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北口千年古道民族气节传千年

千年古镇叠古街在北京市密云县的古北口镇古北口村,有一条古街——古御道。这条古道自商周时期就已形成,那时即为南北交通的要道。后因康熙、乾隆都曾数次来往于此,才称“御道”。沿山势筑成的弯曲古御道,铺陈映现了古北口古镇丰富的历史文化。这条静静地坐落在长城脚下的古街,不曾张扬。但依傍于享有盛誉的古北口长城,又有纪念英名流传民间的“杨家将”的杨令公庙做伴,再有街中那条几百年前皇帝每每北行必经的古朴石板路,都使这条静默神秘的古街吸引了无数来自海内外的游客。凡是来此的到访者,都为这里的居民重及历史、怀缅英勇的民风而感…     

古稀之年拍长城

我国有句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我20世纪70年代曾三次去长城,都是去居庸关。2005年9月,我第四次去长城,为的是拍摄金山岭长城、古北口长城、司马台长城。这三处长城都是明代修筑的,相距不远,位于密云县北部,距北京120公里。为方便拍摄,我住在金山岭长城脚下的“段先生饭店”,这间饭店集食住行导(导拍)于一体,是中国民俗摄影家协     

京津冀乡村地区创意旅游发展探析

乡村旅游有助于打破区域内部发展空间上的不均衡,缓解污染,解决农村就业问题.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京津冀乡村旅游开发势在必行,而创意旅游发展模式能够为京津冀地区的乡村旅游开启新的发展思路.通过深入分析京津冀地区发展乡村创意旅游的必要性,系统梳理京津冀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以河北司马庄、北京古北口、宋庄为例,分析“创意农业旅游”“乡村文化创意旅游”“乡村艺术旅游”三种典型的乡村创意旅游发展模式,以期对京津冀乡村地区的旅游开发提供借鉴与思考.     

辽代古北口的功能

辽代古北口作为天然要塞,其战略位置一直颇受重视:作为军事要塞,许多战争发生在此;作为交通要道,其位于中京到南京必经之路:作为榷场,其发挥着沟通长城内外的功能。契丹族、汉族、奚族等民众也杂居于此。在有辽一代的二百多年中,古北口见证过战争的残酷,见证了外交的盛世,也见证了民族的融合。     

大年初一吃“薄饼”

我是个正儿八经的北京人。据说,祖上是随满清从古北口入关的汉八旗,尔后我们家就居住在海淀浅水湖,有家谱记载,我是第十代了。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虚中求出实”：张载“诚”学析论

“诚”是张载“天人合一”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诚”乃“太虚”之“实”,“太虚”之“实”在于“气”。从天道而言,天之“诚”在于“太虚”,“太虚”因是“气之本体”而为实有,万物因“太虚”之“诚”而真实无妄,生生不息;“太虚”虽有“虚”的名义,“实”（“诚”）却是它的本性,张载以“太虚”之“实”对抗佛道之虚妄、空无。从人道而言,“太虚”是价值本原,人类应秉承“太虚”之“诚”性,在体认“性与天道合一”基础上实现“天地之性”;工夫之“诚”在于实行实践,张载主张在躬行礼教、践行仁孝之中体现“诚”的精神。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与儒家价值的正当性都在张载对“诚”的诠释中获得了说明。     

词义拾补(三)

之置于方位词后,如“上之”、“下之”、“内之”、“外之”等,相当于“于上”、“于下”、“于内”、“于外”等介词结构。《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上之请爵禄行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区釜以出贷”,《吕氏春秋·用民》:“今外之则不可以拒敌,内之则     

“日有食之”的结构、语义分析

文章分析了“日有食之”的句法结构。大量的古汉语语言事实表明,“日”为主语,“有”为存现动词作谓语,动宾结构“食之”作宾语。语义上,“有”表示出现,“之”回指主语“日”,“食之”前省略了一个未知的主语。“日有食之”就是“日”身上出现了“（主语）食之”的现象。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大雅·生民》后稷弃因旁证

后稷生而见弃,实因“初生如羊赤而毛”之奇表异相。（一）由“先生如达”之比喻想而见：“达”乃“■”字之借,“■”训“羊子”。（二）由“弃”字之造字本意求而知：“弃”之字,意为抛弃体貌道理违常之初生儿。（三）“子”“兹”音义相通,故诗言“居然生子（兹）”,既表惊疑与惊异之情,亦“含奇表异相在内”。（四）后稷与宋平公夫人皆因生而见弃其名曰“弃”,由古人命子之法,推知后稷之弃,必因“初生如羊赤而毛”之异相。     

现代汉语助词“之”和“之×”方位词

现代汉语助词“之”用在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构成“定语＋之＋中心语”偏正词组。吕叔湘等学者都认为“之”加单音节方位词能构成11个或12个“之×”双音节方位词,其实,在这12个“之×”中,有10个是定语标记“之”加“中心语”（单音节方位词）,是两个词,而不是一个词。只有“之后、之前”有时能够独立成词,但独立成词的“之后、之前”是时间词,而不是方位词。作为定语标记的“之”有时可以省略,时间词“之后、之前”中的“之”不可以省略。     

论易道与天道、地道、人道合一

论易道与天道、地道、人道合一邓球柏通行本《系辞传》有“道”字２９个。如：“乾道”、“坤道”、“三极之道”、“天地之道”、“道济天下”、“昼夜之道”、“阴阳之道”、“君子之道”、“道义”、“显道”、“变化之道”、“圣人之道”、“天下之道”、“天之道”、...     

