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经验与两种概念——评概念主义与非概念主义之争

概念主义者与非概念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主要源于对“经验”和“概念”这两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不澄清这两个概念的情况下,双方很难通过争论来达成共识.两者对于“经验”的不同定义则进一步导致了两者对“概念”的不同定义.若不能对概念的形成机理问题达成共识,就很难消除两者间的分歧.另外,对概念形成机理的研究同时可将该争论引向更具价值的方向.     

论12世纪蒙古社会制度问题

一、“血亲复仇制”与“合木黑蒙古国”及“蒙古人” 12世纪的蒙古草原同更早的时期一样,在诸部落和部落联盟之间到处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和纠纷。其中最典型的要数蒙古和塔塔儿本部之间的关系了,在塔塔儿人内部也是如此。拉施特写道:“双方无论何时,一有可乘之机,他们(塔塔儿与蒙古)就彼此屠杀和抢劫。这些战争和纠纷长年持续。”他接着写道:“又一次,塔塔儿部落找到机会捉住了合     

“极者至极”亦或以“中”训“极”——试论朱陆二人对“极”字的解释

朱子与陆象山二人就无极太极问题产生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双方对“极”一字的考察略显支离,象山认同梭山的观点以“中”训“太极”,朱子则将其视为“至极”,然而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两者在义理上的差别.     

乡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合作——基于广东省蕉岭县客家村民理事会的实践

广东省蕉岭县以村民理事会运作为核心的村治实践,是当代宗族与政权在客家基层乡村治理中互动的典范,通过政权治理力量对宗族治理力量的引导与培育、宗族治理的自我转型与发展,以及在双方各自治理优势基础上的分工与协作,实现了乡村共治格局下的“政—族”合作。通过党政力量的适当引导,这种“政—族”合作主要是以双方在治理场域中的异质性与同质性共存为基础,通过彼此间异质性的调适与同质性的整合来实现。     

论舟曲藏族的民间组织及其社会功能——以武坪村为例

“册俄”（部落）、“杂俄部”（宗族）、“比古把”（兄弟会）等是存在于舟曲藏族村落中的三类民间组织。它们是藏族村落中由村民自发或原发地形成的处于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是以服务和互利为目的结合成的民间社会团体,它们的职能几乎囊括了村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对它们的特征、关系的深入研究,探寻其在藏族农村传统社会及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     

《智取生辰纲》词语例释

争《智取生辰纲》一文中有两个“争”字值得注意: 1.那挑酒的汉子便道:“卖一桶与你不争,只是被他们说的不好。又没碗瓢舀吃。” 2.客人道:“休要相谢,都是一般客人,何争在这百十个枣子上?”这两处“争”,显然不能用现代汉语中“争”的词义“力求得到;争执,争论”来解释。对于前一句中的“不争”,课本注释是“不要紧”,这样释义当然不错。但是学生并不能通过这个注释去正确理解后一句中的“争”字。因此有必要把两个句例联系起来,弄清其中“争”的词义。实际上,这两处“争”的含义是一样的,都是“在乎,计较”的意思。“不争”即“不在乎”,也就是“不要紧”;“何争”即“何在乎”。     

宋元之际的“方氏合族”与方回的诗歌宗派观

至元十八年方回与方逢辰的石峡书院之会，是淳歙地区方氏合族的重要事件，体现了双方浓厚的宗族观念。方回与方氏族人有着广泛的交往，成为沟通淳歙方氏宗族的核心人物，其合族思想与诗学观念具有相通性，首先表现为他对宗族诗人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对方干、方岳等“宗族诗派”的认同和标榜。其次，方回的“大宗”观念强调确立始祖和辨明源流，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他的“一祖三宗”说。不过“宗族”和“诗学”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毕竟不同，两者既在“格高”方面有所统一，但也体现了方回的江西诗学理想和方干、方岳所代表的晚唐诗学的矛盾。     

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宗族公社问题

在原始社会后期,在氏族和家族之间还可能存在宗族这种社会亲族组织。关于父系宗族公社,本人已有专文作初步论述(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要加讨论的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有关宗族公社的一些材料。摩尔根的巨著《古代社会》在主要点上揭开了原始社会的组织发展体系及其本质特点。其中讨论了母系时代和父系时代的氏族、胞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原始公社组织或社会亲族集团,但没有专门讨论家族公社,更没有明确提到宗族公社的问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根据新的科学发现,在许多方面作了补充和发展。其中包括父系宗族公社,并在有些地方,杰出地将宗族公社跟家族、氏     

关于“阳有余，阴不足”之辨

从天道阴阳、生理病理阴阳以及辨证论治等 ３个方面,重新比较了发生在１２世纪至１７世纪医界有关阴阳有余不足的一场辩论,认为争辩双方的实际分歧在于病理与辨证论治方面。这场争辩的理论意义是,促进了温病学说的形成。伤寒论与温病学是传统医学治疗外感病的两大学派,因此湿病学的形成标志传统医学在传统范围内的完善化,而围绕“阳有余,阴不足”论展开的这场辩论,正好反映了传统医学完善化之前的深刻的理论躁动。     

论互联网阿依特斯

本文谈论了哈萨克弹唱艺术阿依特斯的新形式一一互联网阿依特斯，对传统形式和现代形式的阿依特斯做了比对，提出了这种新形式阿依特斯是一种保留和传承弹唱艺术的有效方法。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

宋代宗族制度的社会职能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王善军中国封建社会宗族制度，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即由门阀宗族制度逐渐演变成为以“敬宗收族”为特征的宗族制度。①这一变革，也就决定了封建宗族制度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历史性变化。“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社...     

