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初探——在甘南卓尼县木耳、叶儿、柳林三地的实证调查

本文从政府、社会、宗教三维少数民族地区权力结构的分析出发 ,研究在甘南卓尼县三村现代化过程中政府权威、寺院权威、社会权威的结构与变迁发展 ,分析了三者变化而引起的社会权力结构的优化整合 ,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权力结构控制的思考和对策。     

法律与权力关系的调整及其社会化发展

如何处理法律与权力、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是改革和制度建设过程中不能不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以往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法律与权力的一体化传统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使我们必须对这一问题有新的思考和定位。虽然国家权力是法律产生、形成及发挥作用的必要因素和条件,但在法治国家,法律又必须反过来成为制约、规范和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力量。对权力的法律约束,是当前制度建设的关键。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抛弃那种视法律为国家权力工具的习惯性思维,按照法治原则整合法律与权力的关系,理顺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促进法律的社会化发展。     

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治理理论视角

我国社会正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发展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这一转换的必然要求.公民社会既主张多元特殊利益、个人权利和自由,又赞同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既主张公民社会平衡、制约国家权力,又赞同与国家密切合作,赋予政府权威以必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催生了公民社会组织的发育,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政府责任的变化与展望

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政府责任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变化：全能型政府时期,政治责任凸现,政府责任越位;经济建设型政府时期,经济责任为中心,政府责任错位;公共服务型政府时期,社会责任回归,政府责任缺位。未来以社会责任实现为宗旨的政府在责任履行方面,不能靠硬性的权力强制推行,也不能靠可视性利益来交换或诱惑,而是靠现代国家作为共同体的权威与公民深层次的认同这二者关系的养成来实现,靠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三者之间的博弈均衡,因而,要处理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放任之间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结果的分配正义的福利与作为投咨的福利方间的关系。     

法律家长主义与我国的法治建设

法律家长主义中的＂强制性＂不再是外在影响力和威慑力,而是内在的权威、信仰和信任。通过政府对公民＂强制＂的爱来树立法律在人民心中的内在权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宽容的干预＂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从社会公共利益,社会与个体,社会与国家的区分与平衡入手,通过公法对私法的干预,构建经济法、垄断法等社会法的制度框架,确立法的社会利益原则。我们应当以法律对权力制约的态度、立场以及传统文化赋予法律的内在品格为基础,实现法律中立性控制、市场自行性调节、政府政策性平衡这三方面的和谐。同时,又要保证权力通过法律转化成权利中的程序正当性。     

论政治权威与制度创新

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都离不开国家权力,但如果没有政治权威对国家权力的价值指引,国家权力促进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的社会作用就无法实现。国家的制度创新,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一个能够积极回应社会诉求并且能有效掌控国家权力的政治权威。国家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国家制度权威的确立,都离不开政治权威和政治权威对国家权力的主导。同时,政治权威自身的制度建设也是整个国家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与国家制度相统一、相协调。     

空间中的国家:基层公共空间生产与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

现代国家形成以后,普遍面临如何“进入”社会的问题。权力、资源、文化是国家的基本属性,也是国家展现自身并由此进入社会的具体途径。在单位体制下,“单位”成为国家权力、资源和文化的容器,以及国家连接社会与个人的中介机制,即国家主要通过单位关联并进入中国社会。单位制解体后,国家再度面临如何进入社会的问题。本文在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视角下,基于对城市基层公共空间生产的质性分析,提出了“空间中的国家”命题。在后单位时代,空间承载了单位的“容器”与“中介”功能,成为国家进入社会并在其中完成自身再造的创新形态与关键机制。当代中国主要通过基层公共空间生产,在日常生活场域呈现自身形象、塑造国家权威、培育治理共同体,以此推动国家进入社会,重构紧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略论加强中央政府权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各级政府从转变职能入手，简政放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简政放权，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某些地方政府的地方主义意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屡屡发生，使中央政府权力弱化，大大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因此，如何加强中央政府权威是我们目前研究的重大课题。一、影响中央政府权威的因素本文所说的中央政府不是广义上的慨念，即国家意义上的政府，而是特指运用行政权力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中央政府，…     

政治理论视野下的廉洁政府研究

廉洁政府的一般本质是：政府权力主体不滥用公共权力侵害公利以谋取私利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有四个基本要素：政府权力主体、不滥用公共权力、维护与实现公利、社会关系。现代政治学理论中与廉政建设有关的政治学理论主要是善治理论和廉政体系理论。国家廉政体系由三部分构成：目标系统、制度系统和价值系统等。明确廉洁政府的构成要素在廉洁政府构建中作用主要表现在：明确廉洁政府建设的方向、步骤和重点。     

社会多重性视野下的民间权威——以河南省路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通过对中原地区一个普通村庄河南省路村民间权威人物个人生活史以及近年来路村举办庙会、兴办集市和重修关帝庙等事件的详细考察,首先分析了路村民间权威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人情与面子等因素.其次引入社会多重性的视角,探讨路村村落多方力量交错的权力关系格局以及从中所体现出的民间权威的有限性和两重性等特征,从而揭示了路村“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不仅加深了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原农村民间权威的认识,而且深化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反思性理解.最后讨论了国家与社会交接面的问题,指出在改革开放后的路村,将国家与农村社会勾连一起的,更可能表现在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民间权威人物、村干部和从路村走出去的县市干部的错综复杂的结合而形成的权力结构或关系网络上.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族际政治与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转型

