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20世纪初,清未修律运动引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大论战——礼法之争,对晚清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分别阐述了礼法之争的背景、过程与性质,揭示了礼法之争是在法制近代化历程中的激进主义与渐进主义改革之争,最后阐明了其对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中处理本土与外来文化关系问题的重大借鉴意义.     

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论争"管窥礼法关系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法律改革。这一时期,也是礼法之间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修订的刑律是否应继续纳入传统封建礼教的规范,这场争论就是著名的“礼法论争”。礼法论争不仅反映了外来的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法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对清末修律中“礼法论争”这一具体史实的分析,回溯礼的产生及礼法关系的演变过程,启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依托,在借鉴西方法制经验的同时,中国应当走民族化、中国式的道路。     

先秦及西汉的礼法之争

作为一种统治原则的论争,晚清的礼法之争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在先秦及西汉时期就存在着类似的争论。一是封建制度酝酿与确立时期———春秋战国的儒法之争,一是封建制度调整与修正时期的西汉的盐铁会议。这两次礼法之争与清末的礼法之争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同时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礼与法矛盾演译逻辑线索上的重要环节。     

清末礼法之争述评

清末礼法之争是清末修律中法理派与礼教派之间的一些争论,这次争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围绕"存留养亲"、"亲亲相隐"、"无夫奸"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主张去除以三纲五常为最高指导原则的传统法律体系及理念,大力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和体系,为中国法律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试析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的力量对比

对于清末修律时爆发的礼法之争 ,以前的论者多以为体现了礼教派的强大和法理派的软弱。作者从奕匡力和他主持的宪政编查馆入手 ,对礼法之争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指出历史的事实并非如此。法理派并不是势单力孤 ,清政府也不是礼教派的坚强后盾 ,礼教派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并未取胜 ,法理派也根本谈不上言败。鉴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在礼法之争中迈出的 ,因此对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作出新的认识与评价。     

论荀子“隆礼至法”的礼法观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荀子的人性论是其礼法观的理论基础 ,其礼法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就是在强调“礼”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 ,也不忽略“法”的作用 ,即其主张礼法并重———“隆礼至法” ,荀子的这种礼法并重的礼法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重要关系 ,特别是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关系 ,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     

清末礼法分离的社会动因和文化动因新探

礼法合一是传统中国法律区别于近代法律的最显著特征。然而在清末，礼法合一的传统法律实现了向礼法分离的近代法律的过渡，１９１０年清政府颁布的《大清新刑律》乃是这一过渡带的分水岭。它不仅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导致清末礼法分离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以往学界同仁从外来因素中剖析的居多。笔者感到，分析清末礼法分离的根本动因，不能避开中国本土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因此，本文试图避开纯法学的研究方法，改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主要提出了如下两则观点：第一，清末社会生活方式的剧变及其对传统札法规范的冲击，是导致礼法分离的社会动因或物质动因；第二，基于社会动因基础上的文化生活的演变和乡土观念的更新，是导致礼法分离的文化动因或精神动因。结论认为，没有清末中国本土的社会和文化动因的影响，礼、法就不能有效地分离，外来因素对礼法分离只起了催化剂作用。     

清末修律与中国近代民刑事法典的编纂

清末修律活动与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是清末修律的直接诱因和催化剂.清末修律是在政府推进下的自上而下的法律的全方位改革,受到西方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很大.清末修律过程中东西方法律精神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始终进行着,其经验和教训是我们法制建设的宝贵财富.     

清末修律与中国近代民刑事法典法的编纂

清末维律活动与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同时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是清末修律的直接诱因和催化剂。清末修律是在政府推进下的自上而下的法律的全方位改革，受到西方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很大，清末修律过程中东西方法精神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和交融始终进行着，其经验和教训是我们法制建设的宝贵财富。     

用辩证否定观看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融中的“体用之争”

在近现代史上,中西方文化不断地相互冲突与交融,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体用之争”,这些“体用之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过一定的影响,如何评价这些“体用之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分析“体用之争”,找出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能为我国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给予理论指导。     

如何理解和筹建中国现代诠释学

中国现代诠释学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诠释之道。它将以中国古典诠释学即传统的诠释之道为基础,充分吸收与借鉴西方现代诠释学,同时包含存在论、实践智慧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既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又具有普遍性和现代性。我们应当开始尝试中国现代诠释学的理论建构,自觉地从诠释学角度回应我国当前的“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     

