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叔本华与中国哲学的相遇

叔本华(1788～1860)与传统中国哲学家--特别是朱熹(1130～1200)--的相遇,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跨文化哲学解释学的有价值的借鉴和领悟.叔本华相信,他的作为生存(ex-istence)的形而上学基础(ground)的"意志"概念与传统中国哲学中作为本性(nature)原则的天的概念之间有着某种共鸣.本文试图阐明,对"意志和现象(phenomena)"的叔本华式的"一-多"形而上学与"和(harmony)"--中国传统儒家将其描述为存在于天人之间--进行一个鲜明的对照,以期这个中国与西方形而上学间的有价值的区分能够导向一种有关比较的哲学解释学的具有吸引力的新理解.这种理解在西方寻找唯一的统一的绝对真理之坚决主张中较少被触及,但在传统中国对"不同的传统间的融合"(如"三教合流")的探讨中则较多地谈到了它们.     

“无讼”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无讼"既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诉讼的一种观念和看法,也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法律价值取向,它更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所追求的一种理想--没有纷争的大同世界.它与西方现代法治精神虽泾渭分明,但也一样是特定自然社会条件的产物.它们同样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负面的和正面的,鉴此,寻求二者契合,正视其积极、消极影响,方能理性进行现代法治建设.     

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概念——外蒙及西藏问题中的“主权”与“宗主权”

所谓的"西藏问题"是一个集合性的问题,呈现出诸多侧面,在这些侧面上西方与中国存在着不同的话语。究其根源,应该是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宗主权"一词的使用。因为汉语的"宗主权"与英文的"suzerainty"(苏索伦梯)完全是不同时空、不同性质的概念。通过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梳理,可由此看到西方列强在西藏、外蒙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扩张,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在推动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中所起的作用。但是,17世纪当"主权"(sovereignty)这个概念产生,并被中国所认知时,"主权"成为对抗西方列强的重要武器。近代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瓜分时,所形成的包含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一体性"与中国对主权的主张合流,最终成为阻止民族分裂的坚固堡垒。     

墨子的"法治"观及其现代价值

"法治"在墨子那里叫"治法"."治法"以"法"、"法仪"、"法度"为治国的标准."治法"之"法"即为"仁"之法,即为"兼爱"之法,为"义正"(正义)之法,为"尚同"(平等)之法,为"天志"之法,为"法天"(或"则天")之法,为"中效"之法,为(百姓广泛参与的)"谈辩"之法.墨子的"法治"观展示了"法治"之法的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有效性、强制性、实践性、正义性、平等性.因此,墨子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第一位主张"法治"的思想家,而且还因其独具"现代性"而使其成为"法治的本土资源".     

黄宗羲民本与"治法"思想再研究——基于中西观念的比较

与西方近代的民主法治思想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民本与人治观念,即便是被后人普遍推崇的黄宗羲,其思想仍然没有超出民本与人治的范畴.将其视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主法治思想事实上是混淆了民本与民主,"治法"与法治的概念.通过中西两种观念的对比,可以更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     

完美法治

描述并批判三种不完善的法治概念的通行表述:法治即对抗政府强制性威权之盾(戴西的观点);法治即更高正义法规则之治;法治即规则之治或规则之法.尝试给出了法治概念更"全面"的说明:两种不完美的法治模式(高压法治和法外法治)和"完美法治",即法律作为自发行动之终极动因.完美法治要求法律的存在或法律的概念要与作为自觉行为根本动因的法律以及法治的状况共同存在相一致.每种观点的核心原则将予以介绍、评议,进而适用到国际环境中.     

法治自身的困惑及法治精神悖论

法治作为人治的对立物 ,确实有根治人治种种弊端的良效 ,但是我们却不应沉迷其中 ,进而将其夸大 ,忽略了法治本身的弊病。与此同时 ,还不应忽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现有的法治概念、理论及其建构的设想都完全来自于西方 ,是一个纯西化的概念 ,在引入我国的时候没有被“消化吸收”。因此 ,这个纯粹的外来者能否适应我们的文化、社会环境并发挥其“神奇”的作用呢 ?值得怀疑和探讨。     

什么是“神话历史”——评《神话历史——一种现代史学的生成》

神话与历史,通常作为相互时立的两个概念和学科而被提及.最近二三十年,西方史学界,尤其在后现代新史学,在叙述史学的启发之下,出现了"神话历史"(Mythistory)这一术语."神话历史"的出现,既体现了历史文学性的叙述与结构形式一面,也表现了诸如历史人类学之强调文化内容的一面.作为对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反拨,神话历史更加强调历史的文化认同性,而不是对于史料的客观分析之科学与事实.这是一种纵贯西方史学的实践.从希罗多德开始到维柯的奠基,布克哈特还有本雅明等历史学家的推动.以色列历史教授约瑟夫·马里在其<神话历史--一种现代史学的生成>一书中论述了整个"神话历史"在西方的发展脉络.对于把握这一概念的历史内涵具有很高的价值.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反思——兼谈法治与人治、礼治、德治

