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先后进行过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三次论战。在这三次论战中,最重要的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其余两次论战,实际上都只是这次论战的延伸和深入。一 中国共产党人深深地懂得,只有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才能正确地改造中国社会。早在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党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得出了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并且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     

元明时期中国与马八儿、琐里交通史新考

本文认为,元末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的马八儿屿指的是马八儿苏丹国.伯希和认为,西洋琐里国王别里提、琐里国王卜纳的是同一人,两国是同一国.本文认为,两国不是同一国,别里提、卜纳的都是马可波罗讲的马八儿王号Bandi的异译.永乐以后,南印度被维查耶那伽尔王朝统治,所以琐里不仅不见于正史,也不见于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史籍.前人提出,《元史》记载中的至元十八年马八儿王号“算弹”是苏丹的音译.本文认为应是sundara的音译.而延祐元年遣使的马八儿王昔剌木丁即Sayyid Jalal-ud-Din Ahsan.     

我党新执政理念的意蕴与功效

胡锦涛同志对全党提出,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全新执政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并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情为民所系”解决了世界观问题;“权为民所用”解决了权力观问题;“利为民所谋”解决了价值观问题。这种全新的执政理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根本宗旨。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反启蒙运动

法国大革命不仅改变着反启蒙运动的成员构成,更重要的是,它对反启蒙话语产生了重要影响。将大革命视为启蒙运动的直接产物,是这一时期反启蒙话语最突出的特点。大革命出现的暴力与流血,也被认为源于启蒙运动的本质。这种话语的重构,将启蒙运动进一步极端化和简单化,并部分影响着关于启蒙运动的传统表象。     

被特朗普放弃的国务卿:蒂勒森的垃圾时间

正蒂勒森的出局,看似突然,但其实他与总统特朗普的不合,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3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推特宣布,解除蒂勒森美国国务卿职务。蒂勒森先生流年不利,此前似乎已有预兆。此前一周,蒂勒森开始了非洲之旅——出访非洲五国。结果不仅什么都没谈成,自己还病倒了。这一病,心力交瘁,转头又被总统先生炒了鱿鱼。其实特朗普与蒂勒森的不合不是一天两天了,下面就讲     

壮泰族群研究的新力作——《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出版

<正>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黄兴球教授的力作——《壮泰族群分化时间考》于2008年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数词语音"的时代特征、语言同源的统计计算、外来植物转播的途径和时间、使用桌椅、陶瓦的情况、"勐"板"行政单位的起源等"历史事件"的综合比对,确定壮泰     

转型时期反农村贫困的体制作用

在转型时期,农村经济虽然有了快速发展,但工业化对自然资源的负外部性和体制供给不足,导致了农村自然资本的持续供给能力不足、农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缺乏、就业不充分、保障不健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受到制约、农村贫困现象依然严重。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必须建立合理的体制结构,消除负外部性,矫正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失灵。转型时期反农村贫困的体制框架为:完善市场体制,保护农村资源和环境;建立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完善就业体制,促进社会公平;建立健全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保证农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社会生活和享受需求。     

王充的无神论与五四时期的反迷信斗争

王充,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无神论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焕发出不灭的光辉,给予后代进步思想家以巨大影响。南梁时代著名的唯物主义者范缜所著《神灭论》,就继承和发挥了王充的无神论思想。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章炳麟,也颇受王充无神论的影响,他高度评价王充写作《论衡》是“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孔氏,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未有能逮者也。”直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王充的无神论思想对当时思想界仍有重要影响,它对于革     

关于《金文新考》的报告

一、纠正在古金文研究方面的千年之误过去历代的金文(青铜图铭)研究者从宋代薛尚功、欧阳修诸学者,直到清末的吴大澂及近代在旧历史学、文字学方面有过卓越贡献的王国维诸大师,都是和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学术界在古青铜彝器考证方面的断代观点,口径是一致的。凡属刊有“日辛”、“日癸”、“文乙”、“文戊”之类文字的,不管是祀祖祭器,还是志族兵器,就都一律划到殷商的历史年代里去了。他们也确实有所根据。这个断代的唯一根据,就是载于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的:“商人以日为名,自上甲微始”这一语之断,而竟遗误千年之上。但是要据此一点,而说我们中国旧历史学千年之久毫无发展,自然也是与事实不符的。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就是一个例子。经王国维等先辈的考证,司马迁史笔所记的《殷本纪》为历史实录,基本上已经取得历史界的公认了。说明千年来,中国的文字学之类,也并非停滞不前的。自然晋皇甫的《帝王世纪》一语之断,     

吐蕃王朝时期吐蕃与西域的交通及驿站述考

吐蕃王朝时期,吐蕃在其先民通往西域道路的基础上,经过探索和与唐朝战争的需要,逐渐形成了以吐蕃—勃律道、吐蕃—于阗道和吐蕃东道为主和以玉门军道、大勃律—朅师—护密道、朅师—淫薄健道等为补充的交通道路。在不同的时期和阶段,吐蕃进入西域的道路选择也有所不同。为保持道路的通常,吐蕃还设立了相应的驿站。本文对这一时期吐蕃通向西域的交通和驿站加以述考。     

机遇与挑战--新时期中日关系的思考

对日关系历来是我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阶段 ,发展长期、稳定和健康的中日关系 ,更显重要。一、中日关系的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冷战结束 ,两极格局消失 ,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其双边关系发展趋势 ,为世人注目。当前 ,中日关系的发展面临着历史上难得的机遇 ,具体体现为 :第一 ,国际环境的和平与稳定 ,有利于发展中日关系。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没有变 ,人们渴望和平 ,需…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精神的几个新特征