《老子》提出“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之用意所在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出现在《老子》第三十六章之中,历来学人多以“权谋”思想目之。然而,核之三十六章原文与《老子》之其它篇章,皆无“权谋”之相关论述;反而同章之“微明”概念、“柔弱胜刚强”之思想、“利器”之意义指向等,频频见诸其它章节,且明显体现出一种“无物”、“无欲”、“无为”之反向运动趋势,符合《老子》所谓的“反者道之动”的“无为”主张。而作为三十六章的收尾之句,“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实就是本章所提到的各种要素的归结,即“无为”思想在治国方略上的实际应用。     

公共概念“气”：语义链“转喻+隐喻”双重修辞与中国古代哲学思维

“气”孳乳新义或新词的方式：内部引申产生新义;联合同义语素孳生新词旧义;前加修饰语素衍生新词新义。除“上位-下位”“整体-部分”“个体-集群”三组常规转喻外,“气”词语语义之间还存在“微观-宏观”“物质-精神”“静态-动态”三组对立转喻,这是矛盾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自然之气孕育人之气,故以自然之“气”转喻人之“气”;人之气孕育文之气,故以人之“气”转喻文之“气”。同时,以认知自然的图式认知人,故以自然之“气”隐喻人之“气”;以认知人的图式认知文,故以人之“气”隐喻文之“气”。如此人之“气”语义链和文之“气”语义链都是“转喻+隐喻”双重认知叠加的结果,其转喻和隐喻认知都是“自然·人·文”一体观思维方式的反映,是原始一元本原论（尤其气本原论）在语义层面的留存。     

“气质”与“气质之性”——陈淳对朱子的绍述及其与朱子之异趣

“气质之性”说起于张载、程颐,朱子一方面从“气质”的角度承袭了张、程的“气质之性”说,另一方面又对“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做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其论“气质之性”,所着眼的并不在于“气质”,而在于张、程所说“气质之性”的对立面,即本然之性上,认为“气质之性”不过是本然之性夹杂了一些气质而已。而到了朱门高弟陈淳那里,朱子的这一学说亦被悄然修正,朱子在“气质之性”中占主导性的“理”,在陈淳那里再次被转移到了“气”上。     

儒道之“信”探微

春秋初“信”为祝史职守之“道”。春秋末老子、孔子共同开启中国哲学“信”范畴的历史篇章。“信”范畴在道家有一个从“无为之信”到“逍遥之信”的演变,在儒家则有一个从“仁信”到“诚信”的演变。老子“无为之信”作为一种言说道德,以“言由乎道”或“言法自然”为本质特征;庄子将老子政治哲学的“无为之信”发展为处世哲学的“逍遥之信”。但两者均以“守中”“不辩”为共性特征。孔子之“信”属于“仁”范畴,为“仁爱之信”,其以“言必信”为体、“言不必信”为用,具有“信”的经常性与权变性辩证统一的特点,更以其立基于“智”的特点,与排斥“智”的道家老庄之“信”形成根本区别,又别于以“诚”为“天之道”的孟子之“信”和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诚道”思想的荀子之“信”。孟子之“信”属于“诚”范畴,为“诚意之信”,是“仁”“义”“礼”“智”的共同根据。荀子之“信”作为具体表现“诚”的“信”,与“忠”处在同一层次,具有“诚意之信”与“实言之信”双重意义。虽然和孔子一样以“信”作为言说道德,但荀子更以“诚意之信”作为手工职业道德,是其区别于孔孟之“信”的一大思想特色。     

试析宋代江右思想家之特质

从整体而言,宋代江右思想家具有“另类”之特质。此“另类”之特征,是以其追求思想的独特性、创新性为基本内涵的。从欧阳修之“史论”、“易论”到诚斋之“诗论”、“易论”,从李觏之“礼论”“易学”到荆公之“新学”,从象山梭山复斋之“心学”,再到文山之“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可以说,皆“另类”得可以。当然,与这“另类”思想家相对,江右之地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正统派亦十分可观,也正是这种思想史内涵的紧张,丰富了江右思想总体之发展,奠定了江右思想家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主编絮语——思当有邪

邪 ,异也。思无邪 ,则文无奇。盖古今中外之科学文化瑰宝 ,皆为思邪之作也。弗信乎 ?请看 ,哥白尼思邪于托勒密之“地心说” ,乃有“日心说”之问世 ,迈克尔逊和莫雷利思邪于古希腊之“以太” ,乃有“零”漂移之结论 ,普朗克思邪于经典物理学之“能量均分原理” ,乃有“量子论”之建立 ,爱因斯坦思邪于牛顿之“绝对时空观” ,乃有“相对论”之创举。李白思邪 ,“燕山雪花大如席” ,苏东坡思邪 ,“不知天上官阙 ,今夕是何年 ?”郭沫若思邪 ,“我是一条天狗” ,鲁迅思邪 ,“满纸都是吃人 !”思邪是对常规思维的质疑 ,思邪是对现存秩序的叛逆。…     

钱钟书论《沧浪诗话》

本文阐释钱钟书论《沧浪诗话》三题:一、诗分九品而皆可“入神”。诗文之风格品调,犹时之有四候,物之有万端,人之有千面,选色之有环肥燕瘦,品庖之有蜀腻浙清,非能一概而论也。才气本诸情性,学习并归陶染,因人而异,临文而变,然其善者皆可以“入神”。兼论渔洋误解沧浪之原因。二、释“妙悟”,兼论诗禅相喻之异同。三、论“别材非书”、“别趣非理”及诗之“极至”。《大风》之颂、“拔山”之唱、易水之篇、敕勒之歌,造化神功,浑然天成,“非书”之佐证也,马迁博学鸿才而吟咏靡闻,孟坚老于掌故而“质木无文”,此无“别材”之数例也。兼论“别材”、“别趣”、“事障”、“理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