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外宣翻译的“三生”“十化”——以《中华源·河南故事》为例

生态翻译学提出“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翻译即生态平衡”三大核心理念,并将文本生命、译者生存和翻译生态作为三大研究问题域。通过分析外宣文本《中华源·河南故事》的“三生”主题,探求外宣翻译是什么、谁在做、如何做、为何做四大基本问题。此外,从译者的适应选择视角分析该文本文化负载词翻译,分析译者如何运用“十化”译法实现文本成功移植和翻译生态平衡。研究发现：译者翻译生态文化负载词时采用了“自然化”译法;翻译物质文化负载词时采用了“原生化”译法和“补生化”译法;翻译社会文化负载词时采用了“译生化”译法和“多元化”译法;翻译神话传说负载词时主要采用了“原生化”译法,同时以“适境意识”为原则。     

《红楼梦》中“笑道”译法

本文拟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中“笑道”两字的翻译做比较，从翻译策略和翻译目的的角度找出两个文本在翻译差别上的根源。提出：翻译不是语言层面的简单对应，译文更要受到意识形态、翻译诗学、权力关系以及译者同原文作者、译者同译文读者等之间相互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的操纵。     

WTO文本翻译中的“充分性”与“可接受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保留原语的特征，做到对原文理解的“充分性”，而且要考虑到目的语的规范，即“可接受性”。从符号学特征来说，法律文本属于“所指优势符号”，追求统一性、一致性以及确定性的意义。WTO文本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文本，具有规约性、准确性以及庄重性等特点。因此，翻译此类文本时，译者必须首先全面透彻地理解原文，并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深度翻译:评析第四届“傅雷杯”翻译赛英语专业组译作

“深度翻译”通过添加阐释性文本如译者序、评注、术语注解、注释等手段,有助于译入语读者了解异质的语言与文化。第四届“傅雷杯”大学生翻译赛所选的英语源文本中出现了诸多文化内涵丰富的语言点和知识点,可灵活采用“深度翻译法”。结合参赛译文,针对性地探讨了“文化背景、专有名词、专业术语”三种注释类型在英译汉中的使用,实证分析了深度翻译法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运用及意义。     

“异化”——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研究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的异化翻译策略,指出“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和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御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同时对比描述中国译者中存在的异化翻译主张,从而揭示西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对于中国译界的潜在影响     

从西方文本观念看《红楼梦》的“作者本意”和“跨文化翻译”难题

根据当代红学家的研究,现存《红楼梦》文本,和作者原本有一段距离。这种文本间的衍变,是在同一种文化中进行的,与译者经周详考虑而作出的调整不可混为一谈。翻译问题是在另一时空进行的“文本衍义”活动。     

汉诗英译中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

中国美学理论中对审美和再现的境界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的区分。翻译首先是个审美活动,也存在上述美学境界之分。在翻译中,译者是审美主体,面对的客体是文本。译者对文本的态度与再现方式造成了境界的区分。译者审美客体时,是“自失”还是客体冲击主体意识,译者审美再现时主体情感是隐现还是显现,决定译文的境界是“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过渡之境”可看作是“无我之境”的分支,译者再现时是以局部呈现,还是保留整体,指向模糊还是确定,决定是“无我”还是“过渡”。译文呈现的境界无优劣之分,皆是挖掘文本的“美的潜力”惟其美异也。     

文学翻译中“信”与“美”的辩证统一

文学作品的个体性决定了其翻译文本必须要忠实于原文的内容美与形式美。文学翻译的艺术,是在各种要素之间取得平衡的艺术。成功的文学翻译,应该体现出“信”与“美”和谐的辩证统一的关系。译者应首先读透原文,理解它所包含的深意,而后要不断揣摩如何用目标语忠实再现原文的意境和内涵。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注意原文信息的准确传达,即“信”;二是注意原作者的美学意图的充分体现,即“美”。要从准确度和可接受性来把握信息传递效果,能传达出原文的意境、情感和风格。如果不能传达,则应转换信息的表达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信”“美”兼备。     

文化语境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界出现的“文化转向”思潮,翻译这一术语得以重新改写与界定。将译者主体性置于文化语境视阈下,分析文化语境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译者从文本的择取到文本的理解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翻译动机到翻译成品的推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下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和操纵。因此,只有当译者在认同主流文化趋向的前提下,译者的主体性才能得以充分显彰。     

