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家庭伦理道德教育

满族家庭伦理道德教育包括伦理道德与修身齐家两部分。伦理道德包括孝友、廉洁、仁义;修身齐家包括去恶行善、节俭、文明、谦恭、正直、坦诚。其结果是满族整体道德素质的提高。     

李干著《元代社会经济史稿》一书即将出版发行

我院民族研究所李干著《元代社会经济史稿》一书,将于1985年9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具有如下特点:(一)元代不是什么“中国经济濒于毁灭”,而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打破以往汉族史即为中国史的偏见,尽可能地把元代边疆地区和兄弟民     

元本《琵琶记》生角主线与乡村士子困局的书写

晚近以来,《琵琶记》的主角经历了从蔡伯喈到赵五娘的认知变化,而当下通行的各类《中国文学史》《中国戏曲史》也多将《琵琶记》界定为一部宣扬赵五娘仁孝贤德的戏曲,这种情况一定程度影响了对另一主角蔡伯喈情节线索及其相关主题的理解。《琵琶记》对乡村元素的书写透露出蔡伯喈“以耕养读”的家庭出身,而贫寒如洗和人丁不旺的家境则强化了蔡父意图通过蔡伯喈科考改变家庭命运的强烈愿望。“伯喈思亲”线索的绵延不辍,隐含高则诚经营蔡伯喈主角、主线的良苦用心。这些信息皆指向《琵琶记》演述的是,农村贫寒士子逾越阶层所面临的人生困局以及无法破解困局所导致的家庭悲剧。     

我国《民法典》的宪法价值

宪法和民法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相互补充、互相促进日益频繁、密切、强烈。民法的宪法化趋势和宪法的民法化、普通部门法化趋势越来越凸显。在这种双重趋势推动下,基于民法、宪法的本质属性,我国《民法典》和宪法之间必然存在价值的通约性、同构性。《民法典》规定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绿色原则",规定"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家庭文明建设",必将细化和促进宪法制度和宪法基本国策。《民法典》专设人格权编、增设居住权,必将细化和促进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之后又写进并融入《民法典》,《民法典》不仅全面深度体现了宪法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也对宪法的价值增添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两部《灰阑记》之比较

本文从元代李行道的《灰阑记》对德国布莱希特《高加索灰阑记》的影响的角度研究了两剧在思想内涵、人物性格及审美特征等方面的相同点、相异点。文章认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对社会、对人生有着不同的理解，布氏受李氏的影响也不能低估．我们应从两剧的比较研究中充分认识中国古典戏曲在世界剧坛中的地位，并从中汲取创作经验，繁荣社会主义的戏剧创作。     

《白兔记》的版本问题(一) 富本系统

周贻白在其所著《中国戏剧史长篇》中曾经提出一个有关《白兔记》的版本问题,便是明刊富春堂《白兔记》本为什么通篇没有白兔关目?周贻白对这个问题没有解释,这就引起了我们对《白兔记》的版本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白兔记》系荆、刘、杀、拜元代四大南戏之一,衍刘智远、李三娘事,因刘子咬脐郎追猎白兔而见母,故名。有关这个故事的创作,据所知有金代的《刘智远诸宫调》残本,元人《新编五代史平话》、遗佚的杂剧《李三娘麻地捧印》以及《白兔记》南戏。《南词叙录》著录列入“宋元旧编”,全称是《刘智远白兔记》。《曲海总目提要》     

威廉·布莱克的理性批判与文明反思

法国思想家卢梭对直觉和感性的推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人们看到了文明带来的社会进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布莱克的《由理生之书》就反映了对理性的批判。由理生要求建立社会的秩序,主张理性,但他没有使世界变得和谐,而是使世界变得更加混乱,因为他将人与自然分离、与永恒分离。布莱克的思想中,还有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即文明批判,这在《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中得到了充分地反映。《天真之歌》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而《经验之歌》则反映了文明社会中人的天性被腐蚀的状态。布莱克看到了文明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但他并不偏激地要求废除文明,而是辩证地看待文明,可以说,布莱克是一个文明的思考者。     

元代吴澄对《礼记·内则》篇的改编及相关问题

在元代吴澄《礼记纂言》对《礼记》诸多篇章内容所做的改编和调整当中,也包括《内则》篇。吴澄的礼学意识和感觉,深受朱熹礼学的影响和启发,这在《内则》篇的改编方面也有体现。通过直观的对比可以看到,吴澄按照自己对《内则》整体内容和各章段落之间逻辑联系的认识与解读,按照以类相从的原则,以“记父子之礼”“记男女之礼”“记饮食之礼” “记老老之礼”进行归类,对于《内则》原文进行了比较多的调整。通过与原文内容章句结构的对比分析可知,吴澄对《内则》一篇具体章次段落内容和通篇逻辑联系应有的样式,在理解和处理上有其独到之处,也呈现出礼记学史中比较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娇红记》的美学特征及文化探源

《娇红记》是元代艺术成就较高的文言小说。在元代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娇红记》形成了两个突出的美学特征,即戏剧性审美和悲剧质性。元代特殊的文化政策及繁荣的戏曲文化孕育滋养了这两种美学特征的形成。     

一部填补空白的力作-《两汉乡村社会史》读后

一部填补空白的力作──《两汉乡村社会史》读后臧知非我国自战国城乡分离以后,至两汉时代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均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构成了汉帝国社会文明的两条主线;若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乡村社会则更具决定意义。这不仅仅因为乡村是庞大的国家机器及官...     

