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中国东、西部经济增长的研究

研究表明,FDI是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本文首先对中国东、西部经济增长以及各自利用FDI的现状进行了对比研究,然后就FDI对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文章显示,FDI有效地促进了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增长,然而FDI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中国东、西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扩大。最后,文章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西部扩大利用FDI,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的政策选择和主要措施。     

中国古代夷夏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夷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文化的演变紧密相联。据林惠祥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远古诸部落之间由于长期不断的争战,逐渐形成了许多民族,并把这些民族概括为华夏、东夷、荆吴、百越、东胡、肃慎、匈奴、突厥、蒙古、氐、羌、藏、苗瑶、罗缅等16系。华夏族在中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农耕经济下先进的农业文明,与其他民族远离中原和游牧经济下落后的游牧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华夏族率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夏的建立,确立了华夏族在诸民族中的统治地位,标志着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初步形成。此后,用华夏文化中心观作为判断和处理夷、夏之间关系的标准,产生了夷夏文化观念。夷夏文化观念包含着两个基本内容:一是确定了以华夏族利益为准则来处理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原则,二是确立了华夏     

从“柳条沟”到“芦沟桥”——浅论经济危机与日本全面侵华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最严重后果是东、西方形成两个战争策源地。而东方战争策源地形成的标志,就是1931年日本以“柳条沟事件”为开端武装侵略中国的东北。这一点已为人所共认,似无再加讨论之必要。然而至今很少有人把“芦沟桥事件”也和经济危机相联系起来,似乎到1937年,三十年代初期那场经济大危机已成过去,不再有所关联了。日本和西方某些史学家至今仍然断言,“芦沟桥事件”完全不同于“柳条沟”,它只是一次偶然的事故,却不幸被酿成一场全面的战争。①笔者认为,芦沟桥事件完全是柳条沟事件的发展和继续,是日本国内持续的经济、政治危机的产物,也是东     

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

宋、金对峙时期,双方都以华夏正统自居。南宋一方,由于遭到金的侵略,退处半壁江山,因而爱国主义高涨。而在金朝内部,伴随着整体性汉化的趋势,同时因为证明其统治中原地区合法性的需要,也产生了“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这种思想意识在金代文学中有着系统而鲜明的表现。金代文学表现“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熙宗、海陵二朝,汉化的开展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催生了华夏正统意识,这种意识一产生,便在诗文作品中有所表现;二、世宗、章宗二朝,汉化的完成和“文治”盛世的出现,使得华夏正统意识空前高涨,甚至出现了自居华夏正统而视南宋为“蛮”、“夷”的极端思想,这些思想意识在当时的代表性作家那里有鲜明的反映;三、卫绍王、宣宗、熙宗三朝,由于中原地区受蒙古、南宋的双向进攻,金人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不弱反强,在亡国之际大放光芒。这种光芒投射到了元好问等一批金末文学家的反映沧桑之变的作品里,而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更表明金人的这种思想意识已经得以升华。这种思想意识最终为南宋遗民所认同。     

先秦至唐朝时期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初论

本文所说的中华民族,是指1911—1949年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文章认为,“中华”作为民族名称最初专指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作为国名则最早也是专指华夏族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带的“中国”。当时长江中游地带的楚族不在华夏族的范围内,长江下游的吴、越人也不曾入华夏族之列,更边远的其他民族群体也都不是华夏族。公元前3世纪末叶之后,秦朝和汉朝先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原来的华夏族为核心,形成了汉族;以原来中原地区的“中国”为基础,扩大了统治的范围,把非汉族的其他兄弟民族都包括了进去,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此大家庭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经常出现分裂,国家的统一还是分裂,与当时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华夏高台建筑看藏羌古碉的起源

藏羌古碉是四川西北部高原地区的先民高超石砌技艺的结晶,华夏高台建筑则是华夏地区人民勤劳和智慧的象征,二者都属于中国古老的高层建筑文化,起源有相似之处,华夏高台建筑为我们了解藏羌古碉的起源提供了一把钥匙.由于华夏高台建筑已没有实物存在,现存的藏羌古碉又成了了解华夏高台建筑的实物标本.     