进入新时代,中国民族事务的公共性特征不断凸显,国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族际关系领域的压力与挑战需要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民族事务治理转型方案。运用规范分析与文献分析方法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基本逻辑的研究表明,通过民族事务治理来维持公共权力资源在国内不同民族间的动态均衡分配是实现族际关系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结合中国国情,在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层面,要明晰职能定位、统筹权力划分,促进分权方式由“环节性分工”转为“整体性分权”;在横向的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层面,要变“政府管理”为多种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积极发挥少数民族社会组织的功能及作用,形成多主体协同参与格局。此外,法治化、制度化和民主化也是民族事务治理转型的重要途径。     

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

2005年3月8日,中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江平先生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做了题为“社会权力与和谐社会”的讲座。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姚辉教授主持了该讲座。江平教授从传统意义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的国家观来说,国家本身是一个暴力工具,组织经济并不是国家的权力。随着理论的发展,现在认为国家具备一定的组织经济作用。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哪些权力属于国家,哪些权力应该归市场或者归社会本身,这个界限必须划清。在方法论意义上,江平教授认为,既然市民社会是私法存在的社会基础,研究私法就离不开自然法学的思想和社会法学的思想,离不开经济分析的方法和社会分析的方法。接下来,江平教授对个人权利、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进行了分析,认为私权的核心是“自由”,社会权力的核心是“自治”,国家权力的核心是“强制力”,并明确了三种权利(力)的行使顺序。在此基础上,江平教授指出了社会权力存在的基础,并阐明了社会法的含义、社会权力介入领域以及行使主体,并分析了行使社会权力面临的两大问题。最后探讨了如何从法律层面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江平教授认为和谐社会应以尊重保护私权为基础,实现国家、社会、个人权利(力)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润滑作用,并应建立民主政治,从而实现真正的和谐。     

社会权力变动中我国政府角色定位的演化

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是我国权力的主要内容,两者既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社会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根源和基础,它在维护个体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和弥补国家权力功能不足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国家权力是社会权力的支持和保障,是社会权力建立和维持自己统治的基础和前提。社会权力发展的轨迹决定了国家权力存在的范围及实现的程度。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权力的不断发展,对国家权力的重要载体——政府产生巨大影响:推动着政府在治理方式上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在权限上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权威和权力

权威、权力和强制对权威和权力进行分析的主要困难在于,尽管这两个词似乎是描述不同的现象(社会理论家们极力强调这两个词是描述不同的现象),但权威和权力这两个概念在方法上往往是可以交替使用,从而掩盖了两者之间的差别。人们通常以“合法”和“公正”来描述权威关系,以某人或某些人能决定他人行动的因果要素来说明权力关系。     

中国大学行政权力合法性辩护

大学行政权力在中西方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理解。在西方社会,随着大学的发展和演变,大学行政权力由学术权力、政府权力、市场权力等让渡和授权而生,中国大学则与之相反。中国近代大学与国家“同生同构”的百年发展史为大学行政权力提供了国家建构中的政治合法、社会组织的公共责任、公共资源分配的制度依赖、内部管理的科层制模式等合法性基础,也建构了目前中国大学的权力形态。     

农村问题研究：后税费时期“农村经营政治”的表现与影响

国家一社会关系视域下的农村基层政治形态在后税费时期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基层政权-村干部-村民的权力关系角逐中，干部统制的权威和认受性基础与取消农业税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基于新一轮的农村发展政策偏差运行之上，使得“农村经营政治”逐渐凸现，并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其一是农村社区新型贫困，其二是干部权威和认受性受到削弱，对农村社会稳定有很大的侵蚀作用。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县乡干部战略性群体:结构与政策效应——基于一项公共政策的个案研究

县乡干部的政策行为是理解中国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运用战略性群体这一理论框架,从一项公共政策在地方行政层级推进中,分析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结构与公共政策效应的关系问题。县乡干部由于在群体目标构建和战略行动协调的自主性不同,分化为战略精英与外围战略成员,在群体内部等级之间形成“支配—依附”非均衡权力结构。资源向上依赖、等级权威价值认同、社会流动筛选和等级权威复制等机制共同维系了县乡干部群体的等级秩序。在战略群体外部,企业利用结构化机制与县乡干部代表的地方政府利益联结,消解了政策的公共性,共享了政策收益。面对政企结构化后结成的强势地位,农民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群体,其利益诉求被选择性忽略。在农村社会中“政府”“资本”“民众”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的权力结构。县乡干部群体的权力实践就是在一项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并在现实层面上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图景。     

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

推进协商民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促进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有助于保障政治参与权利、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拓展政治参与空间、增强政治参与效果。二是培育公民社会。协商民主要求承认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公民社会的理性化和自主性品格,确立公民社会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增强政治国家自身的能力和权威。三是维护政治稳定。协商民主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搭建桥梁,有效化解政府行为与公民意愿的矛盾,积累社会信任、避免社会动荡。四是监督公共权力。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展社会监督的广度和深度,构建“社会制约权力”的监督机制。五是提升政治权威。协商民主有助于政治系统构建认同机制,获取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