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进士科考试时间探析

唐代进士科考试时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本文在对唐代进士科举子申送和省试时间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得出了进士科举子在每年的十月份申送,尚书省考试是在十一月至来年三月之间进行的结论.     

论唐代试诗体系的构建及与文德政治之关系

唐代“以诗取士”择才标准与方式的产生有其服务于文德政治的特定用意,这与统治者尊孔崇儒、认同诗歌政教功能的思想有关。通过全面考察进士科、吏部铨试、博学宏词科、制举、翰林学士院考试中的试诗现象,可以发现唐代在举士选官领域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试诗体系,它对文德政治的实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诗赋取士"之前唐初科举与诗歌的关系

高宗永隆二年,杂文正式成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进士科随后不久即进入"诗赋取士"的阶段.诗赋进入初唐科举,是一个逐渐渗入的过程.最初出于统治者个人对诗赋文辞的喜好,后来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尚文"风气,促使进士科加试杂文成为必然的改革.进士科沦为"辞科",与其科目性质有关.一大批文坛巨擘由进士科出身,科举进士科间接地促进r律诗的形成."应制唱和"是唐代科举省试诗的本质特征.省试诗与唱和诗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     

清议性质与汉代乡里清议略析

"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多用来指代士人的公平论政或泛指社会合理舆论。先秦时期,我国即有清议传统存在,开明君主为取得政清民和之目的,往往借此体察民情。汉代发扬了清议传统,在乡邑间、士人群体间、名士个人间,皆存在清议现象,东汉末年的"清议运动"更是影响巨大而深远。汉代统治者在用人制度上实行的"察举制"尤为重视乡里清议的作用。乡里清议的对象既有布衣平民,又有没落官宦之后或经明行修之士。而乡里清议的内容则注重孝悌、德行和才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乡里清议亦渐显其弊。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宋初与唐代一样 ,也存在进士行卷。真宗、仁宗时行卷风逐渐止息的原因 ,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又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差异 ,宋初进士行卷具有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即主要定位在文学上 :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而相知 ,不再象唐代那样是政治上的“相须”、“相资”。这使宋初进士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 ,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论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

"书院"始于唐代,经过五代、北宋的发展,至南宋达到鼎盛时期.江万里肄业于白鹿洞书院,又入太学上舍深造.进士及第后,历任州、府、路和中央部院长官,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其间任过教授、国子监祭酒、侍读、侍讲和书院山长,对官学和书院教育有深厚的实践经验.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1)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创办了"白鹭洲书院"、"宗濂精舍"、"道源书院"等全国一流书院;(2)大力提倡教育兴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仅吉州继文天祥后,又有17名学子荣登进士科状元,至明清共有2 728名学子进士及第,故吉州享誉"南宋进士的摇篮".江万里十分重视书院教育,并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借鉴:(1)重视思想教育,是南宋书院教学的灵魂;(2)提倡学术研究,要求书院既出人才又出成果.     

唐代佛教教育宗旨与内容初探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唐,已形成了具有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体系。与此同时,佛教教育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但对佛教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探讨,至今在教育史学界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就唐代佛教教育的宗旨、內容,及其对唐代政治、科学文化、世俗教育的影响谈几点看法。     

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以唐宋两代为中心的考察

科举试赋始于唐朝,起初以"赋兼才学"为核心,经学家、古文家、辞赋家讨论的是辞赋取士能否为国家择选真正的饱学之士.然而从唐代中后期至两宋,尤其是随着政治层面党争的加剧,文学意义上的辞赋取士与经义取士衍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试赋之争具有浓厚的意气之嫌与党争色彩,由此辞赋的创作就不单纯是辞赋"因体代变"的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变革,而具有了时代思潮、政党之见、君子小人之辨的政治品格.唐宋两代的科举试赋只有从这个维度上去理解,才能阐发其中的历史流变和时代特征.     

盛唐律赋与进士科考试

律赋是唐赋中极为重要的种类之一,至盛唐始大盛。盛唐律赋的体式并未完全成熟,骈律夹杂的作品不少。盛唐律赋虽限韵但还比较宽泛,对于韵目、平仄、韵部内的字数多寡及次序等都没有严格的统一规定,也还未真正地讲求四声八病的使用和避忌。进士科于永隆二年始试杂文,并于神龙元年最终确立三场试,由帖经、试策改试杂文的原因在于帖经仅需背诵,策文的题目又过于集中,不能考察士人的真实水平。而进士科所试杂文由箴颂、铭表、诗赋等调整为专试诗赋,原因在于诗赋更能展示才华,且题目千变万化,检测更具可操作性。而进士科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知贡举改为礼部侍郎知贡举,对进士科专试诗赋更有直接影响。律赋发展至盛唐,其体式、特征、审美风格都日趋定型,加之,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进士科逐步开始专试诗赋,对律赋的创作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盛唐是律赋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     

唐代科举制度对加强吏治的作用

始于有隋的科举制度,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到唐代更加完善。它比较广泛地把愿意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人才吸收到政权中来,加强了吏治。所以,唐代的最高统治者非常重视,不但频频下诏,有时还亲临考场。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载初元年(公元689年)二月,“武则天试贡举人于洛城殿,数日方毕”。开元八年(公元702年)三月,唐玄宗“亲自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把科举考试做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 唐代科举制度对加强吏治的作用,本文试作如下初探。     