再现和研究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分析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精神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一些新的特征,对我们继承和弘扬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感情,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运用反文化视角对前苏联解体教训的新阐释

反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别而存在的范畴,是与主文化中的主导文化相对立、相抗衡的部分。如何辩证分析、冷静应对,即化解反文化带来的危害,又发挥其对主导文化进行补遗的建设性作用,是摆在主导文化权力主体面前一项不容回避并需审慎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前苏联由于没有正确对待各个时期出现的反文化思潮,导致反文化现象始终作为社会的一种破坏性力量而存在。因此,吸取借鉴前苏联对待反文化现象的经验教训,积极加强我国主导文化的自身建设,趋利避害、发挥反文化的建设性功效,加强对反文化现象的研究和监控,建立关于破坏性反文化的预警机制,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具有极为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日本大正民主时期新内务官僚的地方自治论

20世纪20年代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高潮期,地方自治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化改革。以安井英二为代表的新内务官僚成为推动改革得以实现的重要力量。他们直面一战后日本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提出了不同于明治时期内务官僚关于地方自治的新理论:主张自治体应该重视居民福利,通过实行事业公营去除资本主义的营利性;强调通过实行地方分权消除政党政治的弊端;批判封建落后的农村寄生地主制度,主张在农村自治中重视佃农组合等。他们的地方自治论有顺应时代发展的积极一面,但也包含着反政党政治、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为日本后来转向法西斯主义埋下了伏笔。     

人首龍尾的伏羲氏夏禹考——《金文新考·外集·神话篇》之一

本篇是作者继“说龍”(刊美国纽约《中报》1985年5月)、“再说龍觚”(刊美国纽约《中报》1985年10月)之后的第三篇考证文字。它是以马列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为指导,不是从古之“定义”出发,不是以《易经·(?)辞》以伏犠氏为“三皇”之一的“定义”出发,而是从梁武帝的伏犧氏与女娲两人首龍尾相交的石雕图像的“实际”出发,以晋《帝王世纪》所载夏禹“纳塗山女,曰女娲”为论证,提出伏犠氏即周室为了颂祖而神化了的夏禹的论断,并引“龍觚”一字标氏金文的考证及战国墓出土的漆盘上绘的龍型(“足”非爪而为“两匕首”)为证,也说明龍族(足)源于夏禹、后稷。并分析了七十年代殷墟“司母辛”(旧称“妇好”)基出土、注有“阜子(夷)”氏的“比”(两吏女跪侍形)字图铭,并以《颜氏家训》所记古汉碑之“伏”、“虙”两声相通为印证,作出了在古史学领域里一种科学的创新的论断。     

王弼《易》学始立官学考——兼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制度的兴废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制度的详尽考索,本文认为,王弼<易>学始立于官学的时间应在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即公元442年.其设立与东晋后期玄学与佛学、经学的融合以及私学教育的发展有极密切之关系.     

经济学园地里的新葩——《时间经济》评介

《时间经济》是由刘世佳同志著,熊映梧教授主编的“发展与改革”丛书之一,于1989年6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经济建设的实际出发,立足于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比较系统地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经济中的一系列有关时间经济的理论问题。它告诉人们,在现代经济建设中,如何正确地认识、有效地运用和管理时间,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时间经济规律,采取相应对策,必将     

理解平凡生活——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双向伦理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肆虐打乱了正常的生活节奏,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伤害。伦理学在这种极端情况面前似乎显得苍白无力。然而,这并不能否定伦理学的价值,因为伦理学的真正用武之地是极端情况到来之前的平凡生活,伦理学的优先任务不是"改造"而是"保卫"平凡生活。平凡生活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一定社会范围内,广大社会成员不仅享用而且认可的相对安定、满足、具有发展前景和稳定预期的日常生活方式。它具有日常性、社会性、一般性和连续性等基本特征,包含免于匮乏、免于恐惧、免于绝望等基本内容。受制于社会的发展水平、大众的普遍心理以及习俗的惯性定式,平凡生活既是脆弱的,也具有内在的韧性。伦理学要尽其所能地为平凡生活编织更具韧性的防护网,弥补其脆弱方面,使之更加坚强稳固。     

“今”与“新”——论李大钊的时间意识

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是对于历史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科学、进步的时间意识。在李大钊的时间意识里,时间是一维的、向前的,人是时间的主体,人在时间的创造构成了历史和人生;“时间”“历史”“人生”是三位一体的;“今”和“新”是核心价值元素。李大钊时间观的理论创新性主要表现为,率先提供了现代哲学诠释的“大视域”,并将学术研究与民族独立、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从而超越了纯学术,为历史变革提供了批判武器。     

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及启示CSSCI

美苏“新冷战时期”,日本学者围绕本国的安全政策展开了论争。以高坂正尧为首的“日本型现实主义者”秉持以“基础防卫力”与“综合安全保障”为核心概念的“综合安全保障论”,主张坚持《防卫计划大纲》与“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冈崎久彦、佐藤诚三郎、清水几太郎等学者则立足于“传统安全保障论”,向“综合安全保障论”发起了挑战,认为只有大幅强化军事力量才能应对苏联的威胁,呼吁修改《防卫计划大纲》、废除防卫费不超过GNP 1%的限制。思考这一时期日本的安全政策论争,不仅可以反思先行研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还有助于深入理解当前日本安全政策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