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闽三次福州兵变及其原因

王闽三次福州兵变的发动者均为北人。入闽后的北人在整体上与王闽政权若即若离。王闽政权的用人政策自闽主延钧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用人上明显偏向闽人 ,其所导致的北人势力与王氏的矛盾冲突是北人发动兵变的深刻原因     

地理位置·政治势力·国际环境:王闽政权灭亡后福建地区之分裂探因

晚唐五代南方的王闽政权被南唐攻灭之后,福建地区由南唐、吴越、清源军三个政权分别控制。通过对王闽政权灭亡和福建地区陷入分裂的历史之分析,本文认为,导致福建地区陷入分裂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纳为三点:福州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利因素、福建地区的内部政治势力之内争、全国政局和王闽政权周边政局的变化。     

论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及各自地位

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又是自然界的有机身体,因此,人与自然界具有辨证的同一性。在人与自然界相互联系中,自然界居于优先地位,人则居于创造性主体地位。人与自然界的辨证同一性及各自地位,尤其是对人的创造性主体内涵中能动性和受动性关系的揭示,启示我们必须重构主客体关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论占有制度在现代物权法中的优越地位

占有制度在物权法中的地位主要有三种:辅助地位、平等地位和基础地位。但在现代物权法中,占有制度应居于优越地位,这不仅是占有功能、功效的逻辑体现,也是财产利用创造巨额财富和弱者保护等社会现实的需要。     

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关于新形势下加强乡镇人大工作的思考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基层权力机关,在乡镇政权中居于核心地位。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乡镇人大一直是有其名无其实。本文就乡镇人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做一个探讨。     

试析明朝内阁制的政治效能

明朝内阁制度的建立是封建社会末期上层建筑的变革 ,并成为有明一代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内阁制对明代国家政权运行机制产生的重大政治效能 ,在其形成、职权、地位等方面有所体现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德治"思想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历代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不断强化道德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重视道德教化和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重德轻罚.传统德治思想的这种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政治与伦理高度统一的集权社会.家国一体,政权与族权结合,使得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到封建纲常伦理关系之中,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德治"走向"人治".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编辑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编辑在编辑活动中居于主体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其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策划活动中的优创作用、鉴审活动中的优选作用和处理活动中的优化作用.编辑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是相对的,应在相对的意义上加以理解.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闽地王天君传说看道教神祇的本地化

在福建民间信奉的神祇中，有相当数量是外来的制度化宗教的神祇。这些神祇随移民入闽后，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了本地化（亦称在地化）。通过考察道教神祇王天君（王灵官）在闽地传说的变异和功能的拓展，论证神祇本地化的重要表现，是信民为神祇编造其与闽地、闽人相关的传说内容。     

汪氏祠墓纠纷所见明清徽州宗族统治的强化

汪氏在祠墓纠纷解决中采取的应对措施说明:自明迄清,徽州宗族组织在自身统治削弱之时,适时把握与外族纷争的契机,运用宗族内部联合以及主动与官方联手等形式,推动着自身的统治不断地强化.     

信仰与血缘的纠葛——明清之际闽东民教冲突中的宗族社会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闽东地区传播,遭遇了传统地方宗族社会这一难题,在二者碰撞与冲突的过程中,双方势力随着时代的变迁互有消长,问题的焦点则是围绕着宗族成员在信仰与血缘上的复杂纠葛关系。最终天主教植根闽东宗族社会,演变为地方社会的重要组织力量之构成要素。     

闽南福佬人的形成及人文特征——华南汉族族群研究之五

闽南福佬人的形成分为东晋至唐和宋代两个时期。南宋以后闽南人“走广”的浪潮兴盛不衰 ,入广的闽南人被称为“福佬人” ,故从整体上审视应统称为“闽南福佬人”。闽南福佬人具有飘洋过海闯世界的海洋情结、重商贾善经营、以家族为核心以及喜欢功夫茶的人文特征。     

巴土家族神崇拜的演变与历史文化的变迁

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的族神崇拜随其族群迁徙的历程、社会历史的转型而几经演变,经历了由向王天子崇拜到白帝天王崇拜而后土王崇拜的交接更替。不同的族神崇拜产生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域,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地域文化,表现出巴、土家文化统一而多样的特征。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崛起原因初探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凭借其深厚的儒学根基和重孝悌的门风而博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以多玄学清谈名士而为时人所宗,再加上他们善于趋福避祸,在乱世中保全家族利益,这一切使得琅邪王氏家族在士族形成的关键时刻迅速崛起,成功地晋身于高门士族的行列,为琅邪王氏日后数百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试论明清宗族保障的经济支持与制度性约束机制

明清时期,宗族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相联系的宗族保障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宗族保障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包括经济上族产的支持以及制度上家法族规的约束,使族众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传统保障方式对我国当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