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孝观重构

晚明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在梳理了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以及分析了利玛窦对中国孝道思想的批判后,最后详论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孝观的天主教化改造。文章认为这种改造后的孝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 ,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 ,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 ,西方的天主教与科技文化相继传入中国。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对西学顺利进入中国和中国士大夫最终接纳西学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对利玛窦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及其在此次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影响展开探讨。     

评西方传教士《论语》翻译的基督教化倾向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播福音和归化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传教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进行儒经的翻译和研究.传教士翻译<论语>的动机是要从该典籍中找到基督教是真理且优于儒教的证据,并证明耶儒有相通之处,进而用基督教代替儒教.传教士翻译<论语>的策略是对儒学作"神学化"诠释,用基督教神学附会儒学.     

东林视域下的《天主实义》与“补儒”困境

东林学风之兴与西学入华,是明清之际颇为突出的两大社会思潮,而作为儒家时学引领者的东林人士,又与代表西学的耶稣会士,共同践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实质性的中西文化思想对话。就学理言,儒学与西学存在根本性冲突,利玛窦通过降格太极和回溯“意志之天”,欲置天主于更高哲学范畴,这本与东林立场绝然龃龉。而东林基于广泛化格物与身心互为体用的思想新机,摄取《天主实义》哲学架构的首尾两端：本体实在与为善禁恶,对西学作重构性解读,终促成主流儒学立场以求同存异之心对待西学的突然闯入。然而,利玛窦“合儒”成功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化异质性亦渐受儒学思维范式之消解,《天主实义》第七篇专论性善,以分疏“良善”与“习善”重塑天人关系,正表达了西士试图突破东林视域的努力。但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执定之下,西士们无法供给儒者渗透与涵摄宇宙的有效心灵之径,终陷入“补儒”困境,走向影响力的式微。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故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并从调和、会通基儒关系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对于我们体认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扬雄对西汉新儒学的重构及其意义

扬雄在西汉新儒学的重构中 ,从学理上批判了今文经学 ,客观上为古文经学的兴起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他融合《易》、《老》 ,交通儒、道 ,对于魏晋玄学具有开启门径的意义 ;他在儒学的指向上突出“内圣”的一面 ,可以说起到了从孟子到宋明理学之间桥梁式的先导作用。对于扬雄在中国古代思想演变史上的地位 ,有必要予以重新认识     

儒家精神与现代文明

从第一期新儒学 ,即宋明理学 ,到当代新儒学 ,人们都试图整合义利关系。先秦儒家认为义利对立 ,西方的功利主义文化与东方儒学的性理名教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 ,“亚洲价值论”在新加坡的彰显 ,以及日本的“东方儒家资本主义”的业绩 ,使新儒家又生以东方文化拯救世界的想法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试论儒学的现存状态和未来命运

本文首先清理了“何为儒学”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其次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考察了儒学的现状,然后批评了新儒教说和政治儒学说,并借此探讨了儒学的未来命运。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而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提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在时代性维度上,儒学的前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使两者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有其会通的机缘;在民族性维度上,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条件。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后的严重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显露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弊病,使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双重失望。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实有层面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会通的实现。儒家的"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超越性的指认、"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强调"践履"功夫与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都在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     

论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影响

在1923年的“科学与立学论战”中，张君劢走上建立儒化生命哲学之途。他精心建构了一个以“心为实在”为逻辑起点，以“自由意志”论为核心，以提倡复归宋明理学的“内生活之修养”为归宿的“新玄学”体系，由此而成为与梁漱溟齐名的中国现代新儒学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论创建儒化生命哲学之先后，当推梁漱溟为开山；但论对柏格森生命哲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之把握，从而更巧妙地使之儒学化方面，则张君励远胜过梁漱溟，因此其思想体系更具有“中西合壁”的特征。时下学术界对梁漱仅、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的思想研究颇多，但对张君励的…     

清代雍正时期禁教论纲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的。当时来华的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中国的强大实力。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适应策略”,以西方的科学技艺作为敲门砖。两种文化相遇。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本论文就从雍正的禁教政策展开,重点对雍正的禁教思想、禁教政策、禁教措施所赖以形成的社会的、历史的背景及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隋唐儒学与自然科学

