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乡村人际关系变迁的思考

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农民外出务工长期化、村民之间关联市场化,思想观念多元化,由此导致村民关系日渐生疏,乡村传统文化日益退潮,传统组织和权威弱化,灰恶化现象增多,乡村传统的熟人社会正在向半熟人社会变迁。     

“双主体半熟人社会”：水库移民外迁社区的重构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不可避免地造成水库移民。通过对浯溪口水库S外迁社区的个案研究,对水库移民外迁社区的社会样态进行了分析。水库移民安置过程往往伴随着移民原有村落的空间“脱嵌”以及外迁社区的空间“嵌入”。原有的移民村落是一个在差序格局主导之下的结构完整、关系网络紧密的熟人社会共同体;而在嵌入的外迁社区空间,生成了由水库移民与迁入地原住民组成的“双主体半熟人社会”。首先,“社会样态类型化”是“理想型”研究工具,“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的概念建构是对水库移民外迁社区样态的理论化;其次,水库移民“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的社会样态在结构维度表现为外迁移民和原住民群体组成的“事实”和“心理”同构的“双主体”;在关系维度表现为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和以“双主体”间内部“熟人化”为基础的“半熟人社会”;最后,基于S外迁社区“双主体半熟人社会”空间重构中经济、社会、政治空间的考察,认为外迁社区的空间治理需理解其社会样态,把握社会样态的内在机制和运作逻辑。     

“半熟人社会”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提升路径研究

“半熟人社会”是以社会学概念“熟人社会”为基础,基于现代化发展和乡村社会实态,对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中的农村社会特征作出的概念性表述。“半熟人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环境特征会对身处其中的农民在社会意识及行动逻辑方面产生影响,其中既含导致农民在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主体性不足的消极条件,同时也存在可以增强农民主体性的重要资源。由此应从重塑“半熟人社会”中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入手,加强乡村组织建设、汇聚人才资源,不断提高农民主体的组织化水平以及自身综合素质,避免乡村建设陷入农民主体缺场的困境,助推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落实。     

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基于"熟人社会"的场域

沿袭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对异质性分析的思路,基于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场域,分析该场域条件下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问题.重点分析了在"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乡村精英组织参与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激励机制.通过模型分别论证了乡村精英以及其他普通成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激励相容性,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实现路径.     

类熟人社会: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新形态

工业化、城市化形塑了人口流动的方向,这使得我国东部乡村与中西部乡村的社会性质产生了巨大分化。在工业化与人口大量流入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村庄逐步成为土客杂居的工业型村庄,“类熟人社会”成为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学界既有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揭示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而“类熟人社会”与其相对应,形成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互补性解释。在东部地区工业型村庄中,通过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人们的“熟悉”感开始建立,但最终却形成了“熟而不亲”的类团体格局。类熟人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人们在流动社会里,通过“区隔化”和“聚类化”的策略,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计的维持。过日子的区域差异,也使得各群体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     

“熟人社会”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

在当下,邻里之间多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也给社区居委会的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如邻里之间关系恶劣,不讲社会公德乱丢垃圾,社区在日常工作中居民不配合的现象比比皆是。     

过渡型社会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过渡型社会”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其形态上具有混合性、阶段性、过渡 性等多种特征,表现为村干部权威弱化、半工半耕、混合文化和原子化半熟人社会,治理上面临治理目标 与治理需求存在张力、策略性应对突出和弹性治理鲜明等多重样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嵌入在乡村社 会结构与变迁之中的政治社会过程,其推进应该与乡村社会的性质相匹配,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支撑,这 一基础不仅蕴涵乡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还包括乡村社会转型的阶段性。深刻认识过渡型社会及其 性质,对于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熟人社会、面子与村庄公共性再生产

村庄公共性关涉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重建公共性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面子”是发育在熟人社会中的价值共识和行为规范,是实现村庄公共性再生产的可行机制。通过解构村民面子交换、面子积累和面子竞争的日常性生活实践行为,发现面子具有功能互惠性、社会交互性、伦理价值性三重逻辑,能依托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长期性、舆论公道的有效性和道德伦理的约束性,以亏欠-补偿机制、嵌入-转化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生产出公共交往、公共规则和公共精神,实现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存在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面子具有可塑性,既秉持着传统的控制功能,又可以嵌入新的价值内涵,有必要强化国家权力对面子观的引导功能,使其在村庄公共性再生产中发挥出积极效应,以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平衡增强农村内部发展动力,重构稳定有序的乡村秩序。     

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

村落空间是村落历史的沉淀。不同于熟人社会研究的关系取向,文章引入空间生产的视角,基于南方村落的空间图式阐释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祠堂-阳宅”的平面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自然生命升华为道德生命的日常生活路径,而“庙宇-阴宅”的纵向空间图式定义了农民应对日常生活断裂的宗教生活模式。风水的空间实践镶嵌于村落空间图式,并促进了村落空间的结构化和立体化,而村落空间结构维系了村落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可见,熟人社会的空间秩序是空间结构生产与社会秩序生产的统一。现代性力量逐渐抽离了村落空间的历史底蕴,释放了空间权利意识,导致村落空间结构破裂与熟人社会秩序紊乱。立足村庄社会的空间治理是突破村庄空间利益困局,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     

