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考据学再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大概成书于战国初期,其词句奇古,文无标点,加之全书为语录体,不得以上下文分析语意。又兼遭逢暴秦焚书之祸,难免讹误衍夺,故自秦汉以降,《论语》多处存疑,众说纷纭。古人行文不加标点,要正确解读作者意图必须句读正确,《论语.泰伯》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条,因其句读不同,可以表达多种不同的含义,历来为学者争论不休。概括起来有如下六种句读方式:句读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5:民可使,由之不     

拨乱反正话《论语》——“四人帮”孔子批判之批判(续)

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对这两句话,宋邢炳《论语义疏》注为:“由,用也。民可使用之而不可使知之,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后来一些注疏家,也多半是补充这种说法,大致不外是说:老百姓愚冥,只可使他们遵照政令去做,不能使他们明白道理。人们可能容易设想,孔子生于两千五百多年以前封建主贵族统治的时代,政治思想又倾向于保守,发表这种愚民的言论,该是很自然的,前人的注疏,也该是可信的。但是把孔子     

咄咄书空乎?有为言之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辨

正确地理解和评价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必须联系当时的语言环境,同时也不能脱离那个时代的实际。子产治郑始末民之反映不一,《吕氏春秋·乐成》所记孔子治鲁民之反映亦然,然则孔子在评论子产等历史人物或政事时,说出“民可使由”云云,便是非常自然的了。孔子时代学在官府,广大人民无权进入学校,缺乏文化素养,自然也就“暗于成事”,“民可使由”云云正反映了这种现状。但孔子并不赞成这种现状,相反,孔子主张爱人,倡导教育,“有教无类”,是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的。     

中西合璧 相得益彰——中西“人本管理”溯源之思

究竟中西人本管理的源流与要义何在世纪之初的人本管理将走向何处下面对此作些探讨。一、从“天命”到“人本”:中国传统人本管理思想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提法最早见于《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在此,“以人为本”中的“人”就是齐国的百姓,即“民”,是被统治的广大人民,管仲把民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2]。由此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特征显著:第一,民本思想中的“民”指的是被统治的民众,是一个群体的代名词,同时也具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农业社会,民虽受重视,但只能处在被支配、被统治的地位。“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3]。第二,由于“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4]。“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5]。因此诸子百家的“重民”言论也都是从如何管理。支配好民众这个角度来论述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6]“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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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院彭忠德副教授《也说“民可使由之章”》一文（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６日理论版）根据《郭店楚墓竹简·遵德义》之“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对上句作出全新的解释。《遵德义》全文强调要用“礼、乐”等德去引导民众，因此，竹简此句标点作：“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于是《泰伯》章“使由”句标点宜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意则为：“孔子说：对于民众，应该用（礼乐之德）引导他们，不应该用（德）强制他们。”不久，彭忠德又发表《完整理解〈遵…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辩

《论语》注释,汉魏以来纷纭繁杂,直至清末民初,一直不衰。值得注意的是:千余年来,众多注释者们,对《泰伯》篇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章,不仅倍加推敲,而且各说不一,甚至对立;历代许多政客,也常以此句为据,推行愚民政策;“四人帮”大搞别有用心的所谓“批孔”,也曾捉住此句,恣意歪曲发挥。可见,对《论     

论孔子之愚民思想

虽然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 ,但囿于时代的局限 ,他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 ,主张实行愚民政治 ,提出了“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的政治主张。孔子教育的宗旨 ,是要把人们教育成没有自己思想 ,没有自己独立人格 ,只知顺从、盲从统治者的“愚直”之民 ,这种教育是含有强烈愚民色彩的奴化教育     

顺木之天 以致其性——浅谈语文教育的素质化

柳宗元有篇寓言性传记《种树郭橐驼传》,文中的郭橐驼是一个“业种树,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的种树能手,问其秘诀,答曰:“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尔。”没有什么别的窍门,只不过能够顺着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律,使其获得自己的本性发展罢了。文章中用“种树”与“治民”相类比来“传其事以为官戒”,虽然说的是为官之道,笔者倒认为郭橐驼种树的道理对我们的语文教育多有启发。     

《论语·泰伯》第九章新断

对《论语·泰伯》中的第九章“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的译注提出疑义 ,探讨了疑义产生的原因 ,指出疑义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后人“断句”错误 ,文章还指出 ,译注应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 ,才能得出合乎作者思想体系的译注。     

谈“之字结构”

“之字结构”是指古代汉语中“主语 之 谓语”这种语法形式.如:1、季孙之爱我,疾灰也;孟孙之爱我,药石也.(《左传·襄公二十三年》)2、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荀子·说林下》)3、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孟子·梁惠王上》)     

"举谣言"与东汉吏政

东汉的君主有仿效古代听百姓的歌谣而知施政及地方官吏得失之意,此举要收正面效果,必须使民能自由发表意见,以及君主不受干扰,确以民意为鉴,舍此徒具虚名而已.东汉之事例可为证.     

