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邓小平义利观与中国传统义利观之关系

重义轻利以及对个人利益的否定,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中始终占据着主流地位。受其影响,毛泽东提出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利益”,但把“人民利益”更多地解释为“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仍没有受到重视。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鉴于此,邓小平明确肯定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互惠互利的原则,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义利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务件下，“义利”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正确对待和处理义利关系，必须坚持“义利统一”的原则，以社会主义义利观为指导。坚持“义利统一”原则，既要把实现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目标，自觉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又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法保护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只有坚持“义利统一”的原则，才能正确处理国家、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论邓小平“义利”观的特点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义利观，对于解决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利益的关系至关重要。邓小平的义利观理论正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论邓小平功利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功利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在哲学基础、道德评价标准、人民利益原则、功利与正义之间关系的理解上存在着本质区别。前者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后者建立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前者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后者把动机与效果截然对立起来,认为效果是评判行为好坏的唯一根据;前者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后者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认为个人利益是最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前者强调功利与正义的统一,功利是正义的基础,正义是功利的保障,正义是终极目标,后者认为功利与正义截然对立,功利是终极目标,正义只是功利的副产品。     

邓小平同志的义利观

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文化中一这重要问题。邓小平同志把握时代特征,总结历史经验,纠正和发展了传统的义利观,既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     

传统义利观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关系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们涉及到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传统义利观中包含着合理的因素重义轻利(重公利轻私利)、义利并重.它们分别可以适用于调节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个体与集体的关系

古希腊罗马伦理学家注重研究个人德性、个人与城邦、国家的统一.在中世纪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表现为世俗的人与神的关系,强调神、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完全否定了个人体和个体利益.近代资产阶级伦理学家走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个体价值,用利己主义来调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道德的基础是利益,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体与集体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并用集体主义原则来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无论是孔孟的先义后利和荀子的以义制利 ,还是墨子的贵义兼利和韩非子的崇法尚利 ,它们在当时及其以后的历史命运表明 ,义利观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经济利益及力量对比在道德领域里的反映。总的来说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近代功利主义那种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的义利观 ,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人利益主体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如此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挖掘的思想资源 ,就某些方面来说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简析孔子的义利观及当代义利之辨

义利观，是孔子学说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把孔子义利观的基本特征，界定为重义轻利，那么重义是轻利的前提，“轻利”是“重义”的结果，“重义”和“轻利”是不可分割的，在现实社会中，集体主义是处理好人们的利益关系所必须坚持的原则。孔子义利观中的进步思想，经过批判地改造，可以成为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中的积极因素．     

先秦传统义利观浅析

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一直推崇“贵义贱利”；然而，梳理先秦诸子“义利观”可以看出先秦各家并非都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即使儒家也要具体分析，还要看到其时代演化。     

试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伦理价值——兼论邓小平社会主义义利观

邓小平理论内涵丰富而精深的思想内容,社会主义义利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三个有利于”正是从一个新的角度阐发了邓小平社会主义义利观。本文试从“三个有利于”标准出发,通过揭示其所蕴涵的伦理价值,全面阐发邓小平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基本理论,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义利关系,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市场经济与义利观念的变革

义与利，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一对范畴，它们在每个时代都涉及了道德与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义与利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利”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个方面的内容，“义”则是关于“利”的合理的分配。在义利关系上的偏颇导致了现实生活中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泛滥。这就更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义与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高度的统一。     

义利之辨: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及现代意义

“义利之辨”作为历代思想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贯穿于中国哲学发展的链条之中。“义利之辨”不仅是一种深刻的价值认识和伦理思维活动,而且是主体自身的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活动。揭示传统义利观发展变化的内在必然性,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对于我们当今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正确处理道德价值和经济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也不无裨益。     

当代西方社群主义的公共利益思想

在利益问题上,共同体主义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尽管共同体主义者对公共利益缺乏一个统一的概念,但他们所说的公共利益都指向共同体的普遍善、共同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公共利益优先的论证,主要基于“共同体的共识”。共同体主义者强调公共利益优先,但同时也强调“我”的利益与他人和集体的利益是一致的。总体来看,共同体主义者反对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认为个人利益就包含在整体利益之中。只不过,他们对公共利益的疾呼,并未上升到行为准则的高度。     

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义利观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了劳动阶级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的利益关系中的支配和主导地位,决定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使集体主义成为社会主义义利观的道德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劳动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个体发展机遇,在社会利益分配中更需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全社会劳动者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又利观的价值目标。     

义利观：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

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义利观。国有企业一方面要追求经济效益,追求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还要加强企业的精神动力、追求文化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义利观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基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国有企业文化建设要处理好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国有企业内部企业人个体与企业集体之间的关系,实现追求“利益”要以“道义”为原则。基于“仓廪实而知礼节”命题,要克服假言判断的误解,从综合判断的角度出发,把“仓廪实”和“知礼节”看作是并存关系,从而实现国有企业“义”和“利”并重的义利观。     

人民利益在邓小平社会主义义利观中的根本性地位

人民利益在邓小平社会主义义利观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社会主义义利观的核心——为人民服务的实在内容,是社会主义义利观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主义义利观价值判断的依据和标准,是社会主义的义与利矛盾统一的基础     

社会主义义利观实现途径探析

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建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这一科学的义利观要想转化成现实物质力量，必须经过一定的途径贯彻到人们的实践当中，才能最终成为人们自觉自愿的道德选择。     

在新形势下,如何把握义利观

目前,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由僵化单一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变革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激烈冲突,其中义利观的冲突尤为突出.在新的形势下,有人能较好地把握义利观,自觉追求义利统一,妥善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有人面对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观念模糊,思想混乱,把不住衡量义利的正确标准;有人墨守陈旧的义利观,留恋计划经济条件下单调、清苦但又所谓比较“平均”的生活;有人则公开奉行重利轻义的义利观,认为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不顾一切地去获取,根本不必考虑义与不义.如此种种,归     

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外交思想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他主张为维护经济建设而对世界上所有国家采取灵活外交政策，积极同各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但同时，他又强调必须把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放在第一位，决不能拿主权与经济利益作交易。为争取经济利益而采取的灵活外交和为保卫国家主权而采取的强硬外交相结合，正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