论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

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有两次大的礼法之争。第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时隔两千多年以后,在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朝末年,法律思想领域中再一次出现了大的礼法之争。两次礼法之争,虽然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但它们都对中国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对于前者评论颇多,而对于后者的论述却很少。因此,本文拟就第二次大的礼法之争,谈一点肤浅的看法。     

罗马天主教会与中国礼仪之争

历时三百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破坏了17－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好局面．本文依据旧金山大学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礼仪之争国际研讨会整理的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要文件一百篇，探讨发生这场大争论的深层原因：罗马教廷以“文化至尊”自居来禁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几千年的维系纽带，必然会发生激烈的文化碰撞，这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惨痛教训，不同质的多元文化间的对话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文化至尊”的观念是万万不可取的。     

论西方传统社会对中国法律的误读——以西方比较法学研究为视角

在西方主流比较法学文献和法学研究中,都将西方法律作为正统,摆在主导地位上。从人类社会法治文明的进程来看,中华文明五千年之久延续不断,朝代盛衰更替,法制持续发展。但大多西方学者认为,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占主导地位,并且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特征明显。实际上,中国法律在传统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显然是西方传统观点对中国法律地位存在认识偏差。西方社会对中国礼法结合的法治文化少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法治模式理解不透彻。中国法律只有面向现实与未来加快发展才能消除西方误读。因此,中国应该重视通过比较法学研究,不断提升法制建设的自主性和独创性,重视对内积极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对外重视"加强互信协作、促进安全稳定"的能力,不断提升中国法律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晚清传教士与中国"资治"日本法律之简论

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采取多种途径,大力输入和传播日本等西方国家文明的法律思想,为清末法律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因而传教士是晚清时期“资治”日本法律文化的重要桥梁。     

晚清传教士与中国“资治”日本法律之简论

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采取多种途径,大力输入和传播日本等西方国家文明的法律思想,为清末法律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因而传教士是晚清时期“资治”日本法律文化的重要桥梁。     

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学衡派反对废除文言, 但不排斥白话; 反对文学革命, 但不反对改良文学; 反对新文化派所输入的西方文化, 但并不反对吸收外来文化; 反对废除礼教, 但并不反对改良风俗。学衡派与新文化派之间的思想论争, 本质上不是进步与反动、激进与保守之争, 而是一种文化观念之争, 也即是一种“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争。这种论争反映出不同派别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出路的不同选择     

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论纲

探讨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的相互关系,能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和山西地方法律史以及晋商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该文通过讨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视野中“商”的观念,以及“礼法秩序”影响下的山西商人,认为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的法律文化是影响晋商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传统文化在商业社会中的命运

作者在(台北)《中国论坛》第32卷11期上发表文章认为,传统文化与商业社会的冲突由来已久,在社会学家或文化史家看来,这是两种社会价值或两种文明的对抗。在西方,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欧洲市镇跨入历史的年代。斯宾格勒用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来描述这种冲突的早期模式。他认为精神上由乡村所形成的文化,人类被他的创造物、城市所掌握,所占有了,而且变成了城市的俘虏,成了它的执行工具,最后成为它的牺牲品。尽管如此,西方的现代社会毕竟是从传统社会脱胎而来,与传统保持着天然的联系。在后工业时代,传统与现代经渭分明。现代商业社会自觉充当传统的保护神,“传统”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存贮于商业社会的僻静的角落。然而,在中国,“传统”与“现代”之争被打入“中西之争”的楔子,现代商业社会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熏陶教化的产物,而不是传统自然进化的结果。因此,传统与商业社会的对立和冲突要尖锐得多。     

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中国传统儿童价值观教育历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容体系。这一体系中有积极、合理的成份,也存在消极、糟粕的东西,这为清末民初中小学传统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条件。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背景下,传承了“以孝为先”“忠恕之道”及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传统价值观教育优良传统,也摒弃了愚忠、愚孝的腐朽教育内容,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公义、公德、权利平等、遵守法律等德育元素。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一方面深受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的影响,当新的价值观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时,传统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动,而文化异动与价值观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此外,近代先进思想家、教育家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理念的反思以及对西方道德与文化的审视也推动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