《论语·泰伯》第九章新断

对《论语·泰伯》中的第九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的译注提出疑义，探讨了疑义产生的原因，指出疑义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后人“断句”错误，文章还指出，译注应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才能得出合乎作者思想体系的译注。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与孔子

毛泽东把一个人说过的话用作他的两句诗，仅有孔子独享此等殊荣。毛泽东学文化是从读孔子书开始的。孔子的有些思想，如重视学习的思想、“敏于行”的思想，毛泽东坚持了一辈子；孔子的有些思想，如君民关系思想、中庸思想，毛泽东是有取有舍的；孔子的有些思想，如轻视劳动的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毛泽东批判了一辈子。     

更法

孝公平画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③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④民之道。君曰:“代立⑤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⑥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之:疑⑦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⑧定变法之虑,殆⑨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⑩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11)于民。语曰(12):愚者     

"唯识观行"与思惟结构之改造

通过对《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摄抉择分”之止观思想及其具体操作方式的探究,可以使我们认识最初心态之建立(即菩提心),以及对空性的体验(即法假安立)。此种止息妄念、抉择生慧的操作过程或可视为一种思惟结构之改造,因为从本质看,“唯识观行”显然是从“我”之思惟结构转换至“无我”之思惟结构。     

中国古代教育管理思想考略

我国古代教民与治民多是统而不分的。《尚书·尧典》中记载,舜委派官长时均强调教育,寓治理于教化之中。《礼记·学记》开篇即指出“化民成俗”、“建国君民”与教育是分不开的。并说:“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把能教民作为能治民的一个根本条件。教民即为治民,而为治民则必须教民。明代王守仁在教育管理方面很注重行政与教育的结合,他说“形驱势迫,是谓以火济火,何益于治?若教之以     

析“更名民日黔首”

本文首先根据文献和地下发掘资料证明,“黔首”是战国后期流行于秦地的一种称呼,它表示了一个地位较低的至少失去部分人身自由的社会阶层。然后考察了商鞅至秦始皇时期秦国的治民政策,认为,商鞅治民政策有两个基本方面,对秦民是酷苛的“弱民”、“制民”政策,对境外移居秦国的移民则是较优惠的“徕民”政策;这种政策获得很大成功,使秦国强盛并最后兼并六国;统一以后的秦统治者不仅未及时调整政策,反而将战国后期治理秦民的政策推广到所有新统治地区,“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这就是“更名民曰黔首”的基本背景和内容;变本加厉持续执行战时对待秦民的治民政策,是秦二世而亡的最主要原因。     

论"气韵生动"之概念内涵在绘画领域内的嬗变

“气韵生动”是我国古代绘画批评领域内的最高美学标准。其本质内涵即是“传神”,自诞生之日起,其内涵便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而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嬗变,可概括为三个阶段:(一)传人物之神(魏晋)、(二)传山水之神(两宋)、(三)传作者之神(元)。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演变趋势,也显示着中国绘画自身的演变规律。     

《七月》札记——授衣、褐、举趾、殆及公子同归、微行、穹窒

授衣“授衣”是怎么一回事?《毛传》曰:“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矣。”此解是含混的,究竟衣由谁授?不清楚。《孔疏》进一步说明云:“毛以为周公云(毛诗认为《七月》是周公所作,故孔颖达阐述周公的意思):先公教民周备,民奉上命。于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将寒之渐,至九月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这意思好象是说民奉上命互相授衣。但是《疏》又云:“可以授冬衣者,谓衣成而授之”。则又似由“上”授之。朱熹《诗     

曾国藩对桐城文论的三个拓展

传说桐城论局限于以唐宋八家之文来载程朱之理,以孔孟之道至程朱之道作为古文“义理”的全部内容,并以这种纯“义理”为荣。虽然刘大櫆、姚鼐、方东树、姚尝都提曾到过“经济”,但终因对经济缺乏深刻体会、内容空洞,又受到纯“义理”的制约,因而成为古文家们的口头空谈,姚鼐试图以“考据”对义理有所补救,但仅把考据的汉学作为一种工具,处于从属的地位、服从“义理”,以“考证助文之境”(《与陈硕士书》)限制了对汉学求实精神的吸收。至方东树更是对考据之汉学大加挞伐。曾国藩则以经济和考据充实义理,使义理具有崭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