的净化燃烧技术,改变常规能源的供给与消费结构;更要大力发展核能、太阳能、水能、风能、地热和生物能源等替代能源,推动节能技术和新能源利用技术的发展.工业结构调整中能源替代需要经济、技术以及法律、政策的支持和保障,使利益诱导成为替代能源开发的基础机制,并在工业能源结构调整中通过国家法律及政府政策引导,以激励能源合理使用与替代能源的有效开发.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的主题，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彰显大国担当和责任，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布了碳中和的雄心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探索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从中国实际国情和碳减排目标出发，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得出中国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能源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能源需求总量和CO₂排放量将继续增加、能源结构转型更加困难等挑战；但面临挑战的同时，也会倒逼能源高质量发展，抢占技术制高点，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从碳中和的定义和目标出发，发现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要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化石能源占比和单位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增加森林碳汇和发展CCS（含CCUS）。在此基础上，提出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三大显性途径，即节能提效、优化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以及一大隐性途径，即思想观念创新。对于全球来讲，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去应对，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同时，针对性地提出，应加强顶层设计，出台面向2030年和2060年两大节点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国家行动方案》；围绕技术链和产业链，识别出关键核心技术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并加强示范工程建设与推广应用；针对同种类别废物治理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未来碳减排与“三废”协同治理将是大势所趋，建议深入探索协同治理机制。     

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的检讨与完善

由于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研究和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使用成本仍高于传统能源,因此,必须依靠政府的干预才可以得到推广。我国目前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干预不足,二是政府干预过度。我国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完善应从规划、融资、税收和价格等方面入手,以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支持。     

“双碳”背景下我国能源消费战略推进的路径选择

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行为作为能源消费战略的现实推进路径,地方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时自由裁量范围的统一性与稳定性的缺失在其具体推进中带来了诸多如与能源消费战略内涵背离、对不合理能源消费行为的判断产生误读、“抑制”行为的损害和效益难以平衡等负面效应。通过从目的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3个方面对自由裁量范围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进行阐明,明确能源消费战略的推进应当以“双碳”目标实现为目的、采取损害相对较小的规制手段以及所采取的规制手段需符合成本效益分析,进而为完善能源消费战略的现实推进提供了路径选择：其一,应当贯彻“减碳”导向;其二,应当将抑制煤炭不合理能源消费作为重点规制对象;其三,保证规制手段的连续性与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