华夏神话与中国幻想类电影的“想象力消费”

华夏神话是中国文艺创作的精神胎记和灵感触媒,是中国幻想类电影“想象力消费”的原型母题和创意基因。中国幻想类电影不同程度地烙上了华夏神话色彩。一方面借助华夏神话中的人象、物象原型符号,以熟悉的传播仪式唤起华夏儿女诸如农耕意识、恋土情结、侠义精神、天人合一观念的集体无意识;另一方面又深耕“通变”之理,响应时代精神号召,带领大众进入“想象力消费”的文化艺术场域,让华夏神话的文化元素获得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华夏”刍议——兼谈“炎黄”应为“黄炎”说

“华夏”、“炎黄”这两个名称差不多天天在人们的口头上或文字中出现,然而究其原由,却不甚了了,这不能不令人遗憾.在我看来,“华夏”中的“华”,就是“夏”,“夏”也就是“华”;“夏”是取之于夏、商、周三代中的“夏朝”,本义是华美的意思;“华”、“夏”二字义通.“华夏”主要是指夏、商、周三代王族和近亲宗室贵族等各级统治者控制的大小“宗国”和庶民.秦、汉大一统以后,“华夏”便成了封建王朝及其地域的代名词,与“中国”有着相同的含义,时或也指“汉民族”.今天的中国称“华夏”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及其现代启示

中西文化的冲突自利玛窦登陆中国就开始了,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观在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还没有充分展露的前现代世界可保统治者“安然无恙”。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血与火的扩张、征服、殖民,使华夏中心主义观在回应现代性挑战中步步退守,从器物文化退到制度文化,最后据守观念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整合的经验和教训无疑给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以深刻启示。     

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宅兹中国”——习近平文化思想根脉溯源

人类文明新形态显现“宅兹中国”的价值底蕴。因循历史的轴线溯源而上,“宅兹中国”的“中国”契合人类文明形态的生成逻辑,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精神体魄和独特形态。“宅兹中国”取义“天下之中”,经由华夏古老文明智慧与华夏先民国家理念演变而来,造就了“中国—华夏—天下”的文明脉络。千年实践沉淀为文明形态及其成果,映现着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存续与革故鼎新。面对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共存和竞争的现实境遇,人类文明新形态延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向度,不仅关联人类文明的内在规定性、整体协调性、外在多样性、未来前瞻性,而且开辟出中华文明整体性建构的理论新赛道。     

论中国历史上“正闰观”的文化意蕴

所谓“正闰观”,本质上是指族姓统治的合法性.一般说来,在华夏族内,获得了政权的家族也就获得了“正统”的地位;在华夏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炎黄子孙”即华夏族的政权是“正统”,非华夏族的政权(也包括那些征服了华夏族的政权)是“闰统”,是僭伪而应予以闰除的,至少理论上如此.     

卷首语

大哲冯友兰先生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淡漠“民族”而习语“天下”；中国人观念中缺乏民族主义，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但，这天下、这世界，是由中国文化圈定的。用一句时尚词语说，这里通行的游戏规则是由中国文化制定并主宰，于是便有了“华夏”与“夷狄”之分。居“中央之国”的华夏是天下惟一的文明所在，而东之九夷、北之八狄、西之七戎、南之六蛮皆不过嗷嗷以待华夏礼仪文明哺乳的群落，华夏文明化成天下天经地义；而更要紧的是，“化”或“不化”才是夏夷分别的尺标，化者夷则夏之，不化者夏则夷之。由此才见出孔夫子…     

华夏族群形成的重要阶段:西周初年的"夏"

学术界对西周初年文献中的“夏”字一直有不同的理解。本文考释《尚书》、《诗经》诸文献 ,认为“夏”意指王族身份。“夏”概念表明周初人意识到有一个超越具体王国之上的王族圈子存在 ,这种王族圈意识与周初天授王权的宗教观是相互关联的。周初“夏”概念还不能代表华夏观念 ,但它标志华夏融合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中国早期方位观及其美学意识