《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兼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本文以《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为主要例证,将三位译者纳入整个动态翻译过程中,从语言层面、风格层面和文化层面分析、探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的客观存在、表现及其文化意义,并指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能反映出译者的美学素质、文学修养、翻译主张及其文化底蕴。然而,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发挥要受特定的翻译目的、译语读者的美学规范、译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在译文中有所体现。     

论翻译再现的层次

翻译是一种双语行为。既要侧重于研究原语、解读原文文本,又要侧重于研究译语,在原文与译文文本表现法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表现法的目的是探讨如何将“获得的意义”落实到得体的目的语文本中。本文着重研究翻译表现法的基本原则,根据译者对意义把握和意义表达程度的深浅,翻译再现的层次可分为表层翻译、中介层翻译和深层翻译。     

禁忌文化与翻译中的“雅化”

译者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必然在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加以变通,从而产生符合目的语文化的文本。由于中西文化在道德伦理价值观上的差异,在英汉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雅化"的方式对源语文本中不符合目的语文化的禁忌文化进行淡化。本文以文学翻译实例为佐证,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文学作品翻译中的"雅化"进行解读。     

“双性同体”视角下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

“双性同体”翻译论强调在翻译活动中译者要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视角,能根据原文语境的变化灵活地转换视角。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双性”视角不仅能帮助译者更全面客观、生动形象地阐释原文,而且有助于儿童从作品中接收到正确的性别社会化信息,实现儿童文学传播知识和文化的功能。     

法律译者“共同起草人”身份探究

法律翻译本身具有国家实践性质,国际商务法律文本制定呈现国际化趋势,法律术语翻译多有不对等现象,这些都对法律译者主体的身份提出新的要求。商务法律译者“共同起草人”（co-drafter ）身份定位具有合理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英译本中的“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置留权”的误译,可以看出我国法律译者认识自身作为法律“共同起草人”的必要性。     

谈后殖民理论与翻译研究

从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进行了探讨。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理论启示译者在翻译时应译出文本的世界性 ,而文本的语境规范着译者及其翻译。另外 ,译者通过对文本的批评显示其社会意义和创造性。赛义德对东方主义者的批评启示译者在翻译时不能抹平文化差异性。在西方文化面临危机 ,东方文化重新书写身份之际 ,译者应通过翻译大力弘扬中华文化。译者在译介西方文化时 ,应对文化产品合理取舍。     

副文本视域下《道德经》的译者主体性研究——以安乐哲译本为例

副文本的合理运用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安乐哲在《道德经》译本中将其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研究发现：正文本翻译前,通过副文本阐述译者重译典籍的因由、目的、底本的选择以及哲学语境的建构;翻译中,阐明译者“中国式叙述”的翻译策略、语言和文化语境的建构以及读者服务意识;翻译后,再现道家哲学语境,并彰显译者的翻译惯习。译者发挥主体性利用副文本建构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多重语境,不仅使读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也为中国典籍的翻译提供了新思路。     

试论译者主体性对文本的诠释

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的含义起着重要的诠释作用。它着重表现在对文本“意”“情”“格”的理解与阐释上。文章从《红楼梦》中“食谷者生”一词的英译出发,讨论了译者与作者在文章的立意,情感风格各方面的一致。突出了译者主体性在彰显文本价值与含义中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译者性别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基于对《呼啸山庄》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研究

性别与翻译的结合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文章选择《呼啸山庄》的两个中译本为研究文本,从词汇、语态以及会话层面较为系统地分析译者性别对文学文本翻译的影响。分析表明:译者的性别与译者的文化身份一样会对翻译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不同性别的译者对于异性话语的“性别化”处理。       

关于翻译中“讹”的阐释学阐释

根据伽达默尔阐释学理论中关于文本、意义、理解等问题的论证,“讹”是翻译活动中普遍存在的必然现象,“化”与“讹”实质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完全的“对等”只能是翻译中不可实现的理想,而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讹”译则不可避免,甚至有时译者还会有意为之。不过,在肯定翻译是文学创作活动的基础上,译者发挥创作性也必须有一定限度,优秀的译者应该能够在尊重原作和自主创作两者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