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军政府

本文认为,浙江军政府是依据三权分立原则,按照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核心的地方民主共和政权,它积极参与了援宁、援鄂、北伐及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等革命活动,为倾覆清王朝、创建中华民国作出了贡献,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政学会与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

政学会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派别,并对中国历史进程发挥过重要影响。政学会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是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表现;它所展开的政治活动,是体制内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重要政治参与,其在民初国会中的一系列作为,对北京民国政府的政治变迁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试论民元前后两湖军政府的合作关系

辛亥首义前,两湖志士制定了相互声援、共同起义的战略指导思想。武昌发难后,军政府派遣军队、提供枪械推动湖南光复。湖南军政府则组织援军、输送粮食支援湖北战场。为保证步调统一,两省函电交驰、开诚布公;为推进广泛联络,两省人员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为保障运输安全,两省共同护卫、联手惩奸。鄂湘军政府合作的广度、深度超过了任何两省,他们共同缔造、维系了湖北的坚固防线,吸引了清朝的主力部队,减轻了其他省份的压力,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支持和保障。     

德国社会民主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经验探析

二战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分别在1969和1998年取得执政地位,治国理政长达20多年.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社民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执政理论的与时俱进、执政政策的应时而变和政党建设的适时转型.这些经验对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新国际银行团与广州军政府争拨关余斗争的失败

1920年秋,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军政府,随即与列强展开了争拨关余的斗争。时逢新国际银行团新建,英美等国无意继续将关税余款分拨给北京政府和南方军政府;而北京政府鉴于新国际银行团的借款条件过于苛刻,在民族主义潮流之下,亦不敢贸然再借新债,转而利用关余为基金,对内债进行整理,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军政府分获关余的可能性。由此,广州军政府争拨关余的斗争以失败告终。     

分权与发展关系文献综述与评估

分权与发展关系始终是理论研究与政府行政实践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回顾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关于分权与发展关系的研究文献,提出未来的研究应着重关注地方层级的分权改革,弥补研究方法的不足,构建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设关系科学化的对策研究

治国理政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使命,自身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责任。实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与自身建关系的科学化,其对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保障国家权力,规范政党权力,实现国家权力和政党权力的有机统一;建设政党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实现政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有机统一;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加强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     

明儒欧阳德的“政学合一”论

欧阳德是明代王门后学的代表人物,比较集中地发挥了王学的＂政学合一＂思想。欧阳德认为,所谓＂学＂,不是读书求仕或者获得见闻知识,而是明确自己的良知和德性。＂学＂是使得良知澄明并在生活中实现进而成就道德理想的成圣道路。而所谓＂政＂,则是希望通过教化让人们都能认清自己的良知和德性,并能在各种环境下坚持＂循其本心＂的生活从而形成一套良好的公共秩序。＂政＂从本源上应该是人的良知本性在社会生活、公共交往事务上的呈现。基于上述对＂学＂与＂政＂的理解,欧阳德坚持＂政学合一＂的论断。欧阳德认为,＂政＂与＂学＂在指向上虽各有侧重,但就其根本而言本是一事。＂学＂意味着成就自我和求真明善,而＂政＂意味着应对世事和良知的落实,因此,强调＂政学合一＂,也就是强调求真、求善与实现自我、应对世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学＂与＂政＂是＂良知＂的两面,＂学＂是良知的昌明,是＂良知＂之＂明＂,而＂政＂则是良知的落实,是＂良知＂之＂致＂。欧阳德的＂政学合一＂论,也是其强调后天功夫与先天本体、功夫践履和体察良知同等重要之思想的鲜明体现,对于王门后学流于空虚的倾向有一定的纠偏作用。     

试论中国封建社会政统对道统的控制

中国封建社会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政统,与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道统,是一种"政主道从"的关系。政统既需要道统方面的缘饰,又要防止道统势力的壮大,消除其对王权的现实或潜在威胁。为此,政统方面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对道统的控制:首先是君主们通过"受命于天"的自我神化,形成对道统先发制人的优势;其次是从维护统治的需要出发,对道统进行选择和改造;再次是插手道统的内部事务,直接干预其内部生态平衡;最后,当统治者认为道统的发展对封建统治形成现实威胁时,会毫不留情动用国家的力量予以重创。     

社区空间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重构

在社区这一自治性极强的领域中 ,非政府组织相比较于政府而言 ,在整合社区资源、满足社区生活多样化需要、援助弱势群体、推动社区自治、增加就业机会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是社区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政府职能转变为我国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同时也为非政府组织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 ,目前政府力量的绝对强势和不少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依赖关系大大影响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以及“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因此 ,在社区空间中重新建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县级财政支出结构与县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福建省的实际资料,分析了县级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情况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重点考察了县级财政支出结构与县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若干建议.     

新形势下政府与市场关系探究

我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党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由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决定的,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实践发展决定的,体现了我们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既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决定作用,又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构筑合理、规范、协调的政企关系

构筑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下的政企关系的难点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以市场为纽带的法律关系,政府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持合理的经济秩序,并依法管理企业,企业……     

慧能与神秀关系辨析

一直以来,不少人认为神秀派人追杀慧能,所以南能北秀、南顿北渐是矛盾和对立的。这有失公允。其实,南北、顿渐的分野乃慧能、神秀身后之事,他们之间并无矛盾冲突。慧能是从人对佛性的理解和人的慧根秉赋来分别顿渐、从人的居住地域不同来分别南北的。而神秀是个饱学之士、有道高僧,对慧能敬重崇拜,且对慧能成佛有较大的影响。     

辛亥广州起义与清末政情

中外各方如何认识和因应革命,是辛亥革命研究值得拓展与深化的重要问题。辛亥广州起义尽管未能实现起义目标,却在清政府、广东当局及地方社会、中外舆论多个层面引起系列反应,不仅为清政府、广东当局的政治改革"造因",而且冲击了广东新出台的税收与金融措施。尤为关键的是,中外舆论逐渐对"文明的革命"给予肯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清政府的失望,这为武昌起义后的新局面奠定了舆论基调。     

周礼与《诗经》关系探析

"六经"是西周春秋时期教育学生、教化民众之教材。其中,《诗经》言简意赅,大多押韵,便于诵读,可谱曲演唱;赋《诗》言志,是贵族高雅之举,在燕飨聘问、宗庙祭祀之时,参与者常征引《诗经》,传递情感,表达礼义。故将《诗》、礼与乐三者合而为一,使《诗》与乐不仅是行礼之重要环节,也是周礼之组成部分,成为周代礼乐文明的核心元素。     

科学:发展与进步关系辨析

在科学发展与科学进步的关系上,西方科学哲学的科学进步观存在着两种片面的观点,一种观点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将发展与进步等同起来,“发展即进步”;另一种以社会历史学派为代表,将发展与进步对立起来。其实科学发展并不等同于科学进步,但二却又密切相关。科学进步是在科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科学进步是对科学发展性质的一种说明,发展作为一种上升的运动正是通过进步而表现出来的。同样,科学进步的模式与科学发展的模式也不完全相同。科学进步模式既包括了科学发展模式,同时还包括了对“好的科学”的标准所给予的价值或目标的说明。发现和确立这一标准一直是科学进步问题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转型期市场秩序中政府与经营者的博弈分析

当前中国处于转型期,转型初期市场秩序混乱是因为政府与经营者之间的博弈是一种非完全博弈,政府在博弈中居强势地位。随着转型的深入,这种非完全博弈正在也必须向完全博弈转化。政府与经营者之间的博弈趋势应从三个路径突破,才有利于市场秩序的稳定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