传统的中国美学研究往往将其研究对象限定于美和艺术,但在中国古代,空间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美学问题,尤其是其中的方位。方位观念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人对空间的物理性认知,更是一种具备美学特性的空间规划。以早期中国“六合”的空间模式建构为例：它将人置于空间中央,由此诞生的华夏地理就成为一种经验性的人化空间,而并非纯粹的客观地理,这种非客观性恰恰为美学的发生提供了契机。从上、下的建构到四方的展开,方位承载了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空间想象。这一空间想象及方位建构在农耕文明紧密的人地关系促使下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方位共识,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稳定的归属感,最终涉及的是一个如何建构精神家园的“安居”问题。总之,空间方位不仅关乎物理,更关乎人文、关乎审美,它发源于感性,又从感性活动升发至价值观念甚至哲学思辨,为早期华夏文明的建构开出了一条独特的美学路径。     

陶器之道,开天辟地（下）——上古四千年伏羲族历法史

本文为“伏羲学”系列论文之一。作者运用遗传学、考古学、文献学三重讧据,论证了上古华夏区域四大族群的不同文化特征：西部伏羲族是唯一的彩陶族,东部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是三支玉器族。进而根据百年考古出土的大量彩陶纹样,论证了公元前6000年伏羲族在祖地甘肃天水大地湾历法“开天”,伏羲支族在先仰韶一仰韶一龙山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东扩“辟地”,伏羲族历法和彩陶随之东传到东部三支玉器族。龙山末期（公元前2000年）黄帝族南下入主中原,征服伏羲族、东夷族、南蛮族,建立夏朝。     

论郑和下西洋与东西交往及东南亚地区的繁荣稳定

<正> 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远洋航行史上的空前壮举,是震憾了当时东西方的伟大事件,它对当时中国,并对亚洲、非洲,乃至东西方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历史意义.本文,仅就郑和下西洋在东西方交往和东南亚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问题加以探讨.郑和下西洋是适应了当时东西方交往的需求郑和下西洋,是明代初期海外政策变化中的产物,自从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一变过去洪武年间的禁海政策,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对外方针,从而把中国和亚非各国的海上交往推向了新的高峰.如果说成祖朱棣不愧是具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封     

“东女真”与“西女真”

“东女真”与“西女真”,是高丽人的称呼。《高丽史》称居住在高丽东北方的女真人为东女真或东北女真,亦称东蕃;称居住在高丽西北方的女真人为西女真或西北女真,亦称西蕃或西北蕃。有时还将两者统称为北狄或北蕃。无论“东女真”还是“西女真”,他们长期与高丽相毗邻,关系较密切。然而,就在高丽王国存在时期(918—1392年),这些女真部落就先后归附了中国的辽、金、元王朝,并成为这三个王朝的组成部分。本文拟就辽朝时期(916—1125年)“东女真”与“西女真”的来源、分布及其归属等,作一番考察和探讨。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起点的若干思考

华夏———汉民族(即多数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中国少数民族”是相对于华夏———汉民族(即多数民族)并存并立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在作为“多数民族”的华夏———汉民族共同体未形成前,无所谓“少数民族”。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司马迁“北有强胡,南有大汉”的分野观念,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起点。     

论汉语组合

一、直接组合与关联组合 张志公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组合》一章指出,汉语的组合方式有两种——直接组合与关联组合。前者产生的关系主要有“联合”、“修饰”、“陈述”、“支配”、“补充”等,后者产生的关系主要有并列、承接、递进、选择、转折、因果、假设等。该书还建立了“关联词组”的概念。这一切,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但如果从另一角度比较一下直接组合中的“联合词组”和关联组合中的并列词组,觉得二者似乎也无本质的不同。因为“联合词组”同其他关联词组一样,都是词的“外部”组合,而直接组合则是词的“内部”组合。关联组合联合不同的个体,直接组合则把“元素”组成个体。如果把“联合词组”归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与“和”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在“华夏中心说”的思想基础上追求“和”的矛盾体,它经历了由人与人的交往规范到国家内部制度,再到国与国的交往规则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母体就是古代“宗藩外交”中所体现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既摈弃了“华夏中心”的理念,又继承了和发展“和”的外交思想,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软实力,并结出了丰硕的外交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