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为性矛盾与《启蒙辩证法》的内在性批判

哈贝马斯批判《启蒙辩证法》是一种总体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它必然会陷入施为性矛盾中。这一解读主导了对《启蒙辩证法》理论成果的讨论。尽管霍耐特指出《启蒙辩证法》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批判,但由于他没有正视这一批判与内在性批判的关系,所以仍然无法彻底解决开放性批判所面临的理论困难。《启蒙辩证法》正是以内在性批判为基础才避免了陷入施为性矛盾中。内在性批判体现为有规定的否定,它同时又为《启蒙辩证法》提供了一种规范性的基础。     

对自然的回忆——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拯救

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否定性解读,使得该著中的拯救逻辑遭到歪曲。由哈贝马斯的解读所延伸出的对《启蒙辩证法》拯救逻辑的美学化和精神分析化的重构与阿多尔诺的哲学思想相矛盾,由此我们必须重新反思哈贝马斯的解读模式。《启蒙辩证法》并非仅仅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它通过有规定的否定达到了对现代启蒙当中现实权力因素的内在批判,它因此并没有彻底否定启蒙也没有重新树立新的乌托邦。对自然的回忆的拯救逻辑意味着思想必须对自身展开批判,以达到重新正视社会现实中的苦难现象,从而解构抽象主体的优先地位。     

启蒙辩证法与康德二律背反辩证法

康德二律背反辩证法与启蒙辩证法之间的思想谱系中,贯穿着“明”和“暗”两条线。“明”的线是启蒙本身,即《启蒙辩证法》所针对的主要就是由康德做出最初界定并予以肯定的那个启蒙;“暗”的线是悖反性,是以辩证法展现的悖反性。《启蒙辩证法》展现了启蒙的多种悖反,在这些悖反中能看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二律背反辩证法的影子。正是这些悖反,将启蒙的结果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展现了出来。此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通过对康德和萨德的对比,展现了康德自己的道德学说中善恶颠倒的悖反之可能。     

现代性的偏执——《启蒙辩证法》的生态文明理路

《启蒙辩证法》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它将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罪于理性形而上学,而不是资本主义价值增值逻辑。启蒙理性向工具理性蜕化的历史进程见证生态文明发展理路。相比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并没有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因此未能为社会指出一条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类自由的有效路径。尽管如此,《启蒙辩证法》中许多关于生态发展的真知灼见,仍然可以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关于“美丽中国”背景下加强生态德育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首次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要真正全面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必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而生态道德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也是生态德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生态德育的外延应扩展到自然界。本文分析了“美丽中国”目标与生态德育的关系,认为“美丽中国”的提出会加快生态德育的发展,生态德育反过来又会促进“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并尝试性地提出了促进生态德育的途径。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对现代性的反思困境

启蒙辩证法作为对现代性的总体性反思,仍然没有超出现代性的发生场域——商品拜物教。主体性形而上学与传统异化逻辑的二元对立正是启蒙辩证法的精神实质,也是现代性的异化逻辑的表现。启蒙辩证法未必具备自身标榜的总体认知能力,也未必具备对现代性的总体性批判潜力。它仍然没有摆脱现代性的初始矛盾——抽象和具体的矛盾,单纯理性的反思最终必然导向理论的乌托邦形式。     

美丽中国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之一,是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前提,同样地,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基础,对美丽中国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现阶段美丽中国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目标与实现路径,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人居生活环境。     

启蒙何以走向自我毁灭--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解读与反思

哈贝马斯将《启蒙辩证法》理解为把启蒙的自我毁灭过程加以概念化的理论努力。一方面,《启蒙辩证法》遵循的物化批判,仍然企图用概念超越概念,并没有放弃概念化的探讨;另一方面,这一批判仍是“科学的内在性批判”,因而无法破解韦伯所提出的合理化困境。     

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文化运动后期,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使中国历史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从此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便产生了复杂的关系。文章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围绕中国启蒙思想的递嬗轨迹和特殊内涵,深入分析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相影响的特殊过程,揭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启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关系,重新审视启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当下,凸显启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