唐代进士群体死亡现象探讨

历史人口学是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史坛兴起的一门史学分支,同时也是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从人口与生产、人口与环境等多方面的联系中,分析各个历史时期人口现象的实际状况,以探索人口发展的规律性.本文拟以唐代进士群体为研究对象,广泛查阅了相关史书及碑志资料,并参照有关笔记小说与新近研究成果,就其死亡现象进行分析,希望这一尝试对唐代进士群体研究的深入能有所帮助.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中国古代宗室墓志的书写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古代宗室因"天潢贵胄"的特殊身份,其墓志撰写往往别具一格。从内容上看,宗室墓志所重自南北朝至唐代的功绩与事业转向宋明的德行和才学,墓主形象也由"藩辅"演变为"弃物"。同时,唐代翰林学士院设立之后制度化的官方撰文方式,至北宋和明代仍是使宗室墓志篇幅短小,形式刻板单一,风格单调乏味的关键。而非官方撰文的南宋与明代郡王以下宗室的墓志形式与风格则无甚特异之处,仍能保持较强的传记文学色彩。可见不仅各历史阶段的宗室墓志皆自具特色,因宗室政策不同和撰文方式变化诸原因,同时期宗室群体内部的墓志撰写也呈现出极大差异。     

进士同年、党争与士人关系——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轼、章惇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在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政治环境。     

唐代的"宾贡科"与宾贡之制

"宾贡进士"是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其目的是将周边诸族士子与唐本国士子加以区别并予以优惠照顾.所谓"宾贡科",并非是指与进士、明经等并列的科举考试科目,而是指进士科考生的特殊来源以及考试和录取的特殊方式."每自别试"虽是宋代才出现的制度,但它并不足以说明唐代宾贡之制的不存在或唐代科举考试中"异邦贡士来华应试常与唐本国士子同等对待".     

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形成契机——兼论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

南宋时期,鉴于政治形势的需要、诗赋人才的匮乏以及社会右文之风的盛行,南宋政府决然恢复曾在北宋一度停废的诗赋取士制度.然而,在北宋长期实行经义取士的历史实际与儒学中兴的文化背景下,经义取士制度亦得以保留,而南宋政府兼收并蓄的用人政策客观上又强化了这一趋势.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由此而确立,并延续至南宋灭亡.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确立,最终结束了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其形成契机揭示了宋代科举考试内容的衍变规律.     

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由隋炀帝创置的进士科,沿至唐代,进一步成为科举制度中最受时重的一科。唐高宗永隆二年,接受考功员外郎刘思立的建议,于进士科增试杂文二篇。当时增考的所谓“杂文",还只包括箴、铭、论、表之类。至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又逐渐发展为专考诗赋。后来不仅“作诗赎帖”的圆通办法,使进士科实际上演成了唯诗赋是重的词科,连不常设的制科,也加进了诗赋的考试项目。进     

曹操用人之道与曹魏“九品官人法”的关系

曹操的用人之道并非只有"勿拘品行"、"唯才是举",实际上他更重视人才的"品行"。通过"清议"品评"等"乡闾品位"的途径与方式,曹操将其重视德行的用人政策贯彻到整个的用人实践中。不仅如此,曹操将过去民间"乡闾品位"的"私法"行为"官方化",既有效夺取了汉末士族在选官授职方面的隐形权力,又为此后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开其嚆矢,为士族政治上重新崛起奠定了社会基础。     

新发现唐朝最早'策学'之作考证

唐初的科举考试,不论进士科、明经科、制科都试策问。为了应对科考,举子习作策论,官员也撰写作为辅导性质的策论,大量策论遂应运而生,从而在唐代形成一种特殊文体———策论。研究唐代的策论,则成为“策学”。时至今日,唐代时务策留存甚少,能够确定的最早的科场进士时务策,为贞观间上官仪之进士对策。至于作为习作或辅导性质的策学之作,有学者认为中唐诗人白居易成书于元和间的《白氏策林》四卷是唐代留存至今的最早策学著作。其实,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唐代保存至今的最早策学之作,当属日藏《令集解》中所载唐太宗贞观初魏徵撰写的进士《时务策》,它比《白氏策林》早出一百七十年左右。     

《唐人试帖》整理的价值和意义

《唐人试帖》刊印之初正值清代康熙时期神韵诗学盛行之时。毛奇龄试律诗观如“浑然无迹”、强调“气象”脱离不了当时的诗学风尚。之后的上师大本《唐人试帖》墨批与毛氏评解比试律诗观有所发展,体现出重视自然与关合应试的矛盾;乾隆时期纪昀之《唐人试律说》则更强调合乎“法度”和“切”题。这显示出康熙末期至乾隆早期试律诗学观由空灵到质实的倾向。一方面,清代试律诗学的成熟过程有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从毛奇龄到纪昀,清代试律诗学也与清代古典诗学的发展密切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