妇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自生态女性主义的启示

生态女性主义关于自然是女性的议题、关怀女性与关怀自然的意义相同、对发展问题的独特见解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主张,蕴含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生态女性主义以女性作为研究视角,认为女性与自然有着天然的联系,呼吁社会注重妇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妇女是生态价值观的宣传者、“生态家庭”的塑造者、社会环境的建构者、自然环境的维护者。应以生态女性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建立和谐的两性关系,把女性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建设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中。这对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元代的女童教育与女教书

元代汉人、南人的女童教育差别不大,都是以女红为主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外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部分望族和儒士之家的女童能够依照司马光《书仪》《朱子家礼》的要求,幼时习诗文诵读,七岁始读儒家经典,十岁左右始习女工,十二三岁始习歌舞等艺术。这些女童所读经史以朱子集注勘定的《论语》《孝经》《小学》为主,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受元代社会世俗化的影响,歌舞书算等技能教育受到普遍重视。与注重女红和辞章为中心的女童技能教育相比,元代女德教育则较为缺乏。受当时浓烈的贞节观念的影响,刘向《列女传》、曹大家《女诫》和《礼记》等颇有影响,但少见有读《女孝经》《女论语》者。许熙载《女教》就是根据当时不重视女教的情况,结合两个女儿的教育,辑定经史中有关女教的文字而成的新女教书,对元末明初的女童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张爱玲《对照记》的撰述:家族寻根、个人形塑及其他

1990年代初张爱玲撰述的《对照记——看老照相薄》(下文简称《对照记》)作为其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不光具有文学研究层面的意义,同样亦有社会、历史、传播等层面的阐释空间。张爱玲的成长经历使她对家庭与亲情有所疏离与质疑,但1946年以后她开始意识到个人与家庭、家族有一种拆分不开的社会性契约关系,《对照记》是晚年张爱玲对这种关系进行的血缘、色彩层面建构,既是一种家族的寻根,更是对自我社会形象的塑造,另外其中也涉及了私人空间与社会公共空间、图像与文字之间的互文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心理学视角下中国传统家训的当代启示——以《颜氏家训》为例

中国传统家训是传统社会"修身齐家"的重要经典,也是传统家庭伦理的重要研究对象。中国家训的经典之作《颜氏家训》是我国古代家训的经典成熟之作,其中关于重家庭教育、重伦理秩序的一些积极的思想可以为当代家庭所采用。在当代,用心理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传统家训中的积极和消极意义,从而为当代家庭教育提供参考。     

《元朝史》书介

韩儒林主编,陈得芝、邱树森、丁国范、施一揆著的《元朝史》,于1986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册,约七十五万字,共分十章,即蒙古国家的建立,蒙古的征服战争,蒙古国的统治,元朝的建立,元代的社会经济,元朝社会矛盾的发展,元未农民大起义,元代的边疆各族,元代的文化科学,元朝的对外关系。《元朝史》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研究元朝历史的学术专著。作者认为,元朝社会尽管存在着若干落后     

评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

史卫民先生的《元代社会生活史》是一部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颇具特色的专题类著作。该书始终贯穿着以元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这条线来展开叙述,全面展示了整个元朝统治范围内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风貌。     

对川剧《柳荫记》结局“化鸟”不“化蝶”的多维解析

川剧《柳荫记》被普遍看作是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但其“化鸟”结局引发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文章从川剧《柳荫记》的剧本内容、剧本发展、考古发现、田野调查四个维度综合研究了其“化鸟”不“化蝶”的铺排、沿袭、必然和缘由,揭示出川剧《柳荫记》“化鸟”结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     

《扬州水道记》与《宝应图经》

《扬州水道记》历来在学术界评价极高,而《宝应图经》却一直默默无闻。其实,《扬州水道记》中的创见,大多来源于《宝应图经》;而刘文淇则尊重刘宝楠,并进一步扩展了刘宝楠的学术成果,他们都对扬州水道史与历史地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原因探析

唐初重修《晋书》时从《搜神记》中大量选取材料入史，对此历代史家多有诟病。唐修《晋书》取材《搜神记》主要基于三大原因：其一，《搜神记》本身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二，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的思想统治；其三，作为蓝本的《宋书》大量采录《搜神记》。唐修《晋书》从《搜神记》取材，貌似乖悖治史原则，其背后却有深层的历史合理性．实无取材“失当”之嫌。     

从《元本琵琶记》看明人对原作的歪曲

元代末年高则诚创作的《琵琶记》,现在有两个系统的传本.接近原貌的清陆贻典钞校的《元本蔡伯喈琵琶记》、明嘉靖年间苏州坊刻《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及凌蒙初翻刻臞仙本《琵琶记》等是一个系统;而经过明人删改的通行本《琵琶记》又是一个系统.这两个系统的版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但这种差别从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般认为,《琵琶记》版本的差别,总不至于影响到对它的总体评价.所以,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所收的《琵琶记》,就是用通行本系统的汲古阁刊《六十种曲》本为底本向读者推荐的;现在有些研究者的文章,也还在使用这种通行本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