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实证视野下的传统中国研究

如果人们只选择从构成中国文化诸理念的角度来考察传统中国,"传统中国"就有可能成为某种理念的产物.而实际上,传统中国的"传统"性,不仅要看它在一般情况下想了些什么和怎么想,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它于何时何地做了些什么和怎么做.     

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

鲁迅是近代中国最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他对传统文化的憎恶以及对传统罪恶揭露之深,使张扬“全盘西化”的胡适都为之黯然失色。鲁迅猛烈抨击“礼教与家族制度”的罪恶,揭露国民的奴隶性格,他认为中国文明就是一席吃人的筵宴,中国历史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个时代的循     

王船山历史观与中国近代文化取向

<正> 王船山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古代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又是处于传统文化向近代转换过渡环节的重要思想家.其哲学既是古代哲学最高成就的体现,又是古代哲学向近代启蒙哲学的过渡.笔者10年前曾提出,船山既非理学家亦非启蒙思想家,其思想具有理学与启蒙二重因素,故不宜用“非此即彼”方法进行研究.本文试图继续以“亦此亦彼”方法进一步探究船山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换之取向,以探讨船山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并比较近代中西文化之异同.     

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正>曾国藩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又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带头人,既是知名理学家,又是洋务派首领。这前后二者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它们这相互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如何统一于曾国藩的思想之中?以及应当如何看待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从他一生中的成败得失与最后结局应得到什么启示等等,曾长期萦绕于笔者的脑海之中。这些问题涉及甚广却很有意义。故乘今日之便,提出自己的一点想法,以就教于学术界的诸同仁。     

论和谐性

西方人多强调斗争性,因而有“斗争是万物之父”的格言。东方人或中国人则注重和谐性,自古以来就认为“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万物各得其和以生”。“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总之,认为和谐是万物之母。中国人如此看重和谐性,那么和谐的含意是什么?它的存在前提和基础怎样?和谐的功能或作用如何?它的对应范畴又是什么?     

评《中国道德文化》

关于中国传统道德方面的论著已出版不少，但像黄钊教授所著的《中国道德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版）那样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道德文化作如此全面、深刻的论述，尚属罕见。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学术专著。一、构思独特，视角新颖。中国道德是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庞大思想体系，如何把它完整而深刻地揭示出来？该书作者避免了传统的完全按时期叙述的旧套，而是采取了独特的构思，将它分为“活水源头篇”、“范畴演化篇”、“优良传统篇”、“现实价值篇”，对之进行论述。这四篇是彼此不可分割、相互推进的统一体。“源头篇”集…     

古代的“报仇之制”

古代的“报仇之制”翮风有些人谈文化，认为西方文化重个人价值，讲人格尊严，而中国传统文化缺少这些。他们说话前先找一个外国人做旗杆，某某大师，某某权威，狠狠地摇晃一阵，先把中国的土包子吓唬住，然后才说出一点什么洋道理。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中国人有人格，也...     

从船山对李贽的批判看其价值取向

<正> 李贽是明末反封建礼教的进步思想家。他所以被称为“异端之尤”,是因为他反对封建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了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船山对于李贽的反传统表示极大的不满,显示了其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问题,也就是以什么作为价值取向标准问题。从孔子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就十分重视人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其基本理论之一就是孔子总结的仁学礼学,仁学要求君子治国富民,礼学要求君子按公认的准则获取有限的私利,旨在社会共同富裕,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优秀之处和核心价值观所在。根据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可将中国思想文化史分为五个时期：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治国理论产生并定型的“先王之道”时期;九代后九代之交孔子师徒祖孙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新王之道”的时期;后九代“百家争鸣”的战国子学时期;汉至清代反复解读“先秦经典”,间出己意的经学时期;清末民国要求全盘西化实未全盘西化的时期。如此分期长处有二：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发展脉络很清晰;二是可实证每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虽然千差万别,言人人殊,但基本理论和核心价值观一以贯之。     

论"浙商"从边缘到主流——基于"世界之中国"的视角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和大规模地开启了“世界之中国”的经济之旅,“浙商”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和一个商人群体,存在和需要经历一种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浙商”起始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影响和现代经济文化的边缘,而目标是成为“世界之中国”的主流商业群体。“浙商”的“个众”人文特性既依存又丰富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促使“世界之中国”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塑造“世界之中国”和“主流之浙商”一致的主体结构。“浙商”要实现“主流之浙商”的目标,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其核心和关键是循着和超越自然历史发展。     

文化身份:对我们的文化处境与问题的省思--从近期发生的几个文化事件谈起

本文认为,近期集中出现的几个文化事件,表征着当下处在文化身份缺失中的人们的基本心态。这种心态体现为:或者以一种近乎实践性的宗教情怀在“做事情”中为时下的文化存在状态找到一种理由;或者在对原有的价值评价体系或怀疑、或确认的前提下,在理论理性的追问中重新确立一个有普遍意义的“应然”的文化身份的标准,从而开出一条确立中国文化身份之路。从中国人文精神中的“实用理性”所承担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寻找和确定中国文化身份之路不是唯一的,不是宿命性的只能如此的必然之路,这个路应该或可能是多元的,在历史的存在中即成为中国文化之“道”。     