后伦理语境下乡村共同体的“新乡愁”

伦理衰退和共同体解体成为后伦理语境下最具时代印记的符号,其利益元素明显多于伦理元素,市场主体明显高于伦理主体,有形的、无形的和个人的、社会的乡土均受到现代文明的挤压而处于悄然消失中,乡土裂变与伦理空白已经成为新时代乡土世界不争之事实。通过想象和寻找乡土社会的“新乡愁”,希望可以唤醒尚未完全沉睡的乡村乡民,重新发掘出乡土中国的伦理式共同体。     

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制度困境与体系重构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是统筹城乡发展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已有的研究和实践对"一体化"内涵的理解更多集中在各项医保制度的合并及管理经办统一方面。虽然政府主导下实现形式上的"一体化"并不难,但脱离各制度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和保障水平差异则会产生新的不公平,降低制度融合的吸引力。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应该顺应变迁的内在动力,否则不可持续。建议逐步实现投保人属地参保、属地享受服务;厘清医保基金各个账户的不同职能,加强结余率管理,提升实际补偿比;建立农村医保保费增长机制,提高统筹层次;建成强制参保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等,以实现实质上的城乡医保"一体化"目标。     

后单位混合社区农民工与市民的融合困境

在城市,社区是农民工融人城市的起点。混合居住模式逐渐在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领域得到重视。然而,从实践看,即便是混合居住,农民工与市民的融合也遭遇了困境。通过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对襄阳南漳新华书店单位混合社区进行了调研,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市民的融合表现出双重不情愿与双重勉强感的特征。要解决这种融合困难,明确管理主体和责任、强化社区服务和管理、扩大社区交往是关键。     

熟人社会的性质

从村庄经验层面来考察熟人社会的性质,熟人社会的基础是"自己人认同",其现实表现是人情、面子、信任与规则.与费孝通先生关于"地缘"的论述不同,笔者认为地缘关系也可以通过"内部化机制"形成"自己人认同",进而完善其熟人社会的性质.由此,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可以形成不同的熟人社会组织形态,但是两者发生作用的机制重点却不同.在河南董北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己人认同"非常强烈,所以影响农民生活的重要机制并非内部化机制,而是"内部人行为机制",这是因为农民要面对家族大小和姓氏区分的问题,在熟人社会圈和"自己人认同"的框架中如何行为就是农民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在贵州聚合村,熟人社会形成的基础就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情往来的进行,这种低成本普遍性的人情往来强化了农民的"自己人认同",这是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相当重要的"内部化机制".地缘关系不注重家族的大小和姓氏的区分,重要的是如何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转化为自己人,当"内部化机制"完善以后,村庄社区就具有了熟人社会的性质.如此,熟人社会的二维框架就可以作为分析众多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基础.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难与路

农村向社区的转变发展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当前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基本模式:城郊蔓延、转化模式;产业集聚、带动模式;旧村改建、并建模式。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必然受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资金供给问题,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居民认同问题,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建设与管理问题,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公共管理问题,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就业和产业支撑问题等这五个方面的制约。因此,通过扩展资金来源渠道,保障建设资金;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经济,促进就近就业;以人为本,完善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加强文化建设,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居民素养这四重路径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论和谐社会下农村孝道观念的重塑

农村孝道观念的重塑对维系家庭与社会和谐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来自家庭结构的变化,伦理教育途径缺失及社会保障制度缺位等方面的原因,农村孝道观念的重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必须培养农村孝道的社会氛围,加强学校孝道教育,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提供有力的保障。     

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塑

公共性是乡村公共空间的核心属性,是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支撑条件,也是未来乡村公共空间发展的重要原则和方向。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体现在可达性高的公共场所、合作参与的集体行动、多元包容的空间理念、混杂复合的社会功能和公益共享的价值追求等五个方面。但处于转型期的乡村,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面临着可达性不足、公共参与的缺失、空间发展理念的迷失、社会功能的弱化以及公共议题的失语等公共性困境,给社会整合和乡村治理带来负面影响。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需要从共建、共治、共享三个方面共同推进,重塑乡村公共空间公共性。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对于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要求逐步摆脱法律、制度和意识上的瓶颈制约,坚持农民自愿、政府引导的原则,不断创新建设方式,引入市场机制,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和公平合理的利益共享与社会保障机制,不断提升社区服务水平,促进居住区的和谐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

借鉴地域社会理论研究范式,从空间生成、制度规范以及主体行动三个维度构建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城中村、超级村庄和新型农村社区为例,对比阐释其空间生成、主体重塑、秩序整合等方面的经验样态及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乡土发展与村落转型的多元化动力机制及推进模式,使得中国村落共同体变迁呈现总体性、动态性,并在空间整合、制度转轨及主体重塑方面表现出复杂性、渐进性。因此,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重建,既要遵循村落共同体变迁与乡土社会转型的空间生成演进规律,调动村落共同体内生资源和居民主体性,实现传统村落共同体空间功能及其整合路径的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在新型地域性社会生活共同体意义上,实现乡土性与都市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序衔接和良性互动,将制度嵌合和机制转轨的社会代价和心理成本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