对凉山彝族宗族(家支)的探讨

凉山彝族的“家支问题”,是当前凉山彝区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实践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我在1986——1987年先后写了两篇有关凉山彝族“家支问题”的文章,主张用“宗族”来概括“家支”,并对宗族的特性、社会功能及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谈了一些刍见。但对宗族的现代命运问题,则语焉不详。而这个问题,是实践向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出的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族存在的必然性,在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宗族存在的实践根据,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允许宗族的存在,等等。对这些事关宗族现代命运的问题,从社会科学角度进行探讨,其研究成果将有助于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前提及现实社会主义与宗族的关系,不仅能为当地党和政府抓好这个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并且有助于发展社会科学本身。为此,笔者拟以谫陋所知,就这些问题作一探讨,和同道切磋。以下分三个问题来谈。     

性理学在韩国的传入与发展

宋代程朱的性理学,在１２世纪传入韩国后,经过普及和发展,逐步成为定于一尊的官学。它在流变过程中,先后就“四端七情论”和“人物性同异论”展开争论,争论的双方都把人的本性作为首要的论题,而重视人尊精神就成为韩国性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韩国性理学具有伦理道德的规范性和身体力行的实践性,源于《春秋》大义的义理观和华夷观,为韩国人民反对西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作出了贡献     

“彼都人士”：以城市空间视角审视西周时期的宗族居所与宗族交际

西周时期王畿地区诸个城邑经常成为宗族聚居的中心地点。不论是出土铭文材料还是考古遗址均显示,在西周中晚期,围绕西周几座重要的都城形成了一批带有鲜明城市特征的宗族聚居区,如“奠（郑）”“丰”和名为“周”的岐邑都是西周时期容纳多个宗族聚居的重要城址。这种城市中的宗族聚居现象通常与西周时期迁徙宗族分支前往服务王室的政治、行政需要有关,这批生活在城市中的宗族分支与大宗本家仍保持宗法层面的关系,却世代承担着王室分派的行政职守,甚至这些同居城市的分支宗族之间亦通过婚姻形成了一个贵族社会网络。引入城市空间的视角审视城市内的宗族交际,反映出西周时期的城市固然承担着重要的礼仪及行政功能,城市也因为提供了宗族分支的居所而成为了宗族社会重要的生活及社交空间。     

论中国古代的宗族刑法

中国古代宗族刑法助长群体意识与道德标准入律,忽视公平与正义,破坏国家法治统一,侵犯国家司法权,有违刑法保障人权机能与刑法保护秩序机能。司法实践中,动用“家法”和私刑代替国家司法权、煽动“民愤”等干扰司法活动的现象以及宗派争诉、情胜于法等宗族刑法观,是对国家司法权的挑衅和破坏,其消极作用不言而喻。     

乌孜别克族乃蛮部落的起源

乃蛮部落在乌孜别克族形成前就已经存在,其历史可以上溯到辽代。今天乃蛮部落不仅在乌孜别克族中存在,在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乃蛮部落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的乃蛮部落操用突厥语,蒙古族中的乃蛮部落操用蒙古语。乃蛮部落的形成,融合了金山地区的回鹘、黠戛斯余部以及当地其突厥语小部落。成吉思汗征服北方草原后,直到15世纪前后,在蒙古人的主导下,乃蛮部落参与了乌孜别克族的形成和发展。     

争论与不争论的辩证法

邓小平同志“不搞争论”的观点具有特定的含义。不搞争论是不搞无谓的、无效的、无用的争论 ,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 ,但在应该争论的问题上 ,就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一争到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地把握和实践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争论和不争论的辩证法思想     

宗族养老的嵌入性建构

宗族养老是扎根中国大地、浸润中华文化、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以尊上敬上文化为本的宗族文化为宗族养老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引,是宗族养老得以开展的根基;宗族习俗从“礼”的层面明确了宗族养老的规范要求和责任担当;宗族成员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互助养老的开展,实现了宗族互助养老网络的联结;多样化的宗族养老项目相互补充有助于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推进宗族养老的完善,形成具有浓郁文化性与民族性的宗族养老。     

“彼都人士”：以城市空间视角审视西周时期的宗族居所与宗族交际

西周时期王畿地区诸个城邑经常成为宗族聚居的中心地点。不论是出土铭文材料还是考古遗址均显示，在西周中晚期，围绕西周几座重要的都城形成了一批带有鲜明城市特征的宗族聚居区，如“奠（郑）”“丰”和名为“周”的岐邑都是西周时期容纳多个宗族聚居的重要城址。这种城市中的宗族聚居现象通常与西周时期迁徙宗族分支前往服务王室的政治、行政需要有关，这批生活在城市中的宗族分支与大宗本家仍保持宗法层面的关系，却世代承担着王室分派的行政职守，甚至这些同居城市的分支宗族之间亦通过婚姻形成了一个贵族社会网络。引入城市空间的视角审视城市内的宗族交际，反映出西周时期的城市固然承担着重要的礼仪及行政功能，城市也因为提供了宗族分支的居所而成为了宗族社会重要的生活及社交空间。     

明清江苏和福建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比较研究

明清以来,福建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族、乡族意识浓烈、闽东南地区整乡为族聚居、宗族的外植和迁移频繁、风水观念浓郁、宗族信仰祭祀成为民俗。江苏宗族更为重视血缘的纯洁性,宗族聚居但人口数量并不众多,没有形成浓郁的乡族观念,宗族的外植也不常见,风水观念相对薄弱,也未形成一定的民间信仰的“祭祀圈”。两地宗族生活方式和习俗的不同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两地宗族在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生态面相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