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左翼文学初期的叙事指向辨析

朝鲜左翼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崛起和兴盛,是朝鲜现代文学历史中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作为反抗国家体制及意识形态的左翼文学从产生的即日起就被笼罩在一种"革命"的氛围中,隐喻着它自己的意识形态焦虑。诸多左翼文学作品在"时间段"、"财富"、"知识分子"等的叙事上被寄予了象征的含义和特定的价值指向,同时表现出20世纪语境内始终存在的个性、自由思潮与左翼理念间的文化冲突。     

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学观的建构——以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时期为言说核心

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学观话语领导权的初步确立,是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时期。左翼文人知识分子(特别是激进派)主要通过三个层面进行建构:一、通过对创造主体的重新塑造,奠定了左翼文学的生产基础;二、对文学重新定义,为左翼文学开辟了发展空间;三、在传播与接受领域,为左翼文学建构了现实舞台。     

论二十年代中期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选择

20世纪 20年代中国社会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中国思想文化界呈现出不同的现代性面孔。左翼知识分子在追求马克思主义现代性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现实判断、实践原则和身份认同。     

碰撞与调适：1942年的延安文学生态

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合法的红色政权延安边区政府的出现，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新的本质。对于自由的个性化的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来说，延安时期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与政党国家之间的碰撞时期，当然也是一个相互磨合，并最终以左翼知识分子调整自我以适应环境的时期。这一时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当代化至关重要，它奠定了当代左翼知识分子与政党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格局，也形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的制度，更为当代文学的创作倾向确立了总体的方向。     

"到乡间去":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

20世纪20年代,在知识分子城市化的大潮中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到乡间去","到乡间去"可以从四个层面理解:知识分子对自身"不在乡间"的反思;对"乡间"概念所指对象的判定;选择以何种手段进入"乡间";"乡间"对进入"乡间"知识分子的改造.这四个层面不仅透射出20世纪20年代部分知识分子选择"到乡间去"的逻辑,体现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和知识分子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同时也昭示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乡村道路胜出和城市知识分子转型的社会必然性.百年来,知识分子城市化大潮虽经短暂停滞但总的趋势不可阻遏,同时知识分子与"乡间"的疏离也进一步加剧,站在21世纪20年代回望百年前的这段历史,仍能够听到"乡间"对知识分子呼唤的回声.     

左翼文学的发难:贫弱的实绩与历史的光影

20世纪30年代初,刚刚发难不久的左翼文学不但遭到了国民党御用文人充满敌意的贬斥、攻击和诬蔑,还受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求"看货色"的强烈质疑.发难期的左翼文学之所以备受质疑是因为其创作实绩比较贫弱,而造成这种贫弱的原因在于: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侵蚀,国内外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偏颇的影响,尤其是左翼作家自身薄弱的才艺的限制.发难期的中国左翼文学是世界左翼文艺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它还不成熟,但它具有鲜明的介入社会、政治、人生的意识形态性质,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自身的文学价值,也使它获得了与其艺术成就并不相匹配的历史光环.     

左翼消沉时从未消沉的左翼声音——苏珊·桑塔格与当代美国左翼思潮

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新左翼运动在剧烈动荡中逐渐消沉,但桑塔格通过一系列的著述,表达对波兰问题、波黑冲突、反恐战争等美国试图掌控世界的敏感问题的独立见解,不懈地传载出当代美国左翼文学阵营的声音,体现了当代西方知识分子的社会公共关怀精神。     

反抗虚无、身份认同与历史言说的葛藤——陈映真“文学左翼”意味及省思

作为"台湾的鲁迅"和台湾左翼作家的代表,对应于台湾不同的历史阶段,陈映真的文学写作分别被赋予了针对不同反抗对象的"左翼"身份意味。陈映真从文学左翼、政治左翼而辗转进入文化左翼的"泛政治"写作之旅,为析解左翼文学思潮及实践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乃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省思维度。     

1930年代上海舆论空间与青年丁玲的生成

20世纪30年代,上海以其高度发达的报刊业、新书业以及各类媒介传递,为生存其中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建构出多元的舆论空间和话语场域。上海舆论空间对青年丁玲公众形象的构建也起到重要作用。丁玲踏入文坛之初,《小说月报》作为丁玲最初发表小说的主要场地,不仅在文学外围打开了丁玲的知名度,其编者、读者、作者一同构建的舆论场域,也使丁玲的"摩登女性"形象和革命女作家形象深入人心;丁玲加入"左联"后,"左联"对丁玲形象进行了有意识的建构与生产,使"革命女战士"丁玲成为左翼文学代言人;"丁玲失踪"案后,上海各方舆论场获得了对丁玲形象想象和重构的话语权力,丁玲一方面在左翼舆论阵营中成为被"英雄化"的革命符号,另一方面在市民群体中再次成为被屡屡消费的"文化明星"。1936年丁玲初次踏入革命圣地延安便受到了极高的政治礼遇,离不开上海这一多元舆论场在此前对其公众形象的塑造。青年丁玲的成长与成功典型体现了革命语境下现代知识分子与都市空间的互生关系。     

左翼文学与历史背景——专题解说

20世纪20—30年代的左翼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对当时的整个文坛与社会,对抗战时期及战后之文学乃至当代文学史均有深远影响. 围绕左翼文学的争论自其问世以来一直紧相伴随,左翼阵营内部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调整行进策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翼由"在野"变为"当朝",曾经屡遭查封的左翼刊物像积谷入仓一样大批量重印,所有的质疑全都销声匿迹,席卷而来的是通过追忆与肯定来重构的左翼文学"主潮".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