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基础结构视域下农村文化礼堂的社区故事讲述

从传播基础结构角度讨论了农村文化礼堂在乡村社区传播中的角色与作用,认为农村文化礼堂为乡村社区创造了全新的“传播行动环境”,从而构建了乡村“公共领域”,影响村民的家庭、邻里、社会互动和乡村社区故事讲述网络,促使村民故事讲述网络与乡村社区传播网络的融合,提升乡村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现状的分析

随着我国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与发展,社区已成为居民生产、生活、学习、休闲和娱乐的重要场所,社区文化也成为群众性文化活动的重要阵地。居民对社区文化建设的满意度较好、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意愿比较强、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频率也较高,同时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情况与居民的年龄、居住年限、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具有一定相关性。改善与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完善。     

社区主导、旅游反贫与乡村振兴实践 ——以南非偏远村落CBET减贫为个案

社区生态旅游(CBET)是世界反贫困的重要战略之一.从社区主导理论出发,研究南非偏远村落CBET减贫模式发现,CBET社区参与中南非主要有NGO引导型、企业主导型、社区主导型三种典型模式,"多主体协同"是未来南非乡村社区减贫发展基本走向.本质上,社区参与模式主要以赋权社区为核心,通过经济赋权、社会赋权、政治赋权、心理赋权等方式,为村民参与乡村减贫提供合法渠道,通过塑造社区共识和内在凝聚力,创造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减贫一致行动与实践框架.与南非社区主导型扶贫模式不同,中国扶贫进程是在"强政府(主导)—强社会(参与)"框架下推进,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参与"扶贫治理共同体是中国未来乡村振兴本土化智慧方案.     

村民社区参与的现实解读与理性反思——基于两种村庄经济类型的比较研究

经济类型是影响村民社区参与的重要变量,不同经济类型下村民社区参与的水平、内容、结构、主体与态度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即村庄经济水平越高,村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与参与的水平越高;村庄经济结构中的私营经济越发达,村民社区参与的水平也越高.从学理与实践上分析,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不同村庄经济类型下村民社区参与的激励机制与参与渠道不同.由此,应做好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构村民在社区参与中的主体地位,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畅通村民社区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建设,增强村民社区参与的能力.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问题与社会工作视角下的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心,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并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农村社区治理作为乡村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践中农村社区治理仍存在村民参与不足、治理能力较低、治理体制不健全的问题。为此,本文在社会工作的视角下分析优化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从推动村民参与社区自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优化农村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出发。     

场景视域下文化旅游社区模式构建 ——以阿那亚文旅社区为例

场景理论为文化旅游社区文化空间的建设与价值生成搭建了分析框架,使用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三个维度对新兴文旅社区进行分析,为文旅社区的构建与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路径.阿那亚文旅社区以建筑IP、文化设施明确真实性环境;以艺术介入、生活创新还原戏剧性活动;通过居民参与、游客背书回归合法性认同.对于艺术介入乡村创生、历史遗产支撑文旅开发和新兴社区构建在地文化的不同类型文旅社区而言,可以通过静态的场所塑造社区形象,将建筑与文化设施作为社区文化的可视符号,明确场景文化真实性;通过动态的活动实现场景互动,成为文化空间中建立气氛美学的媒介,联结人与空间,还原场景文化戏剧性;通过社区参与者构建在地文化,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与居民话语权,增强场景文化合法性.     

比较与反思: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影响之实证研究

随着农村城镇化、村民市民化的推进,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萎缩以及由此引发的参与不足和认同缺失问题.这些问题在江苏Y村和贵州L村、G村均呈现出不同特点.受公共空间和利益关联的影响,江苏村民社区参与度大大高于贵州村民.而无论在江苏还是贵州,村民志愿主义参与、私人网络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程度都依次递减,但贵州村民递减的幅度更大.同时,江苏村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都明显高于贵州村民.不同地域的多元线性回归发现,参与不一定促进认同.在封闭性、同质性强的贵州L村和G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而在开放性、异质性强的江苏Y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影响却非常微弱且不均衡.逻辑斯蒂回归发现,村民背景变量中的民族、收入水平是村民社区认同的显著影响因素.     

乡村旅游与社区参与的主体意识培养——以湘西德夯苗族村寨为例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关键主要是社区成员主体意识的培养。通过更新传统观念、发展民族教育、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等方式培养社区成员参与乡村旅游的主体意识。乡村旅游的文化内涵不只是民间艺术的舞台展演,也是社区成员常态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体验。这种意义的乡村旅游才有可能走向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村落社区机理探析

乡村振兴与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统一于村落社区整体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就是要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通过村落社区的整体发展来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基于南宁市的案例分析发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的机理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村落自治组织引导下的草根文化团体、政社互动下的公共文化事业、资本和市场引导下的文化产业。要实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需要进一步从村落社区规划、村落产业开发、村落组织建设、村落主体培育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迁村并居村民的社区适应性研究——基于河南省中部地区的调查

近年来,我国多地农村开展了有利于土地集约化治理的迁村并居工程。通过对河南省中部地区迁村并居典型试点的调查发现,迁村后村民的社区适应性总体上不太理想,集中反映在经济适应和生活适应2个方面,人际关系方面的适应性和心理方面的适应性相对较好,但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些问题的成因主要来自个体、家庭和社会3个方面,其中个人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和迁村形式等对村民的社区适应性有着很大影响。为了改善迁村并居村民的生活状况,提高村民的社区适应性,应避免行政力量的过度干预,真正关注村民的利益诉求;帮助失地村民重新就业,保障其经济来源;培养新社区村民的社区参与意识,促进公共参与;增加村民间的事缘型互动,重建熟人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