同西方法治观相比较,中国传统法治观在概念、源起、内容、基础、作用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差异;而法治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人治、礼治、德治等也在诸多方面存在着耦合和歧异.在扬弃传统法治观基础上,去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西方法律传统中的法治因素

西方法治传统是西方法律传统这一大传统中的一个小传统.在西方法律发展中,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三个因素一直处于西方法律精神的核心地位.这三个因素构成了西方法治的价值观念--民主的理论基础.在西方进入近代历史的过程中,由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的推动,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西方法律传统孕育了这些因素,它们反过来也使西方法律传统区别于世界其他法律传统.     

公司的法律调整——从民法到商法

本文通过公司这一市场化大生产载体的统摄，以公司引发的法律关系为主线，阐释了民法对公司取得民事流转主体地位的调整，只关注了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却忽视了公司内部关系制度构建。而针对公司发展、民法调整不足应运而生的商法，依托对公司本质的认识，形成了较完整的有关公司的法律规制。     

法律规避与法律选择

传统国际私法理论认为,法律规避是欺诈行为。本文认为法律规避是择法行为 ,不仅国家可以作为法律选择的主体 ,个人也可以成为法律选择的主体     

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与我国民法、商法和经济法调整模式选择

以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为切入点 ,探讨了商法公法化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民法与商法的调整模式 ,指出商法公法化使得商法具有了经济法的某些特征 ,但二者之间的根本界限十分清晰 ;商法公法化进一步拓展了普通私法 (民法 )的调整范围 ,但仍未超越私法的领域 ,商法与民法之间仍然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论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关系中当事人为使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得以适用而故意通过合法手段改变连结点中事实因素的行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行为是应当具有法律效力的。出现法律规避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规范自身的不严谨及各国立法权、司法权的不当扩张。在性质上,法律规避并非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公共秩序问题的一个部分。     

另一类法制:紧急状态法制

完整意义上的法制应该是常态法制与非常法制的结合。紧急状态法制是消除紧急状态的需要,更是克服法治危机的必需。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以权力(利)关系为核心范畴,构建起一个以宪法规范为最高层级的开放的法制体系。这一非常法制追求着不同层次的价值,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紧急状态法制的基本原则。     

网络法和传媒法

通过回顾互联网功能的发展历程,简要说明网络法的基本内容,进而阐述网络法和传媒法的联系和区分,在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传播融合的条件下,传媒法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评民商合一

民法和商法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个基本法律部门 ,在立法上一直存在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争论。我国历史上缺少商品经济的深厚传统 ,建国后又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因此造成民商合一论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文章讨论了民商合一论形成的历史根源 ,从商的本质是资本的营利活动出发 ,论证了民商合一立论的不科学性 ;并从商事活动的营利特性要求商法有与民法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调整原理出发 ,得出结论 ,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有其独立存在的根据 ,在立法上针对民法和商法之间的关系 ,应采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     

论依法行政中的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

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是依法行政的内容,也是确定行政立法权限的原则。法律优先要求高位阶的法律规范的效力优越于低位阶的法律规范,低位阶的法律规范不得与高位阶的法律规范相抵触,同时还要求公民基本权利对行政的直接效力和违反法律优先原则的审查。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不包括行政立法,相对法律保留中的“法律”是授权法。法律保留原则的范围已经从干预行政扩大到给付行政、内部行政等领域,重要性理论是判断法律保留范围的主要根据。我国法律保留原则已经得以确立,但是还有需要加强之处,法律保留原则的实现也同样需要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机制的保障。     

慈善法的公法化嬗变——于《慈善法》制定前

晚近以来,慈善组织之定位脱离既有之社团路径,成为国家行政职能制之延伸.故而,慈善组织之专业性有所加强,而其私法特性却受到限制.与之相对应,监管机构和慈善立法亦皆出现了诸多之前未有之新特性,包含慈善团体、监管部门以及慈善立法等三个方面.其中,在组织治理上,市民社会之基本原则受到限制,组织法人面纱亦受到刺穿,组织专业化趋势明显;在监管机构方面,监管机构人员配置日渐专家化,监管机构内部分工专业化;在慈善立法方面,慈善法之专业类型细分化,行政化味道日渐浓厚.这些新特性共同佐证了慈善法之公法化转向.此种转向在两大法系同时出现,并有汇流之趋势.     

中国法治秩序对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双重依赖

中国法治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势必影响法治建设的进程。法治秩序是多元的,在依赖国家及国家法的同时,应充分重视社会及民间规则对于法治秩序建构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