<正>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转变。与此相适应,儒学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主要表现是:作为封建社会前期的统治思想,儒学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和谶纬迷信受到比较集中的批判,儒学在斗争中与道、佛合流,特别是援佛入儒的尝试,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宋明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隋唐儒学的这种演变与自然科学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此作些研究,是有科学文化价值的。     

儒佛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佛学作为一种异域文化，自传入之日始，即是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挑战。将儒、佛两学挑战、应战的关系，置于社会历史的座标之上，才能理清其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佛学在永嘉之乱后，以填补儒学空白、迎合玄学思潮的形式，在传统文化中赢得了与儒、道鼎立的地位。儒家坚持排佛，促使佛学完成了其向儒、道靠近的中国化历程。宋儒调整了儒佛的关系，以“修本”为宗旨，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并融汇佛道两学，建构起天道性命合一的本体论理学体系，终于在学理上超越于佛道之上，完成了儒佛在社会角色、社会功用上的定位。儒佛关系的现代启示在于：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必须先确立自己的文化主体，然后才能达成主客融为新体、中西尽为我用的创造性转化。     

论宋明理学的性质及其演变

作为新儒学的宋明理学 ,其主要贡献在于严密了传统儒学的道统体系 ,提升了传统儒学的哲学化层次。它与先秦儒学注重社会伦理的实用性、汉唐儒学墨守师说的注释性相比 ,尤为注重对世界本原等形而上问题的探讨 ,并吸收佛、道哲学的思维方式 ,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思辨化改造。宋明理学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本质精神和特性 ,并以此与其他哲学形态相区别 ,在中国哲学史上树立起自身的地位。然而 ,宋明理学派系繁多 ,且历时久远 ,因此 ,从共时性角度看 ,各派不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显有不同 ,且形成激烈论辩和矛盾冲突 ;从历时性角度看 ,其自身的主要范畴乃至逻辑结构更是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之中。     

从儒法竞胜至礼法同体——一种法律社会学的观察

儒家法律化与法家儒学化的关系问题是传统中国法文化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去检视儒家法律化与法家儒学化的关系问题,可以发现儒法之间大致经历了先秦学理竞胜、儒法之争时期,由汉至唐的儒法合流、以礼入法时期以及唐以降的礼法同体、礼法不分三个时期.三个时期的划分可以捕捉到儒法之间由抗争、经合流走向相融的互动历程,从而为把握传统中国法文化的真精神提供一种运思质料.     

论19世纪外国传教士创办华文报刊的"合儒"策略

19世纪,为了配合西方殖民者时中国的殖民政策,在华从事办报活动的外国传教士,采取"合儒"策略,以中国人熟悉的方式,向他们宣传西方的宗教、科技、社会制度,为落后的中国带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文明,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这种"合儒"策略也在不断演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对外传播正面临着如何打破中外文化之间的隔膜,提高对外传播效果的难题,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对外国传教士办报活动中的"合儒"策略的研究,获得一些启示.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艾儒略与明清之际西方教育的导入

一、引　言1 6世纪中叶以后 ,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 (以下简称耶稣会士 )来华 ,由此而引起了明清之际中西两大异质异构的文化在历史上的直接交汇 ;而且 ,这一过程延续到清初康熙朝 ,从而形成了学术界习称的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伴随着这一浪潮 ,西方教育也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被导入中国 ,在此过程中艾儒略 (Ｊ.Ａｌｅｎｉ)等耶稣会士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的导入及其意义 ,以期对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文化教育导入活…     

《郭店楚简》研究

一种观点认为 ,竹简将人及其生命作为主题 ,完全肯定人的自然感性生命存在 ,并直接赋予其价值和意义 ,这与西方基督教思想形成对比。另外 ,竹简将心、情置于重要地位 ,赋予人的自然情感以最高合理性 ,成为判定善恶忠信的标尺所在 ,这与从汉代到宋明的后儒“性善情恶”之主流观念形成对立。论者从而得出汉唐以降至现代新儒家可能是“别子伪宗”的结论 ,提出应跳出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家的理论藩篱 ,重归原儒 ,同时吸收西方近现代思想成果 ,以实现儒学新的创造性转化。一种观点通过分析竹简 ,提出 :1.在春秋战国时代 ,如何“使民”、“用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