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

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否定了哲学自身内在的规定性,以期实现由自由意识到实践力量的转化,从而充分肯定了实践力量的革命性。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的命题,又内在地与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哲学”与“实现哲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以这种实践力量来“消灭哲学”使“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来“实现哲学”。同时,马克思又强调必须把哲学同革命实践、无产阶级的斗争结合起来,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高度统一。马克思要求“消灭哲学”和“实现哲学”,其宗旨在于强调哲学不应满足于对世界是什么的理解与说明,而应当致力于现存世界的革命化和人的解放,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超越历史上一切旧哲学的一次深刻变革,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以“人的解放”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是“人的解放”,它既是理论更是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就是“人的解放”进程的逻辑。它们直面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在理论上创造性地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中,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分别建立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前后继承又各有区别的“三次飞跃”,形成“人的解放”进程的逻辑;其理论呼应和表达了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其实践又激发和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互统一、相互融合,生动地绘制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在一种双向建构的关系上形成良性互动;爱国主义与自强不息的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不竭动力;求真务实的精神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表现形式;团结统一的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成为众望所归;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进一步升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     

回向“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不能脱离中国的话语和实践,且必须对中国现实和中国道路做出理论上的审视与观照。通过回向“中国现实”,思考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体验结构,把握“思想中的时代”;通过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及其文化连续性做出阐释,把握“思想中的自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真意。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种学术追求、价值追求,顺着中国人的生命、生活和中华文化的特质、价值,生成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努力创造当代中国自己的哲学理论。     

生产力标准与干部“四化”方针

当前,在干部工作中,坚持以生产力标准衡量干部的实绩,正确理解生产力标准与干部“四化”方针的关系,对于做好新时期干部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甩。 一、坚持干部的革命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提。革命化是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小平同志说,现在“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是主要的政治标准。”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坚持革命化,最重要的是看他是否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就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干部革命化的标准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忠诚于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造福于人民;坚持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多作贡献;努力适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要求。     

论“文化重构”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文化重构”的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在这一不同“文化场”的转移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层面的实用理性、实践层面知识分子的治平使命、理想层面的“大同”构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唯物史观以及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点,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对之产生了心理上的认同,进而根据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构”,最终使之成为一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民族新文化.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何使19世纪欧洲工业化社会条件下产生的意识形态,成为对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非工业国有实际意义的理论体系,这历来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反复加以解决的课题。两种社会条件之间相差如此悬殊,马克思主义竟对追求国家现代化的中国革命分子产生吸引力,似乎有点反常。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了解中国革命者是如何看待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因为以正统形态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作某些发展,才能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起指导作用,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他指出,为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作用,必须使马克思主…     

法治、人治、德治之关系探析

古代“法治”、“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手段 ,服务于君主专制。现代法治精神原生于西方 ,为近现代中国所继受 ,引发出社会剧烈的矛盾、冲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 ,利用中国传统可资利用的有效资源 ,使法承载着中国人现代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 ,施行良法之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论坚持“三个不动摇”与践行“六个坚持”相统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和“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要求,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维系好和发展好“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和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必然选择。坚持“三个不动摇”与践行“六个坚持”相统一,还是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把握好和发展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然要求。     

“中国化”的现代派

中国的“新感觉派”曾经被认为是无批判地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消极影响,有着“非中国化”的缺点,受到尖锐的批评。本文试从中国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特点与文学深层结构的分析中,说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中国的新感觉派是“中国化”的现代派。     

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深化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问题的认识 ,必须着力关注邓小平理论的思维视界、本质特色和实践价值等问题 ,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 ,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科学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明确提出 ,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内涵 ,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在邓小平理论中 ,“实践主题”的明确提出源于对“生产力问题”(即“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极大关注 ,并使“生产力问题”得到提升 ;另一方面 ,“生产力问题”既导引出“实践主题” ,更深化了“实践主题”。邓小平理论在“生产力问题”上的重大创新价值 ,不仅在于强调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价值目标意义 ,更在于强调了要从实践上创造性地探索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最终标志着社会主义已经开始由最初的“理论设想型”经“经验主导型”向“科学实践型”的飞跃     

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国化的启示

巴赫金“对话”理论被移植到中国后,不断被中国化,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对巴赫金“对话”理论中国化的个案研究,能够佐证我国文艺理论家移植外国现代文论的过程中,已经有了自主和创新意识,中国的当代文艺理论研究只有中国化才能走上创新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政策的目标定位与实践效应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三农”政策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市场化和人本化目标定位。它们分别开辟了中国式农业社会主义改革和中国特色农村现代化的新道路,实现了“三农”的科学化、人本化、全面化发展。这些是我们党在探索我国“三农”事业道路上的典型成就,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时俱进的先进品质。     

“中国模式”对马克思主文中国化的作用

“中国模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和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中国模式”内容要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模式”各要素的和谐运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模式”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性的强有力的证明。     

党的十六大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代化大众化的探索与启示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主要贡献是：重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到新境界;提出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国民经济驶入又好又快发展的良性轨道;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其启示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必须坚持提高主体素质,必须坚持创新体制机制。     

“两会”机制的政治哲学意涵与理论价值探析

“两会”机制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这一机制的形成与实践有着深刻的政治哲学意涵和丰富的理论价值:“两会”机制实现了人的多样性与人民同质性的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善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两会”机制验证了国家-社会互动理论的有效性,为现代民主国家建设开辟了新的理论视野;“两会”机制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是我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生长点.     

列宁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历史经验

在领导俄国党和人民进行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列宁积累了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经验,即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基本方向,经济政策和经济策略思想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必须和实践相统一,必须坚持“两点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问题,必须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依归制定各项政策,必须尊重群众的创造力等.列宁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意义的深刻启示.     

哲学:由“对象”决定到“功能”引领

“功能”决定“对象”并引领着哲学的主题 ,这是哲学发展的趋势 ,并在当代哲学发展态势中被验证着。随着哲学的关注点由“对象”转化为“功能” ,在功能的引领下 ,现代哲学颠覆了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与僵滞体系 ,使哲学出现大分化的景观。马克思哲学的创新意义 ,是在“功能”决定“对象”的趋向中发生的。在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这一实践功能中 ,马克思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 ,从而实现了对传统以及现代哲学的超越。在当代 ,“功能”引领着哲学起舞 ,“对象”逐步成为四分五裂的“碎片”。从趋势上看 ,“功能”引领将使哲学形成特征上的“人化”、内容上的实践化、对象的现实化以及形态上的发散化等特点     

生命体验、生存感受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造——我看“新国学”的“根据”

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的设想实际上是关于现代中国文化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独立性与创造性的深刻思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面对现代中国的新问题发言,如何具有发现和解决现代中国人生存与生命问题的能力,这才是现代中国学术的真正目标,是“国学”之于现代文化的“新”。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便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必须真正返回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感受当中,并以此作为文化创造的根据。     

论“乐器人化”──现代中国器乐表现文学作品的一个配器特色

本文探讨中国器乐在配器上的一个特色——“乐器人化”。这一特色表现为两方面：一为类比，二为借鉴。前者探讨乐器与人的关系，提出”乐器＝人”的命题；后者探讨“洋”与“中”的关系，核心是“洋为中用”。尤其后者，为中国文艺提供了新信息，这一特色的深层文化因素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戏曲的“角色化”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