精神分析学理论价值的神学阐释--蒂利希对精神分析学与基督教神学的对比分析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被其继承者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的方法论价值的“哲学范式” ,其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心理学和医学的范围 ,并且对整个 2 0世纪西方的文化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种科学方法或一种理论范式能够释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必然与其所根植的文化传统有着内在的关联。中外学界对精神分析学与“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关系做了较多的理论探讨 ,但它与西方文化的另一个传统———基督教有什么内在关系却很少有人问津。蒂利希在这方面所做的对比分析很有见地 ,能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     

从对宋代文化的研究看胡适的传统文化观

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学者 ,长期以来 ,胡适一直被视为“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 ,而胡适本人 ,则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来概括自己所从事的活动。那么 ,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 ?他所指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含义又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使我们有必要关注胡适对宋代文化的研究 ,这不但能使我们了解胡适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而且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对胡适思想的理解。1　　与对先秦、清代的研究相比 ,胡适对宋代文化的研究不是很多 ,但他对宋代文化在中国历史上…     

论“西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出路

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何在?在这个问题上,提及“西化”一词,总会引起人们本能的反感,成为人们思想和论述中的一大忌讳,一块禁区,唯恐避之不及。“西化”概念究竟是什么涵义?它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又有什么意义?本文所要探究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一 首先,我们来简要地探讨一下胡适提出的“全盘西化”思想,以弄清“西化”概念的源流,澄清它的本来涵义。     

论“守正创新”视野中的“两个结合”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的时代特征，提出“守正创新”的明确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顽强奋斗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在“守正创新”视野中探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两个结合”之间相互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在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进程中，要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正、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之正、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正，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新、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为当代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构建光明前景。     

新时期传统研究述评

什么是传统?传统具有哪些特征?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是不是一回事?传统学又是怎样一门学说?凡此问题所以能在新时期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和普遍关注,乃是因为它构成解答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理论前提或理论基础。 (一)什么是传统 关于传统,人们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诠释和规定。有的学者从文字学方面进行考察,认为,“传”的本义是‘遽”,引申为传授;“统”的本义是茧的头绪,含万有总束为     

老树春深更著花——访杨周翰、贾植芳六教授

<正> 1987年8月24日至29日在古都西安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会上,我们就读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分别访问了几位知名学者,他们是北京大学的杨周翰教授、乐黛云教授,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山东大学的孙昌熙教授,南京大学的赵瑞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陈惇教授纸梦实募父鑫侍夥直鸸槟烧沓隼?以飨广大读者。学者们目前在做些什么六位学者除乐黛云和陈惇教授外,都已过古稀之年,他们目前在做些什么呢?准备留给后人些什么精神财富呢?这是知识界关心的问题。     

世界级企业成功之道

短短二十年,中国企业集体性崛起创造了世界企业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从企业成功之道角度,解释中国企业崛起之谜,中国的世界级企业成功之道在于:首先,胸怀国家、胸怀社会;将企业发展置入国家战略、将企业发展融入社会成长.其次,立足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企业发展之路;植根中国传统,革故鼎新企业文化.最后,不断推动战略要素系统性创新,优化企业发展“基要函数”.中国企业成功之道,既是“大道”,又是“中道”,还是“新道”.     

传统进化的文化符号学意义

一通常,人们将传统理解为“由历史沿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格、艺术、制度等”。这个定义明显地包含两点涵义:第一,传统是从历史中,而不是从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文化现象;第二,传统是跨越了历史阶段而得了保持的文化现象。然而,人类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每当社会发展到转折关头,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巨大,冲突如此之激烈,难道果真有什么文化现象可以安全跨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而得到保持吗?凡是对这个问题持否定答案的人,无不主张:“应抛弃传统”;而对这个问题持肯定答案的人,则表示:“要保持传统”。从现象看,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都可信手拈来大量佐证:一方面,有多少在历史上产生     

试论近现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政策的关系

近现代以来,日本存在两种对华政策,一种是以华为友的政策,一种是以华为敌的政策。在以华为敌的政策主导下,日本先后发动了多次对华侵略战争,日本中国学研究对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通过歪曲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侵华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舆论;利用中国传统儒学文化资源,为天皇制政体服务;炮制文化“方策”,为侵华战争政策献计献策;直接参与文化侵略,掠夺中国的文化资源。日本侵华战争准备如此之充分、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影响如此之广、民众卷入如此之深,原因固然很多,但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反过来,日本侵华政策的制定、实施又刺激了日本中国学的畸形发展,成为日本中国学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日本对华侵略政策把日本引向战争歧途,使日本早期现代化取得的成果葬送在战争的烟火之中,这是日本现代化的一个历史教训。在这一时期,日本中国学沦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正是这一教训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